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管制与信誉

管制与信誉
——张维迎教授谈管制与放松管制之五

赵晓：你说过“法律和信誉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互补的基本机制”，市场秩序必须以信誉为基础，同时强调“对信誉的挑战来自政府”。管制与信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张维迎：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总的来说，信誉机制靠市场竞争而形成，而管制常常会阻碍这一机制的形成，甚至完全破坏这一机制。

对于市场的运作，我相信大多数批评市场的人远远低估了市场本身维护其运转的力量，特别是信誉机制的力量。好比说我们谈垄断，有自然垄断、行为垄断和法定垄断等不同类型，好多西方的管制针对的是卡特尔垄断――几个人合起来，然后订一个高的价格。

这样的垄断是不是要管制呢？现在经济学家们大多持否定立场！你不要以为有人一举起拳头来，就会打死你；更不能因为有人举起拳头来，你就一枪把他打死。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一个人想干的事和能干的事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信誉机制会约束一个具有主导市场能力的企业的行为。比如，如果这个企业销售产品的价格持续地维持在最优的垄断价格，消费者就可能对它进行惩罚，如寻求替代产品――尽管是不完美的替代，比消费者本来要买的量少，但毕竟可以此作为惩罚。所以就算是一个具有市场强力（market power）的垄断企业，它也会注意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也会自我约束。

可以这么讲，如果企业只是凭一己之力而形成的市场垄断，所能达到的结果非常有限。鲍莫尔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contestable market)”，认为市场上即使只有一个企业，但如果进入的成本不太高，这个企业的行为会表现得相当于有一个竞争对手一样。

否则，企业追求垄断行为，就会有新的进入者进入，这对它威胁更大。这也许就是西方在航空等领域放松管制的一个重要理由。

这个理论不难理解。我们看家庭中一夫一妻制其实也是一种垄断，夫妻双方彼此垄断对方。但是，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都面临着第三者插足的危险，所以“垄断”的约束并不真的那么可怕。

垄断者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情况只有在政府管制所给予的“法定垄断”下才有可能出现。因此，真正可怕的是一般的行为垄断变成了法定垄断，这时候再没有人能够挑战它。

管制正是法定垄断的根源。事实上，管制的初衷可能是限制垄断，最后的结果却是将行为垄断变成了法定垄断。这种法定垄断形成后，因为没有挑战，就成为最坏的垄断，和其他垄断不一样，没有第三方的力量能够限制它。

我有两个判断，一是管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最多的地方，原因就在于管制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用誉机制。

第二就是管制越多，越是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因为骗子贿赂成本低，只要拿到政府的批文，他就可以赚钱，而老实巴交的商人、守法诚实的商人，他们受自我约束，或者没有额外的资金去贿赂政府，反而进不了市场。所以管制多的地方，反倒是好人难进去，骗子更容易出现。

当骗子越来越多时，政府不会感觉到是因为他不该管，管的太多，反而误认为他管得还太少。这样，管制会自我强化、变本加厉，最后令信誉机制赖以形成的市场竞争无立足之地，企业信誉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赵晓：许多著名大公司都有“召回制度”，譬如英特尔，发现新推出的芯片有问题，马上全部召回。这里边不是政府管制而是信誉机制在起作用。一个药厂是生产假药对他更有利，还是建立信誉对他更有利，我想从长远看，答案是后者。

张维迎：是这样。如果没有政府管制，靠市场竞争及其信誉机制，更多更有高效率的新药完全有可能及时推出，减少的死亡人数有可能更多。

所以我这里想强调，我们经常赋予政府太大的责任，这不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在市场当中你应该是让直接的行为者去承担责任，而不要让政府承担太多的责任。

赵晓：是不是取消了管制就一定会有信誉呢？西方放松管制，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我们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

张维迎：我们现在的麻烦就在于，由于这么多年的计划经济、政府管制，市场啊信誉啊这些好东西都被消灭了，一旦放开的确有可能更乱。好比这么多年，猫都杀绝了，狗抓老鼠，现在老鼠很猖獗，你说让狗回家休息，人们就担心短期内猫也没有狗也没有，会不会全是耗子。但如果老这么拖下去的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长痛与短痛的选择。如果着眼于眼下，那就维持这个状态；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不逐渐放开，信誉机制就不会建立起来。

信誉的建立依赖于稳定的预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就象我曾经举过的栽树的例子，不是说今天这树产权归你的，你就有积极性栽树了。如果你预期明天政府就会把树收走，你仍然不会有栽树的积极性，相反你会先砍了树再说。因此，稳定预期的形成变得非常地重要，但在这个过渡阶段可能会有好多困难。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企业搞技术改造的情况。好多企业为了提高当年的利润指标，不提或少提折旧，不大搞技术改造，光拼设备。这样，当年可能上去了，但一代产品卖完后，就没有没有新的产品了，终究会败下阵来。

国外企业的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在卖第一代产品的时候，第二代就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同时着手研发第三代产品。市场秩序的建立与此类似，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考虑：谁是我们后续的市场秩序建立的生力军，谁将是我们这个市场的运营主体？

赵晓：你的话让我想起了斯蒂格利茨第一代改革、第二代改革和第三代改革的提法。企业要讲信誉，政府要不要讲信誉呢？

张维迎：政府当然也要讲信誉。但是，政府是不是讲信誉与政府的权力体制很有关系。比如，地方行政长官调度频繁，那他就不会讲信誉，或者讲信誉的积极性就不会那么大。如果地方官员呆在一个地方，他的命运跟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能就会比较讲信誉。

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外来的投资者没来之前，地方官员曾许诺许多优惠条件，但一进来之后，就关起门来打狗。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只管他任期内的事，我把钱花完了，以后没人来是后任的事。下一届别人当市长、当书记，投资者不来不关我的事。

甚至不乏这样极端的心理考虑，也就是说前任希望在他退下来后，下一任不如他，以显示出自己更能干，让大家怀念他，这样他故意把钱花完。这跟私营企业不一样，你从企业退下来后，你还有股份在里边，你当然希望企业更好。

在国外，做一个好总统，在任时讲信誉的一个约束还在于，如果你是一个好总统，退休后你到大学等场所讲演的机会就会很多，讲课费也会更高。但如果你总统当得很糟糕，那你退休之后再赚钱的机会就少多了。政府的信誉只有政府的官员有积极性去讲，才有可能逐步建立。

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是可以随便调动的，那么这时候行长们就很难考虑信誉问题。我花很大的努力为银行建立起信誉，但是过几天把我调另一个银行，我创造的信誉反而给了我的竞争对手。我何苦？

为什么贷款要抵押？它其实是可以进行事后惩罚，从而迫使你讲信誉的措施之一。如果你欺骗我，那你的抵押就没了。在古代，国王或者诸候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对方去做抵押，表明自己决不侵犯对方。

结婚交财礼也是这样，如果你悔婚约，你的财礼就白交了，这也是让你讲信誉的一个手段。就政府而言，它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资源作抵押，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法律，通过制度规则来限制自己的行为。

政府的人事制度，包括领导的任期、选人方式都会影响到政府信誉的建立。在西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政党内部的制衡以及政府内部的人事制度、任期，都对政府产生制约作用，迫使政府不得不讲信誉。

（摘自《政府管制的陷阱——张维迎教授谈管制与放松管制》，原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