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与德国经济起飞的异同比较：繁荣都是相似的，萧条和贫困各有各的作死原因
军事上被击败之后，德国在经济上、社会上、道德上和政治上都处于低点。
“一切归零（Stunde Null）”。
约700万德国人在战争和被驱逐中丧生。
德国城市被夷为平地。
战后不久，许多德国人经历了饥荒。
失业率很高。
货币功能失调，通货膨胀，并辅之以价格管制，驱使人们进入黑市和实物交换经济。
受压制的通胀面临恶性通胀的风险。
盟国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纳粹的管制和命令经济。
食物和消费品是通过食物券配给的。
工资和物价上有行政封顶，原材料被集中管理，外贸受到管控。
然后，路德维希·艾哈德时刻敲响了。
秩序自由主义者（ordoliberal）路德维希·艾哈德受到过奥地利学派的间接影响。
战后，他参与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朋友阿道夫·韦伯（Adolf Weber）的私人研讨会。
艾哈德还与秩序自由主义者威廉·罗普克有私谊，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普克曾是米塞斯在日内瓦国际关系学院的同事。
罗普克和秩序自由主义者沃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都与哈耶克走得很近。
1948年3月，路德维希·艾哈德被任命为联合经济区（United Economic Area，又名Bizone，即二战后英美联合占领的德国区域，也就是后来的联邦德国）经济部长。
1948年6月20日，周日，艾哈德宣布了一项通货和经济改革。
通货改革是盟国计划的，包括引入德国马克和一种有独立央行和法律上禁止预算赤字的新货币体系。
通货改革减少了迫在眉睫的货币积压（overhang）。
在之前没有咨询盟国，甚至没有要求它们支持的情况下，当天，路德维希·艾哈德还通过电台宣布放弃价格管制。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堪称传奇。
一夜之间，店铺的橱窗挤满了人。
德国经济奇迹的启动信号出现了。
艾哈德正确地估计到，占领军的官僚机构周日不上班。
但是周一他受到了批评，说他未经授权擅自行动。
基于他自己的权力，他是不允许改变盟国的监管条例的。
艾哈德回复道，他没有改变监管条例，而是废除了它们。
美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向艾哈德解释道，他的顾问告诉他，艾哈德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艾哈德回复道，克莱不应该相信他的顾问，而且艾哈德的顾问也跟艾哈德说，克莱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取消了90%的价格条例，而且还伴之以减税和取消对外贸的限制。
此外，通货改革以德国马克取代了失能的帝国马克，抛弃了纳粹的命令经济。
休克疗法起作用了，几年时间，德国就接近了最小国家理想。
尽管如此，它并非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仍然在经济上非常活跃，甚至还有少数像联邦邮政局或联邦铁路这样的垄断公司。
一个常见的神话是，相信马歇尔计划是德国经济奇迹的原因。
事实上，1947-1955年间，获得来自马歇尔计划最多资金的国家，即英国、瑞士或瑞典，发展速度慢于收到更少资金的轴心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
由于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自由化，德国人均收入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超过了战胜国法国和英国。
1948年6-12月，在休克疗法之后，西德工业生产增长了惊人的50%。
尽管如此，一开始也出现了逆流。
取消价格管制后，出现了物价上涨和高失业率。
联邦共和国濒临破产。
在危机调整中，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了。
在1948年12月的一项调查中，70%的受访者拒绝市场经济。
有许多声音要求实行价格管制。
1949年11月12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总罢工。
它是社会紧张到达顶峰的标志（Prollius 2006, p. 82）。
自1951年以来，联邦德国持续独立发展。
二十世纪五四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是每年8%。
因此，1953年物价甚至下跌了。
随后十年，年增长率仍然接近5%。
经济增长导致人们普遍接受市场经济和整个政治秩序。
路德维希·艾哈德自己也出力甚多。
在他的改革政变之后，他以讲座、采访、文章和书籍的方式捍卫和解释他的经济政策，以及市场经济的好处。
简言之，路德维希·艾哈德卷入了文化战争。
哈维尔·米莱的阿根廷显然与此相似。
就像二战后的德国一样，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庇隆主义干预之后，阿根廷在社会上和文化上也陷入了灾难。政治体制同样缺乏合法性。
通货也失能了。
米莱上台时，阿根廷面临受压制的通货膨胀，它正在加速迈向恶性通胀。
而与艾哈德一样，米莱也受了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但是更强，更直接。
米莱比艾哈德激进，他想要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
他是一位哲学上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对他来说，国家是敌人。
与路德维希·艾哈德一样，米莱也为自己的国家开出了休克疗法的药方。
因为，正如他在自己的著作《自由主义者之路（Camino del Libertario）》（2022）中所写的那样，1952年以来，之前所有阿根廷的渐进改革结局都很糟糕。
米莱总统任期的前100天很艰难。
与二战后的德国类似，米莱成功地稳定了国家金融。
米莱通过紧缩措施，在2024年成功地实现了预算盈余。
货币有了名义锚（nominal anchor）、国家预算平衡了、通胀预期降低了。
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被避免了。
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正在改善。
阿尔伯托·费尔南德斯以高息短期负债的形式留下的定时炸弹被解除了。
米莱就职十天后，2023年12月20日发布的《必要和紧急法案（Decreto de Necesidad y Urgencia，简称DNU）》，以336项条款全面放松了监管。
阿根廷人松了一口气。
数百部法律和条例正在被废除或自由地修改。
被取消的法律有租金管制法、超市产品范围条例（超市货架管理法[西班牙语：ley gondolas]）、国家供应商保护法（国家采购法[西班牙语：compra nacional]）和观光条例。
允许航空公司提供新的航线。
糖酒行业取消了管制，银行业和矿冶业也一样。
DNU也使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得以可能。
米莱设定了将所有国有公司民营化的目标。
在阿根廷，这些法令立即生效，只要没有同时被参众两院否决，就继续有效。
2024年3月，参议院否决了DNU。
因为众议院尚未处理DNU，到本书写作时，这些法令仍然有效。
除了DNU之外，米莱的第二项重大计划是2023年12月27日推出的《阿根廷自由基础与起点法案（La Ley de Bases y Puntos de Partida para La Libertad de los Argentinos）》。
该法案必须由众议院通过才能生效。该法案的最初形式，作为一个立法包，包括664项含有解除管制和民营化内容的条款。
该立法包也缩小了国家的权力。
最重要的条款也许是实行可凌驾于任何监管之上的自由契约。
监管仅仅具有补充性质。
如果法律规定保护租户三年内不得被解租，那么，只有在缔约方没有就其他情形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这条规定。
如果他们在租约里写明，通知期限是六个月，那就适用六个月。
DNU和《基础法》加在一起，意味着超过1000项自由化措施。
超过2000项额外立法计划正在起草。
因为2025年有众议院选举。
米莱在众议院没有多数票，因此第一次提交时，《基础法案》被否决了。然而，在经过长时间协商后，2024年6月27日，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包含232个条款的削减版。
尽管国会有出于政治动机的阻碍政策，米莱在任职前100天，还是成功地减少了约30%的政府支出（按实值计算）。
他一方面是通过减少政府支出，例如减少国家雇员和部委数量；另一方面，通过调整政府支出，以降低通胀率。
这就是电锯和搅拌机。
因此，他的改革计划的实施与路德维希·艾哈德不同。
在阿根廷，米莱不能简单地实行他认为正确和为此当选的改革。
反对派在国会中有多数席位，想要阻止他获得成功。
这是在阻碍改革计划。
米莱已经宣布这些反对派是拦路虎和叛徒，要求阿根廷人在下一次选举中给他们一个教训。
在《基础法案》首次遇挫后，2024年5月25日，米莱在阿根廷科尔多瓦（Cordoba）市立法周期开启时发表演讲，向其他党派的政客提供了一个关于阿根廷未来的盟约，《五月公约（Pacto de Mayo）》。
该公约包含十个要点。
第一，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第二，有义务不接受政府赤字。
第三，将政府支出降至GDP的25%。2023年，这个比率是约36%。相比之下，德国是堪堪低于50%。
第四，广泛减税。
第五，税收简化改革。
第六，开采阿根廷矿产资源。
第七，劳动力市场改革。
第八，养老制度改革，以使其可以维系。
第九，国家架构和政治改革，使政客与民众的利益更加紧密结合。
第十，自由贸易。
该公约的前提是《基础法案》要预先通过。
《五月公约》计划在非党派基础上实行这些改革， 它的范围堪比艾哈德改革。
然而，反对派拒绝这一公约。
艾哈德的情况是，他给盟友们提供了既成事实，而米莱的情况是，连这样的盟友都没有。
艾哈德宣布废除价格管制时，不是由人民选举的。
尽管有调整危机，但是，阿根廷人选举了米莱并站在他身后。
米莱的受欢迎率坚不可摧。
前几个月的衰退和调整过程确实带来了伤害。
但是米莱在竞选期间就已经宣布了这些改革，并且因此当选。
阿根廷人理解，阿根廷的贫困发端于基什内尔主义的那数十年。
就像路德维希·艾哈德改革一样，阿根廷也出现了反改革的街头抗议。
毕竟，左翼政党和工会进行动员反对紧缩措施和改革。
衰退已经结束。
不，是出现了回升。
自2024年夏以来，阿根廷经济持续增长。
多年基什内尔主义以后，米莱只需要将自由之门打开一条缝，就能释放增长。
减少政府赤字意味着更多资源可供私营部门使用。
当然，这种调整还需要少许时间，正如路德维希·艾哈德突破危机需要时间一样。
米莱相对于艾哈德的优势是，他不像艾哈德那样，使改革与民众对立。
德国民众起初是拒绝市场经济的，只有当成果可眼见为实时，他们才能渐渐地对改革产生好感。
米莱在当选前，已经领导文化战争十年之久，而艾哈德只能在改革以后实际地努力使一般大众理解他的措施。
同时，德国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占有的GDP份额——税收和管制负担——一直持续上升。
德国在慢慢爬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进展。
这个国家产生一次新的经济奇迹，进行一场新的激进休克疗法的时机，很久之前就成熟了。
使像艾哈德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妙招得以可能的有利巧合因素不再存在。
米莱的样板仍然可行。
我们需要的是进行一场新的文化战争，让德国人更密切地接触自由理念和价值观。
米莱已经将这条道路展示给大家了。
他的营销、措辞和策略已经提供了实践性的启示。
需要一个有魅力的任务在德国复制这个过程，并帮助德国人实现新的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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