当人有了立场之后,真相就不再重要。
上一篇《根本智》讲到了是非善恶二元对立的现象,从哲学上揭示了这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世界观是多么的幼稚可笑。但我们必须直面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都陷入了二元论中,哪怕是旁观二狗争翔,看客们也得分出个正义邪恶来,即便是平时看起来颇有几分聪明的人也不能免俗。
虽然说人类的平均智商一直在持续下滑中,虽然说人类的认知比古代大幅衰退,但毕竟智商这玩意儿是呈正态分布的,单单用弱智这一个理由,是不足以解释如此大面积的愚蠢的。
更重要的分歧,在于天道与人道的区别。天之道,乃自然之道,入天道,需以无我之心境,客观之立场,事实之准绳,去不断体察方方面面的因素,找到事物的运行规律。人之道,乃博弈之道,你输就是我赢,你得就是我失,事实本身从来都不重要,大部分傻瓜认为什么是事实却很重要。正如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世上也本没有东西值钱,只要大部分傻子认为某物值钱,某物就会真的值钱。
以系统论的眼光来看:天之道是负反馈系统,偏移总会回归,震荡不断衰减,长期趋于稳定,所以颠扑不破;而人之道却是正反馈系统,追涨杀跌、捧高踩低、党同伐异,所以必然不稳定,总是不断崩溃洗牌。所以《道德经》有云: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天何言哉?因其有知,所以无言,唯有太上忘情。
圣人之道,等而下之,述而不作,随缘说法,不立文字,故不落窠臼。
俗人之道,患得患失,善善恶恶,目迷五色,五蕴炽烈,演绎了这许多恩怨情仇。
成人安静而婴儿吵闹,无他,无知所以欲言,认知越是浅薄的人,表达欲望越强,这是世间的通例。所以说,归根结底,明公也只是个无知之徒罢了,真有知,也就不说了。
在古代,有修养有地位的人是极少批评他人的,特别是不会主动去说三道四,只有关系极其亲厚的人才能获得他们偶尔的批评建议,比如子侄学生或至交好友。所以古话才会讲闻过则喜、益者三友、为政不在多言、巧言令色者鲜矣仁、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等等,而公开面向群氓的煽动性言论一般都会被视为妖言惑众。
现如今,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非常轻率轻佻地评论他人,而其中99%以上又都是攻击性的言论,人群对立、社会撕裂因此越来越严重。而不幸的是,始作俑者却往往能获得巨大的流量,从而获得经济或政治上的成功,于是就愈发加重了这种趋势。
这种风气上的彻底反转,源自社会运行规律的根本性变化,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获得方式,与前现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完全相反。
在传统社会,要获得成功基本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把事情做好:你要当官,你就得把书读好并通过科考;你要升官,你就得治理出实绩并通过功考;你要发财,你就得把货物由丰富而廉价的地方平安运送到稀缺而昂贵的地方;你要发大财,你就得发明、生产或垄断某种社会渴求但别人一时半会儿搞不出来的重要商品。
在现代社会,要获得成功基本也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管理好他人的预期:你想当官,你能干什么或者干过什么丝毫都不重要,让上级领导或者选民相信你将能当好这个官才是最重要的;你想发财,你的产品和服务如何以及企业能不能实现盈利丝毫都不重要,让投资人认为你的企业将会成功才是最重要的。流量和眼球的重要性显著压倒了品质和实干的重要性,善于表演、善于吹嘘、善于狡辩才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成功要素,而实干家只配给别人打工。
某个顶级大人物的成功学中体现了两点:第一,你应当永远将自己包装成成功者;The second,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而他本人也将这两点做到了极致,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请注意,成功的标准永远是论人不论事的,古今中外,事情失败但个人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反之亦然,因为事情是大家的,而利益是自己的。在事情尚可为的时候,拼命揽功摘桃诿过甩锅,是一种成功;在事情已不可为的时候,携巨款平安落地退隐江湖,也是一种成功。
在现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聪明人很难获得巨大的成功,因为他们既不够聪明,也不够愚蠢,正如一般人很难成为群猪之王。一个人如果想要获得巨大成功,即成为群猪之王,理论上有两条可选路径:
一条简单的路径,是向下,主动降智,首先将自己当作一头猪,并彻底融入猪群当中,但你又比别的猪聪明那么一点点,所以你能充分理解并调动猪群,所以你就成了王。不疯魔不成活,在这个游戏中适当降智是核心,既不能降智太多真的成了一头普通猪,也不能降得不够,那样的话你就阳春白雪无猪问津了。
另一条路径就困难得多了,你得建一个猪圈并捕获足够数量的猪,不管是强捕还是诱捕。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今天猪圈并不稀罕,那是因为人类的若干代先祖已经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如果你一个人面对一大群野猪还能运营起来一个猪圈,那么你的能力绝对是亿中无一的水平。
这两条路,前者是时势造英雄,后者是英雄造时势,前者虽然少见,但任何猪群中也总会至少有一个,后者则是真正的凤毛麟角,不世出。
世道何以至此?
两个原因,政制的变迁和金融的引入。
但在分析这两个原因之前,我想先讲讲另一对更加基本的概念,那就是判断和希望。
在前现代社会,判断和希望是两个界限非常清楚的不同概念:比如亲友重伤重病,你很希望他能活,但判断他会死,这两者并不矛盾;你的儿子要和聂卫平下围棋或者和泰森打拳击,你希望他能赢,但判断他会输,这也没有任何违和;更典型而真实的例子是,国家面临复杂混乱的局面时,忠臣希望国运长久,但判断有亡国之危,所以拼命劝谏君王,主流社会从来不会因为臣子提到亡国的危险而斥责他们唱空,反而会赞誉他们的忠诚与胆量。基于事实的批评历来被认为是宝贵而必要的,因为我希望你成功而不是失败,所以我才斗胆指出你的问题和不足,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这是最基本的古典逻辑。
但在现代社会,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批评这种行为,无论是否基于事实,无论是直接还是温和,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一律会被视为高度的敌意行为,而且在东西方都是如此。同一个阵营的人绝对不应该有丝毫不同的意见,否则就会被视为唱空、唱衰、挑衅甚至反叛,赞美成了忠诚拥护的唯一标准。夸张而高调的赞美在古代一定会被视为奸佞小人的阿谀逢迎,但在现代社会却成为了忠诚与爱的典型标志,人人皆如此行事,身居高位者尤甚,大众则习以为常。
这种转变是有深刻的原因的,甚至有某种必然性,或许这就是熵增定律在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方式吧。
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一旦你对形势作出某种判断,世人就会认为这是你所希望的局面?而不是像古代那样,认为这是你所希望避免的局面?
金融市场的赌博性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比如,你根据形势判断本国会面临巨大的战争风险,在古代,没有金融市场,甚至商品流通市场都不发达,普通人并没有太多事情可做,所以一般都不会期待战争及其后果。但在现代,金融市场的存在,让你可以买军工股,可以做多石油、粮食等物资期货,甚至可以做空航空、航运、保险、外贸等方面的股票,或者直接做空本币及本国国债。当你的仓位建立之后,你的心态瞬间就发生了变化,你就由担忧战争爆发的升斗小民,摇身变成了期待战争早日爆发的战争贩子。
这种例子可以有很多。
比如你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在上场之前却收到了匿名寄来的大额押注本队输球的彩票,在看到这张彩票的一瞬间,你就注定成为叛徒,除非你直接上交,同时也把成为叛徒的机会上交给了教练、领队甚至球会老板。千万不要跟我说什么荣誉感和职业道德,或许你自认为是个正直的人,不会故意踢假球,但是彩票的意义不在于让你故意输球,而是让你不那么努力地去赢球。当你拼到油尽灯枯需要靠最后一口气顶上去的时候,当你面临一个可能会使你致伤致残的剧烈冲撞的时候,这张彩票就会成为你心中的一根刺——你一定不会像完全没有这张彩票时那样英勇和决绝。不要否认,这就是人性,甚至球队的教练、老板都会这样,只要这张彩票足够大,他们也会考虑在球队面临误判时放弃争论和申诉,诸如此类。
比如你此生最挚爱的人面临重伤重病濒死的局面,你当然是全心全意希望他/她活过来、好起来,甚至不惜为此倾家荡产或者自己捐一个零件,但是,如果这时候你收到一份大额的人寿保险保单呢?受益人是你,而金额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天文数字,完全足够你重新开始一段最美满的人生……不要跟我争辩你的心会不会动摇,语言毫无意义,如果你能第一时间直接把保单撕掉,我敬你是个人物。
比如你的地方发生了一起空难,数百人惨死,如果你是个普通正常人,你会感到一丝悲伤、感叹人生的无常,就算冷漠之人,顶多也只是无感。但是,如果你恰好持有该航空公司或相关保险公司的大量空头仓位呢?不用回答我,扪心自问即可。
便捷的金融工具的存在,使得你的判断成为了你的希望。因为,有了判断你就会去投资,有了投资你就建立了新的希望,这个新的希望并不是你原本希望的方向,人性因此而扭曲。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宗教和传统文化禁止赌博的原因,因为赌博是人心的毒药。
作为一个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我当然充分理解金融系统甚至做空工具对现代经济的积极作用,也不会简单呼吁禁止此类赌博,我要展示给你的,是世界的复杂和人性的脆弱。
在金融之外,还有政治。
在古代,高层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从来都不是他们的能力,而是他们的法统与血统,所以臣子指出君王的错误和不足时,所有明事理的人都会合理认为,臣子是出于善意,是希望君王做得更好江山更稳固,此所谓忠臣。即便中底层官员要看绩效,也是看数字体现的客观绩效,比如人口、财政、治安,绝少有领导会关注下属的名望和口碑,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希望下属在人民中有太好的口碑,只要没有太多恶评即可,养望的官员反而会激发君王的猜忌。
在现代,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从根本上来讲是基于主观印象的,区别无非在于,是有人事决策权的领导的印象,还是有票票的普通民众的印象,而印象的最主要成分,就是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其能力的主观预期。在这种格局下,对任何领导的任何批评,都会直接转化为一个鲜明的解读——你的能力根本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在现代社会,善意的批评、建设性的意见这两个概念是根本不成立的,即便你主观上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也一定会被绝大多数人解读为恶意的、破坏性的。
党争的存在进一步恶化了局面,因为他们存在的基本意义就在于获得执政权,所以如果在朝的执政党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你认为在野的反对党是会出于国家利益而希望他成功呢?还是出于党派利益而希望他失败呢?更根本地讲,你认为在任何一名政客的心中,是获得和保持权力重要呢,还是国家安定繁荣富强更重要呢?更极端的问题是,如果你发现某人比你自己更加适合一个重要岗位,你会像鲍叔牙举荐管仲一样,主动退位让贤吗?还是你就如此坚定地相信,在全球几十亿人中,你就是那个最适合该岗位的天选之子?所有的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人心、人性,也是人类大部分悲剧的起源。
我身在海外,其实很多感慨都是来自于西方的混乱现状,请不要胡乱对标。即便是对于西方,我也无意批评某个具体的党派或具体的人物,因为这根本不是党派或个人的问题,这是系统的问题。我家乡俗话讲,“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一样)”,体系如此,任何一个忧国忧民的政坛新星、青年才俊,终归也不过是重复屠龙少年的故事罢了。我更不会认为选民们选对或选错了某派或某人,其实只要选择,就一定错误,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这也是“政治”这个词汇的起源)说,抽签制是民主制,而选举制是寡头制。我只能说,出道即巅峰,人类这个低智商物种,政制发展了两千年,也没有超过希腊罗马或者唐宋的水平,只不过靠着一群无知无耻文人来粉饰讴歌,所谓见地与著述,无非是慕强的颤抖与分泌物罢了。
关于制度,本来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系统性阐述,并且全部是前人所未发,但此类题材天然敏感,只能以后尝试着以抽象的方式来描述一下。比如普遍票选,起源于军事民主,普及于大陆军加大工业的客观需求,有其显著优势,更有巨大局限,目前bug日益显著,迫切需要根本性系统性的改良……
简单回归本文主题,世事本无是非对错,二元对立是反自然、不客观的,综合包容的系统观才是正解。但人类社会人造的规则的确塑造了典型而强大的二元对赌格局,在这场人斗人的游戏中,非此即彼是基本规则,普通人只能按规则来站队、博傻与投机。理性中立客观在这个世界基本没有容身之处,所谓高手全部都是博傻和庞氏的高手,但世间最难是收手……
夜已深,渐渐不知所云,推荐两个读物吧。
一是《金刚经》,这是真正睿智救世的经典,想简单涉猎的,可以看看明公之前的老文《金刚经的智慧》。
二是“缠师”的《枯木龙吟照大千》系列博文,最近读来,颇为有趣,认知高绝,诗词甚妙,关键是,还有很多教人投资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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