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古往今来具体政治历史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大都集中在“天赋人权”等抽象概念，以及对这些抽象概念的坚信上面，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一定会实现所谓的“西方式自由民主”。其实，这种看法是其巨大局限性的。下面我将阐述现实政治的看法。1、政权的本质：秩序的兜售者
什么是政权？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有现实意义的哲学性问题。但是摊开来讲，政权的本质乃是社会秩序的兜售者。即如果把政权比作一个企业，那么政权对外出售的商品，就是秩序。买家通过纳税的方式向政权购买秩序的产品，由此获取自身财富和生命的安稳。与空气、水和食品一样，秩序是一个人类社会维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产品，但能够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或者说群体寥寥无几，摊开来说，从古至今，只有具备武士传统和严密组织的社会群体才能够生产这种宝贵的产品。而这样的人群就是缔造一个政权的关键性基础，这种人群是具有特殊性和稀缺性的。假如这个社会没有政府，那么在一个商业街里面，两个比邻的店铺老板之间因为琐事发生纠纷，双方互不想让，这个时候如果要裁决，怎么办？肯定是找这条街的黑帮老大，而且双方一定是根据黑帮老大的规矩来裁决彼此的矛盾；同样，这个商业街发生偷盗、抢劫、强奸等治安事件，也是由黑帮老大出面解决。为何？因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暴力，而不是嘴巴说服，你不可能找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不能找一个有钱人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人会在乎他们说什么——原因是他们没有武力，而武力是最有威慑力和说服力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发表一万篇演讲，永远不如射出一颗子弹。说起来，戈林元帅有一句经常用来开玩笑的俏皮话，“每当遇到辩论，我就忍不住想拔出我的勃朗宁（手枪）”，很多知识分子由此斥责这位纳粹领袖的粗鲁，但这恰恰体现了戈林元帅作为一个真正夺取政权的政治家对政治权力的深刻理解。公元969年，在埃及被法蒂玛王朝的将军昭海尔·绥基利消灭之后，曾经有一位颇具声望的乌里玛质疑法蒂玛王朝第四任哈里发穆伊兹的血统，认为他不是先知女婿阿里的后裔。穆伊兹拔出宝剑：“这就是我的家谱！”随后，穆伊兹又向大家分发财物，再次说：“这就是我的证据！”。于是穆伊兹成功说服众人，埃及从此成为了法蒂玛王朝的属地。铁木真建立蒙古秩序，这个秩序的基础就是他背后强有力的蒙古武士阶层
就是说，对于一个真正理解现实的政治观察家来说，若想判断一个社会群体能否握有政权，最简单的，就是看这个群体是否具有牢固的军事组织习性，如果这个群体具有强大的军事习性，那么她就能够向人类社会生产、出售最宝贵的产品——秩序，或者说这就是天生的统治者；反过来，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军事组织习性，那么她就只能作为秩序产品的购买者，或者说这就是天生的被统治者。这句话听起来很有哲学性，但却是数千年来，人类政治文明恒古不变的基础性真理。事实上，中国自由派学者们之所以厌恶甚至蔑视暴力，不是因为暴力不重要，而是因为中国自由派的政治基础——中国有产阶级自古以来本质上是没有军事能力的群体，中国自由派对暴力的蔑视，本质上是掩饰他们在政治上无法弥补的致命缺陷，只有通过这种刻意忽略现实矫情蔑视，才能继续自我维持他们不可能成功的虚幻梦想。相比之下，拥有最强武力的盎格鲁撒克逊资产阶级作为强大的武士阶层，从来都是暴力的崇拜者，权力这样伟大的事业，怎能离开暴力？杰斐逊说过，“自由之树需要用鲜血浇灌”，乃此现实自由主义大政治家的百战真理。对此，伟大的列宁就曾经说过，“相比强大的英美资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不过是孱弱的婴孩儿”，这句话中强弱的实质区别绝不是财产的多寡，而是否具备强大的武士组织传统。“（俄国资产阶级）是如此软弱，如此涣散，直截了当地说，是如此无能，因而即便他们胜利了，也会是短暂的，不牢固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责任内阁会有什么结果呢？右派政党将被完全、彻底粉碎，中间派政党，如集中派，自由派保守党、十月党和进步党，将逐渐被淘汰，至于立宪民主党，一开始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它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以后会怎么样呢？以后革命群众会登上舞台，会出现公社，王朝将覆灭，有产阶级将会受到大摧残”
———俄国著名政治家杜尔诺沃预言俄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在沙皇崩溃后将死无葬身之地，原因是因为他们很软弱，没有暴力，后来果然如此
从人类政治的具体历史脉络来看，政治权力的归属实际上是随着暴力而不断转移的。一个具备强大的组织暴力能力的群体，一定会是他人命运的主人，一个失去强大组织暴力的群体，则一定会受制于人。以古罗马人的政治权力来看，当罗马的军事力量以罗马有产阶级为主时，罗马将不得不以一个投票权受限的共和国形态进行统治，因为罗马的有产者拥有最强大的暴力，这是一个有产者和富人可以为所欲为且备受尊崇的时代，罗马的统治者也来自于他们（马略改革前罗马军人以罗马有产阶级为主：1、必须达到户口调查的第15等级或以上；2至少拥有3,000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财产；3、能够自行购置所属兵种等级对应的武器装备。）当历史之轮驶入马略时代，随着罗马有产者越来越厌恶战争，在马略的改革下，罗马的军队开始以募兵制为主，大量无产者加入军队，罗马的暴力逐渐掌握在罗马穷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有产者逐渐失去了他们的权力，原本举足轻重的元老院逐渐沦为虚无的闲散机关，马略、凯撒、安东尼等这样的强大军事统治者开始层出不穷，并开启了对罗马有产阶级的严厉限制，罗马逐渐从共和屋大维进入帝国时代。这个阶段的罗马有产阶级慢慢失去了政治实权——最终，罗马的贫困军人而非罗马的有产者，开始选择罗马的统帅。到了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时代，随着罗马人越来越厌恶军事义务，罗马军队开始被非意大利外地人所占据（如高卢人、希腊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为此，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所有罗马帝国出身自由的人将被给予完整的罗马公民权，这代表着罗马权力开始外移。这个阶段的罗马有产阶级沦为被重点抽税的对象，当时的罗马富人最为恐惧被选为元老（议员），因为一旦当选元老就代表着需要交纳他不可承受的额外重税，大量罗马城市的富人为了避免被强制选为元老，出现了持续性的逃亡。等到历史迈入狄奥多西大帝的时代，罗马帝国境内的户籍人口不再愿意承担军事义务，罗马人的军事力量转而依赖于蛮族——法兰克人、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匈奴人、勃良第人等等，这代表着罗马权力的进一步转移。这个阶段的罗马富人沦为蛮族劫掠的对象，他们的财产、妻女被蛮族组成的罗马军队肆意瓜分，在公元六世纪高卢主教Gregorius Florentius的《法兰克人史》记录中，详细描述了罗马灭亡前当地罗马贵族把财产、女儿送给蛮族武士享乐并由此获得保护的片段，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弱者通过供奉强者获取安宁，这是自古以来恒定不变的人类法则。从长达千年的罗马历史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逻辑：罗马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拥有最具武士传统的社会群体之中，刚开始是罗马的有产阶级，随后是罗马的贫民，接下来是罗马的外地人，再后来则是罗马的蛮族。他们分别对应着罗马的共和时代、罗马的贤君时代、罗马的三世纪危机和罗马的衰亡时代。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武士传统的不断消散，罗马本土的有产阶级遭遇越来越严酷的压榨，刚开始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接下来则是被架空限制，后来则是遭到严酷重税，最后则是沦为肆意劫掠的战利品，直至彻底灭亡。
一个没有武力的阶级是不可能拥有维持其所期望社会秩序的能力的，她注定沦为被迫购买强者秩序的被统治者，这是她们与生俱来的命运。事实上，中国自由派之所以会产生幻想，不是因为他们的理想，而是因为他们对政治权力实质的不了解。这一点，不仅仅是罗马秩序如此，阿拉伯人帝国的历史同样如此。权力一定是随着组织暴力的变化而不断转移的。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大征服的初期，阿拉伯人是最骁勇的武士，权力握在这些人手里。但到了公元8世纪，随着军事传统的凋零，阿拉伯人的权力逐渐先后被波斯、突厥雇佣军所掌握，《罗马帝国衰亡史》对此曾有过深刻的描述：那些“伟大武士的后代，逐渐开始以勤劳来代表美德，以文学来建立名声，以财富来奠定地位，战争的暴力再也无法激起阿拉伯贵族的热情……想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阿拉伯勇士，成群结队投靠伯克尔和欧麦也征服世界的军团，对比之下真令人感到不胜唏嘘。”阿拉伯人大征服时代的巅峰，卡西迪亚会战，阿拉伯武士击溃强大的波斯大军一旦统治者丧失骁勇善战和组织严密的美德，那么就代表着他将被新的强者所取代，到了公元九世纪，来自北方的突厥武士逐渐成为阿拉伯帝国军事力量的主力，这些突厥人很快发现自己侍奉的阿拉伯哈里发（君主）和贵族是如此的孱弱柔嫩，他们在数年之内频繁的拥立、杀死阿拉伯的哈里发，并肆意劫掠阿拉伯贵族的财产和妻女。
“每当突厥武士感到愤怒时，他们就会把可怜的哈里发和贵族们剥光衣服，并将其拖拽着步行前进，赤裸的身体暴晒在炙热的太阳之下，受到铁棍的责打后逼着要被迫花钱消灾，阿拉伯世界的贵人们，这些曾经征服世界的强者后代，在丧失武士的传统后，其卑微可鄙之处，不及奴隶。但短暂的宽恕后，他们还是要被处决抄家”《罗马帝国衰亡史》
这种情势实际上不仅仅存在于古代，更存在于现代革命政治之中。现代历史上重大权力更迭的背后，实质上都是原有武士阶层丧失了武士组织的传统，不再能够承担兜售秩序的重担，并不得不将权力转移给能够继续出售秩序的新兴组织暴力强者。
3、大革命的实质：新兴暴力集团对退化暴力集团的取代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历史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片段，在18后期到19世纪四十年代反王权思潮的高峰期，一些极其反王权的法国历史学家曾经编撰过这么一段论述，他们是这样说的：“法国王室和贵族从历史渊源上看，其实并非法国本土人，他们乃是征服法国的外来蛮族，譬如来自东方的蛮族法兰克人，这些蛮族武士在杀戮征服法国本土人民之后，将被他们征服的法国人贬斥为第三等级，而蛮族征服者则演变成为了贵族。”法国贵族的祖先法兰克人实际上就是征服法国地区（高卢）的蛮族，这一点仅从姓氏的源头中就可以看出来，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真正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法国的历史实际上更清晰地阐述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在法兰克蛮族领袖克洛维击溃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后，法国地区的权力实际上就一直被法兰克贵族们所垄断，这些法兰克贵族们权力最强大的时候，乃是他们最骁勇善战的时候，他们不识字、看不懂文稿，生活质朴，只能借助教士帮助管理臣民，但他们身披重甲，终日比武，以战死为稀松平常之事。这些重甲持剑之贵族，一人可以轻易打垮数十名农民的反抗，这个阶段的法国政治权力，基本被法兰克贵族把持，被统治的农民毫无反驳的资格，被统治者们承受着最残酷的剥削，却也没有人会质疑这种统治方式是不合理的。武力就是最强的说服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法国贵族才有资格成为军人，并享受战场的荣耀。但是，随着法国生活的日渐富裕，贵族们的生活愈来愈腐化，路易十四时代法国贵族竞相奢靡，贵族早已丧失了军事传统，沦为腐败软弱的代名词，与之相应的是，法国的军事力量逐渐以平民甚至穷人为主，这个情势的变化，实际上改变了法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到了1789年，当法国士兵突然对贵族发起挑战时，法国贵族的孱弱和无能凸显无疑，从此之后，尽管法国贵族不断让渡自己的权力，不断讨好法国的贫民，但他们依然无力保全自己的地位，直到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法国贵族基本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政治权力地位。即法国贵族的权力和地位源头不是他们的德行，而是他们曾经无可匹敌的军事传统，当他们垄断武力时，法国贵族们做任何暴政都是合情合理的，反之，当他们孱弱到完全丧失武士传统时，哪怕他们变得已经相当仁慈甚至可怜，都不能保全自己的哪怕是一丝特权。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其实就是这样的逻辑，1789年巴士底狱的危机，仅仅只是这一现实的广为人知。17世纪满洲武士的骁勇绝伦，使得她能够成为强大秩序的输出者和生产者，这是其统治的根本所在实际上，13世纪的蒙古武士和17世纪的满洲武士，之所以能够统治远东，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乃是拥有最强大的组织暴力，当满洲武士的暴力最强大的时候，满洲人可以肆意压迫被他们统治中原人，以严苛的律法惩罚任何敢于挑战的汉人，耿仲明作为汉军大将，却因为逃人法而恐惧而死，这显示出当时满洲人统治之强势。然而，随着满洲武士堕落为不堪一击的八旗子弟，满洲人的统治也就越来越仁善，越来越倾向于安抚自己的臣民，到了清末，满洲人统治只能依赖于汉族军人的忠诚，其律法的强度也迅速下降到不堪的程度，实际上代表了其统治的衰亡征兆。
而到了辛亥时代，一旦革命者掌握了新军的暴力，也就代表着清廷的崩溃。满洲武士的后代演变成八旗子弟，使得满洲人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地位，乃是满洲统治衰败的根本
反过来，当我们去看，为何无产阶级会成为20世纪的历史主角呢？尽管很多人对二十世纪的红色浪潮怀有不同看法，但实际上，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二十世纪称雄世界，根本原因在于这个阶级乃是那个时代最具暴力组织能力的群体之一。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前期的巴黎（拿破仑三世改建了巴黎）、20世纪前期的圣彼得堡和20世纪后期的波兰格斯坦克地区，当地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群体，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质：①这些工人围绕着厂区，举家居住集中，组织极其强大。19世纪前期巴黎的工人和20世纪初期的圣彼得堡维堡工人，以及20世纪后期波兰格斯坦克地区的波兰工人，都是根据不同企业举家居住非常集中、工作生活同气连枝、组织非常强大的群体。他们生活工作勾连性非常强，而且经常一起线下活动，譬如波兰工人参加教会活动都是集中聚集。这种工人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犹如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一样，乃是强大的政治兵团。在1789年-1848年的法国历史中，巴黎工人阶级先后发动了十九次大规模武力进攻政府的行动，并六次击溃政府的精兵，进而夺取或改变政权，显示出无可匹敌的军事能力。这就是天生强者的作为，并不断压迫当时的法国政府不惜耗尽财政也要讨好这些人数庞大的工人（譬如1848年的国家工厂）。列宁在1917年四月回国前夕给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指示里面，明确谈到：“我们必须全力争取工人和士兵的支持，其他阶层并不重要。”这是相当超凡视野的伟大看法，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和士兵都是当时俄国最具组织战斗力的群体，相比之下，其他阶层涣散软弱，不堪一击，毫无争取的政治价值。②当时的工人群体与崛起之初的满洲武士一样，都是生活极其艰苦（比农民更辛苦），习惯于辛劳痛难，而且相比于农民，工人的集中组织性更强，这使得曾经的工人群体乃是最好的士兵来源。在俄国内战中，托洛茨基曾经对俄国工人的军事潜能赞不绝口，认为他们乃是俄国军队的中流砥柱。与曾经的满洲武士和蒙古武士一样，曾经骁勇绝伦的工人阶级在二十世纪缔造新的世界秩序，征服诸多国家，一点都不让人意外，直到他们丧失了这种军事组织潜力。工人阶级曾经是最好的士兵来源，也是苏联红军的支柱，这是布尔什维克浪潮席卷俄国的关键，由此输出了苏联工人阶级的秩序——直到他们丧失了这种军事潜能，在勃列日涅夫优渥的石油福利中沦为不堪一击的八旗子弟说起来，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不同国家的二十世纪都有不同的体现：阿道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所以能够分别征服德国和意大利，就是因为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乃是该国最具暴力组织能力的群体——庞大的一战退伍军人。希特勒以退伍军人为中坚力量发动慕尼黑政变，以夺取政权——强者要习惯聆听机关枪的呼啸声——阿道夫希特勒1923年1月实际上，反过来的情势在历史上数不胜数，这就能够解释为何很多国家的资产阶级或自由派根本不可能成功。即如果一个社会群体没有足够的暴力生产并输出秩序，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力量握有权力。
最简单的，辛亥革命后，以中国有产者为主的各地立宪党人通过咨询局赶走了清朝的督抚，短暂地掌握了权力（如江浙赣湘等地），但是很快，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些立宪党人没有武力，他们无法稳住本地失控的社会秩序，随着清政府的崩溃，各种社会治安事变和大规模暴乱层出不穷，各个社会阶层的安全和财富都得不到保证，在这种情势下，各省的军人纷纷被有产者自己请出来维持局面。
记住一点，在1912年清廷崩溃后，让各省军阀握有权力的原因，不光是军人自己努力的结果，更是各地民心尤其是有产阶级的主动让贤，因为中国自由派、立宪派的基础有产者很快发现自己根本不是统治者的料，他们不能承担主人的重担，其中的缘由也非常简单，就是中国有产阶级自古以来都没有军事暴力能力，面对暴民的劫掠，他们不仅不能出售秩序，更不能保护自己。在残酷的现实政治丛林中，他们只能如姬妾般寻求被强者保护——这是他们两千年来都不曾改变的命运。俄国1917年后产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面临着相同的命运，厌恶军事义务的俄国有产阶级是如此的孱弱，以至于在暴民面前就像一个裸女般柔软，他们只能祈求科尔尼洛夫这样的强势军人来保护他们，这与1912年后中国有产者的情势是一致的。一个软弱的阶级和群体只能购买秩序，而不能输出秩序，他们只能作为被统治者，而无法作为统治者，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就像钢铁厂只能生产钢铁不能生产小麦一样简单明了。英美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掌握权力，不是因为英美资产阶级的法律更加完善、理论更加充实、人品更加高尚，而是因为英美资产阶级具有强大的暴力。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为何1989年-1990年苏东巨变期间，东欧会出现自由主义兵不血刃夺取权力的现象。
在东欧亲苏国家，这些亲苏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并非依赖他们自身的暴力——这些政权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暴力的，他们是依赖苏联人武力在二战的废墟上赢得政权的。从1956年的波兹南事变、匈牙利事变到1968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苏东国家的政府从来都不具备可靠的武力抵挡革命的浪潮，一旦苏联布尔什维克自己丧失了组织暴力，这些国家立刻灰飞烟灭。相比之下，在东亚地区和古巴，那些依赖自身力量而非苏联暴力的政府，则完全不惧所谓的西方颜色革命，那里只能留下自由派的呻吟而非欢呼。自由派从根本上就错误地理解了苏东巨变的成因，才会误认为自身孱弱的躯体能够承受历史的铁蹄。尽管很多人批评“秦制”，但实际上“秦制”的出现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一个有产阶级完全丧失军事传统的社会里，如果不想借助蛮族的力量输出秩序，那么实际上只能依赖于组织强大的职业官僚体系输出秩序，尽管这个秩序的成本并不低廉，但他却足够有效。实际上也是各个阶级维持其自身利益平衡的最好选择。而且，“秦制”也一直在进步。
今天的中国人总是诟病“秦制”，但实际上，如果有一天中国真正短暂的离开“秦制”，我相信，就像俄国人失去布尔什维克一样，中国人一定会怀念“秦制”。
在二十世纪动荡纷飞的年代里，中国的精英就曾经呼唤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只是很多人现在忘记了这一点。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对自由派从来没有敌意，我对他们非常尊重，但我只是想跟他们普及一下何为政治权力的现实政治逻辑，并由此告知他们为何这么多年来一直失败，以及将来还会继续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
沙皇俄国的哥萨克人是居住在顿河流域骁勇善战的族群，沙皇在与之作战后发现了这一点，就刻意讨好他们，使之成为俄国各族群中最富裕的地主；中国西北穆斯林尽管人口当地占比并不多，但每到中原动荡的时候，他们都会以强大的组织暴力，成为当地的实际统治者，从明末、太平天国和清末、民国时代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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