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索托："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

按：安倍经济学是教训，不是经验。不能把过去一段时间日本股市的表现，视为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从而采取类似的政策。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日本最近通过的、一项名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经济政策，它是刺激经济的尝试。安倍经济学的名称来源于其发起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他得到了日本中央银行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的帮助。

安倍经济学包括什么？它包括做很多同样的事情。日本以极大的热情使用和应用了货币学家和凯恩斯主义者教科书中所载的全部货币和财政干预处方，但却一无所获。在"安倍经济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日本央行采取了更加激进、完全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非常规货币政策"并非源于美联储，而是从2011年3月开始，由日本央行率先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所有这一切都与额外的、甚至更大的、更不成比例的公共开支相结合，它导致财政赤字激增。而日本当局正是依靠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药方将日本从昏昏欲睡中拉了出来。然而，除了日元贬值带来的短期经济"改善"，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之外，颓势很快又卷土重来。总之，这些举措除了使日本经济成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之外，什么也没有取得。

日本的公共债务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0%。请记住，在欧洲，我们正在批评葡萄牙和意大利，它们的负债率在120%至135%之间，而希腊的负债率为180%。也就是说，这些重债欧洲国家的负债率仅约为日本的一半。至于日本公共账户的年度赤字，它既没有达到欧元区规定的3%，也没有达到4%或5%。日本公共账户的年度赤字为6%，而经济增长却几乎持平。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明显的经济倦怠和极度低迷的案例：利率约为零，甚至是负利率，通货膨胀率为1%，看似"充分"就业，但隐性失业率非常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持续下降。

用一个军事术语来说，日本已经耗尽了所有可用的干预弹药，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且结果适得其反，令人大失所望。能试的都试过了，却没有达到任何目标。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一事无成？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这几十年里，日本没有进行任何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经济自由化、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在各级干预令人窒息的情况下放松管制、全面减税、重组和平衡公共账户，甚至没有减少公共开支。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结果，但我今天传达的主要信息是，这种日本经济病或综合症很容易传播到其他经济体，而不再是日本独有的。换句话说，这种日本化的情况可能会在任何存在相同条件并以相同方式应对的其他经济体中出现：即任何高度僵化、没有经济灵活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企业家无法恢复必要的信心，因为他们被国家的监管、税收、干预和骚扰以及严重的货币和财政操纵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在分析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在欧盟发生之前，让我们首先进行一些分析性思考，这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可能发生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具体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对这些与日本经济疾病或经济日本化综合症有关的现象有何看法？

奥地利学派对日本经济化综合症的分析认为，恢复可持续经济繁荣的唯一途径是在各个层面促进经济自由化和自由企业。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这意味着，在非常僵化的经济体中，必须进行一些根本性的结构改革。基本上，这些改革都是微观经济性质的，都与宏观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操纵或财政支出无关。在制度高度僵化、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治家和货币当局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宏观经济操纵的困境。必要的微观经济改革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基本上，它们包括系统性地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放开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这是日本和欧盟的关键所在）；同时减少公共部门和公共开支；尽量减少补贴，改革"福利国家"，由公民个人为自己负责；最后降低给经济行为主体带来过重负担的税收，尤其是对企业利润和资本积累征收的税收。

我们必须记住，利润是引导企业家不断寻求可持续投资的信号。对利润征税的税制，系统性地扭曲了引导我们进入市场的交通信号，这不可避免地使经济计算变得混乱，并导致稀缺资源的错误配置。此外，对资本征税对工人，尤其是对最弱势的工人产生特别不利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工资取决于他们的生产率，而生产率又取决于每个工人投资良好的资本商品的累积量。因此，要刺激经济发展和提高工资，需要的是人均积累越来越多的投资良好的资本商品。如果对资本家进行骚扰，对资本征税，资本积累就会受阻，从而牺牲劳动生产率和工资。

所有这些必要的改革都有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能动效率，并营造一个能迅速恢复企业家信心的环境。在这种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中，企业家们可以发现泡沫时期犯下的投资错误，并将生产要素从错误投资的项目中大量转移到可持续的投资项目中。当然，这些新的、可持续的投资项目不是由国家、政府部门、政府官员或前辈们发现的，而只能由一支充满干劲的已恢复了信心企业家大军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现。

 如果不鼓励这些结构性改革，而是不实施任何改革，那么经济仍然会非常僵化，唯一采取的行动（如日本的情况）是大量注入货币供应、将利率降至零和增加公共开支，这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两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总是弄巧成拙，换句话说，它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因此不可能产生任何预期结果。其次，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像一剂真正的毒品，阻碍了任何政治和制度激励因素来启动、支持和完成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意识到，这一点直接适用于我们欧洲，尤其是如果我们还记得欧洲中央银行过去几年的货币政策的话。

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总是自取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如果利率被迫降到几乎为零，那么持有现金余额的机会成本实际上就消除了。超宽松货币政策会增加货币需求。此外，在僵化的生态环境中，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未来的不确定性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必须记住，能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愿望是我们需求货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极不确定的情况下，在新注入货币充斥的僵化、高度控制的经济中，持有现金余额的机会成本为零，毫无疑问，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大幅增加我们的现金余额。

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指出，许多企业家由于在上一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遭受的损失和痛苦，仍然心存恐惧。他们看到，经济仍然受到严格控制，不经当局许可，几乎不可能迈出任何一步，还有许多与行政和劳动相关的困难等等。此外，企业家们深知，如果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获得成功，国家将通过企业税、所得税和财富税，拿走他们所赚取利润的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对企业家来说，他的最大诱惑就是“放弃”，以避免任何麻烦。(“Queinviertasuputamadre!”[让其他该死的傻瓜去投资吧！]我的学生们设计并在大学校园里成功散发的T恤衫上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普遍情绪。）

然而，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主要的解决办法是注入大量资金，将利率降至零，这样银行系统就会发放贷款，人们就会决定申请贷款。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银行家们避免犯错，明智地放贷，因此制定了各种规定和越来越高的资本要求。最后会发生什么呢？银行无法贷出实际上是免费提供给他们的资金，而普通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归还旧贷款的速度要快于重新申请新贷款的速度。这就造成了额外的货币紧缩，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抵消了货币注入的预期效果。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货币投放是弄巧成拙的；它们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它们阻碍和瘫痪了经济复苏；它们永远不会增加繁荣。

现在我们来谈谈负利率的最大愚蠢之处。在自然的、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中，利率永远不可能为负。如果利率是负数—例如，我借给你一千欧元，一年后你只需归还九百九十欧元—这显然是在鼓励人们无所事事，避免投资。这促使人们把钱放在口袋里，一年后，正好还990欧元，什么也不用做，也不用承担任何创业风险，就能赚到10欧元。如果作为企业家，我进行了投资，但情况不妙，我可能连这990欧元都还不上。相比之下，在负利率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无限制地申请新贷款，坐等贷款，什么也不做，然后偿还少于借贷金额的贷款，保留差额，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稳赚不赔。因此，从概念上讲，负利率直接导致对货币的需求无限增加，导致无所事事、懒怠和经济日本化。

此外，负利率的反常货币政策还有另一个非常有害的副作用：负利率被用来无成本、无限制地自动为公共赤字融资，从而阻碍了政府实施任何结构性改革所剩无几的动力。负利率鼓励政客增加补贴和选票收买，这不可避免地使我们的社会陷入民粹主义的漩涡。事实上，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西班牙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例证：几乎就在欧洲央行于2015年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同一天，所有改革都陷入了瘫痪。因此，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实现其任何目标，而是弄巧成拙，阻碍了经济自由化的必要结构改革。

现在是最后的一击。中央银行家们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实现任何一个目标，只是把本国经济变成了“瘾君子”，因为只要一提到撤回刺激措施，经济就会陷入衰退。由于中央银行家看不到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恶性循环的出路，他们想到的只是建议采取大幅增加公共开支的财政政策。这甚至更糟，因为它进一步扭曲了实体经济，将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置于依赖政府的项目中，而这些项目除了短期的政治决策外，没有更多的可持续性。依赖政府支出的就业如果没有消费者的支持，而只是取决于政治家未来的决策，那么这种就业就不具有可持续性。假如采取这种财政政策，那么我们的经济完全日本化就指日可待了。（节选并翻译自德索托《国家主义与经济：最致命的病毒》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