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特征
罗斯巴德在《美国右翼的背叛》中，称著名的“老右派”加雷·加勒特是和H·L·门肯、A·J·诺克以及弗兰克·乔多洛夫齐名的“思想巨擘”。他在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期间，就已经完全洞悉：美国的国内行政干预体制和国家主义专制集权兴起，与对外军事干预和帝国主义是美国政策的一体两面。
这个对应关系是这样：
国内自由放任-对外的孤立主义；
国内干预主义-对外的帝国主义。
因为只有国内的自由放任，才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是逻辑自洽的体系。一国在对内实施干预主义，对外则必然放弃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而走向帝国主义——既然这种干预主义体制在国内“成效显著”（对于政客来讲），为什么不把它扩展到全球呢？
这与米塞斯从经济学角度论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致的。米塞斯说：国内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国对内实施经济干预主义，对外就必然实施贸易保护。因为如果不对外实施贸易保护，其国内干预主义政策就行不通。
我们从上述洞察中，可以洞悉纳粹德国为什么要走向“扩展生存空间”，日本为什么明知无法胜利，仍然要“偷袭”珍珠港；以及当今美国为什么会持续地进行贸易战。
前者是因为美国切断了德国的贸易通道（对日本是石油禁运），对于一个无法自给自足的工业国来说，这是对其生存的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只要认为自己的武备充沛，为什么不把外国领土变成本国呢？后者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干预主义政策，导致生产遭到破坏，企业生产效能低下，无法面对国际竞争，一旦开放贸易，国内干预主义政策就瓦解了。因此必然进行贸易保护，以掩盖国内干预政策的失败，维护国内压力集团的利益。
我们可以由此做出的一个大致判断是：美国的“贸易战”，只要国内压力集团主导的干预主义政策不改变，对外国实施贸易战就无法停止，只有程度的差别。现在的稍微消停，是暂时的，不过是为中期选举铺路。中期选举之后，大概率会变着法子卷土重来。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实都是一样的。
贸易战损害国内消费者利益，同时抬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这个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知识才能理解，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国内压力集团的经济动机和政党、政客的选票利益。
把贸易战理解为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是完全错误的。中美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不同，更不能从官方宣称的尊奉的意识形态宣传，而忘记了基本的经济事实；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日本、欧盟是美国的“盟友”，尊奉同样的意识形态，美国政府跟他们打起贸易战来，也毫不含糊？原因很简单：只要你的产业跟美国国内形成竞争优势，那就打你没商量。
到了1950年代，美国通过二战、朝鲜战争，已经完全走向了国内的集权主义与国外的帝国主义相结合的体制。这更是展示了加雷·加勒特对美国帝国主义发展趋势惊人的、超级准确的洞察力。他在1952年出版的小册子《帝国的崛起》（The Rise of Empire）开篇便宣称：“我们已跨越了共和与帝国之间的界限。”
罗斯巴德大段引用了加雷·加勒特关于帝国主义特征和趋势的分析。二人均认为，帝国主义具有以下突出特征：
1、首要条件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必须占据主导地位”。
因为帝国在政府中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做出决定的行政权力。行政权力必须超级强大，凌驾于所有权力之上。事实上，当今美国总统的权力，早已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古代帝王，他们通过所谓的“防御权”和“紧急状态”，以及下发“行政令”，几乎拥有了做任何事而不受制约和法律追究的独裁权力。
只要你默认了他们这样做的权力，那么如果没有“防御、紧急”这样的事态，他们就主动去创造这样的事态。
杜鲁门总统在深夜单方面宣布对7000英里外的“朝鲜侵略者”开战，这既未征得国会同意也未经其知情。国会竟然放弃了自己的宣战权，默许了他僭越宪法赋予的宣战专属权力。
更有甚者，他在国会的政治盟友竟声称：在当今时代，宪法赋予国会唯一宣战权的条款已不合时宜。杜鲁门的支持者辩称，在朝鲜战争中他的行为属于防御性质，因此完全在其作为三军统帅的权力范围内。但即便如此，若要使该行为符合宪法要求，他本应依法在战后向国会请求宣战声明——但这一程序他始终未予履行。整整一周时间里，国会只能通过报纸获取美国参战的消息；随后总统召集几位国会议员到白宫，向他们说明自己的决策。
几个月后，杜鲁门派美国军队到欧洲加入国际军队，不仅没有相关法律授权，而且也未咨询国会，甚至还公然挑战了国会阻止它的权力。
加勒特写道：过去人们认为国会的职责是代表美国人民发声。但如今，作为政府行政首脑的总统却宣称：“我代表人民发言”或“我获得了人民授权”……相较于国会，总统更直接地通过触动民众的情感与激情来影响其思想。由于掌控着行政体系，总统也掌握了全球最大的宣传机器。而国会根本没有宣传机构，却不断受到民众压力——这些民众的立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是由来自华盛顿行政部门传播的思想观点材料所形塑。
2、“国内政策从属于外交政策”。
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都曾经历过这种转变。政府的呼声明确指出：若外交政策失败，国家必将走向灭亡。这是一场非此即彼的生死抉择。作为自由国度的存续岌岌可危，这意味着任何国内政策都可能为外交需要让路——甚至包括自由本身。加勒特写道：
国内政策便相对不再重要——例如，当有必要时，所有私有财产都可以被没收；或者涉及个人自由，当有必要时，所有劳动都可以被征用。美国人的思想已被形塑。
1951 年 10 月 31 日《纽约时报》报道说：朝鲜战争给美国社会生活带来的永久性改变。最终，我们不仅不得不保留甚至扩大征兵制度，还推行将影响整整一代人生活的全民皆兵体系。这些举措带来的生产压力与税收负担，正在重塑这片土地的经济格局。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不太清楚的是，这些措施不是针对暂时紧急情况的临时措施，而是美国全新军事地位的开始。
3、“军事思维的主导地位”。
加勒特强调：美国军事思维的核心象征，当属二战期间建造的华盛顿五角大楼——这座建筑被视作“永久战争的预谋蓝图”。在这里，“全球战略得以构思；这里，无人知晓其具体实施方式，相关成本估算也在此完成；而环绕其周围的，正是我们亲手打造的铁幕”。
五角大楼只向公众披露其授权获取的信息，其余所有信息，均以“国家安全”之名被标注为“机密”或“限制级”，甚至连国会也无法获取这些情报。这自然是必然结果——帝国最核心的秘密，终究是军事机密。
当行政政府（Executive Government）决心掌控经济时，它终将在通胀权力中获得既得利益；如今我们或许能察觉到，它还将在永久战争机制中获得一种类似“专属所有权”的利益。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真正的深层政府，已经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他们不是为了打仗而生产武器，而是为了生产武器而打仗。源源不断的税金，被装进了军工复合体的口袋中；大量政客通过“旋转门”，成为为军工复合体摇旗呐喊的走狗。巴里·戈德华特那样的战争“鹰派”，不过是要打造一个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公民自由和财产可以任意被剥夺，整个国家的一切，都将被这些战争狂人牢牢掌控。
战争，是国家的兴盛，从来不是人民的福音。
4、“卫星国体系”。
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反复渲染的苏联“卫星国”体系，完全是一场精心构造的谎言。若说卫星国，有谁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卫星国呢？若说挑起冷战，是谁成立了一个军事同盟——北约呢？
把苏联建立的体系称之为 “卫星国”，且语带鄙夷，却将美国建立的卫星国称为盟友、朋友或自由之邦，这只不过是奥威尔式的政治骗术。苏联和俄罗斯，并没有多大的侵略性，它的政体性质决定了其外交是高度防御性的、以防止颠覆为目的的，它甚至不惜以出卖盟友的方式寻求美国与欧洲的承认，和与他们的和平共处；它的计划体制决定了，它没有与美国这种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抗衡的实力，因为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即便在生产武器和防卫上，也更加高效。打仗和对抗，终究是经济实力的比拼。
所谓的“卫星国”，意指“受雇的守卫”。正如加勒特所言：
当人们声称若失去欧洲将是一场灾难时，他们究竟意指为何？欧洲从未属于过我们，我们又怎能‘失去’它们呢？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已经失去、或是可能失去一群依附于我们的追随者，他们充当着外卫的角色。
这种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 1941 年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帝国的核心始终被一种恐惧笼罩——若失去卫星国，我们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我们尚能收买、贿赂、武装这些盟友，以面包与刺刀滋养他们；这或许会榨干我们的最后一枚硬币，但我们必须将其攥入掌心——否则我们脚下的土地将化为坟墓。
5、“一种傲慢与恐惧的复杂情感”。
在这里，加勒特直击帝国心理学的核心。
一方面，是炫耀吹嘘：帝国的子民……势不可挡。他们缔造了惊世骇俗的伟业…那些亲历罗马辉煌盛世之人，必定深有体会。当年英国称霸全球时感受如此，如今美国人亦是这般感受。当我们以无限政治筹码掌控世界，当数十亿民众为不断扩张的全球野心投票支持，却总有人因“我们并非无所不能”而遭唾弃。答案在于：“凡我们所愿，皆可成就。”
这些沙文主义的吹嘘，不过是政客们为了扩张权力、让所有人做他们的炮灰、实现其“全球主义”目标的华丽道具。正如米塞斯所说，沙文主义所起的作用是装点民族主义的表演和节庆。当官方的演说者称呼人民为人类中的精英、赞扬人民的先辈之不朽功绩与国家武装力量的天下无敌之时，人民中洋溢着欢乐与骄傲。但是，当这些言语消逝、庆典结束时，参与者们回家去睡觉了，而不是跨上战马。
但除了炫耀之外，帝国还存在深深的恐惧。
对“野蛮人”的恐惧，对孤立无援的恐惧…终有一日，你所倚仗的屏障本身，也就是你的卫星国体系，会成为恐惧的来源。卫星国往往任性妄为，你对它们的依赖越深，它们就越发肆意、越发贪得无厌。
所谓卫星国这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体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体系，它经常迎来卫星国的反噬。补贴和刺刀下的同盟，把对方当成马前卒的同盟，绝对不会带来内心的真正价值认同，有朝一日“升米恩，斗米仇”的故事就会上演。
与历史上的过往帝国一样，美国自视为“历史的囚徒”——
该轮到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了。
该轮到我们拯救文明了。
该轮到我们为人类服务了。
但这正是帝国的话术。加勒特写道：罗马帝国从未怀疑自己是文明的捍卫者，其所谓的“善意”是和平、法律与秩序。西班牙帝国在此之上增添了“救赎”的名义。大英帝国则加上了“白人的负担”这一崇高神话。而我们（美国）又扛起了“自由与民主”的旗号。然而，无论在这套话术上层层堆砌多少华美外衣，它本质上仍是同一套说辞——一套彰显权力的修辞。
一战之后的美国，是妥妥的帝国主义体系。
现在，下一个帝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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