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这个东西，看起来很虚，但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很多人看不起经济学，说你们辩论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在现实中有一毛钱用吗？
英国那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他说：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是错，其力量之大，都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当权者的狂乱，究其实，不外是若干年前学术界涂鸦者的思想的结晶。’
换句大白话说就是：今天政客们在台上喊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口号，很可能只是某个思想家，在几十甚至几百年前，书房里一个不经意的念头。
而我们今天要解剖的这个‘念头’，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杀伤力最强、流毒最广、带来最大灾难的经济学观念，没有之一。
它就是——劳动价值论。
它的核心思想，简单到小学生都能听懂：一个东西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
你可能会说，老古，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不挺符合我们的直觉嘛！一个工匠，辛辛苦苦花了一个月时间，精雕细琢出一把椅子，它当然比隔壁工厂用机器一分钟压出来的一把塑料凳子，要更有‘价值’啊！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个‘直觉’上。
这个看似无害的、充满对‘劳动者’同情的观念，一旦被推向极致，就会得出一个石破天惊、足以让整个世界血流成河的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既然所有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
那么，利润就是盗窃！
今天，我们就要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个‘利润即盗窃’的观念，是如何从一个学术界的‘思想胚胎’，一步步发育成熟，最终成为全球‘反资本’运动最坚硬的、最‘科学’的理论武器的。
谁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咱们先坐上思想的时光机，回到18世纪的苏格兰。
那儿有位伟大的思想家，叫亚当·斯密。他被誉为‘经济学之父’，写了一本开天辟地的巨著，《国富论》。
斯密想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市场上那么多商品，它们的价格，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他观察、他思考，然后发现了一个让他特别困惑的悖论，后人称之为‘水与钻石的悖论’。
他说，你看，水这个东西，对人的生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的‘使用价值’可以说是无限大。但它的价格（交换价值）呢？几乎等于零。
而钻石呢？除了亮闪闪，能讨姑娘欢心，它有什么用？在当时看来，它的‘使用价值’几乎为零。但它的价格，却高得吓人。
这是为什么呢？
伟大的斯密，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
由于解决不了这个难题，他在解释商品价值来源的时候，就更多地倒向了另一个方向——生产成本。
他觉得，一个东西的价值，主要还是看生产它付出了多少辛苦和麻烦，特别是耗费了多少劳动。
你看，‘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萌芽，就在这里诞生了。
一个思想家，仅仅因为他解决不了水钻悖论，于是就自我妥协，搞了一个劳动价值论出来，他没有想到，仅仅这一个妥协，就让世界无数人头落地，灾难四起。
斯密之后，又来了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叫大卫·李嘉图。
他是个更彻底的逻辑推演家。他把斯密的想法给系统化了，他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
但真正把这个理论推向极致，并把它变成一把锋利无比的政治武器的，是那位我们都如雷贯耳的人物——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那可真是个“天才”。
他看到了斯密和李嘉图理论里的漏洞，并试图用更严谨的方式去完善它。
比如，他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
他说，决定价值的，不是你张三花了多少时间，而是全社会在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这个东西需要花多少时间。
这就避免了‘越懒的人生产的东西越值钱’的笑话。
他还提出了‘抽象劳动’的概念。
他说，创造价值的，不是你木匠、我铁匠这种具体的劳动，而是一种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
在打好了这些理论补丁之后，马克思就祭出了他那致命的、足以颠覆世界的‘杀手锏’——剩余价值理论。
他的逻辑推演，像一个精密的三段论，非常具有说服力：
大前提：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所有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
小前提： 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够工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也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结论： 工人一天工作8小时，可能前4个小时，就已经把自己一天的工资给挣出来了。那后4个小时，他创造的价值去哪儿了？——被那个不劳动的资本家，给无偿占有了！
这多出来的、被无偿占有的部分，马克思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剩余价值’。
利润、利息、地租……所有非劳动收入，在马克思看来，都来源于对工人‘剩余价值’的瓜分。
这就是‘剥削’。
而且，马克思认为，这种‘剥削’不是因为哪个资本家心太黑，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
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必须不断地去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经济危机，最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被一个没有剥削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
你看，这套理论，是何等的宏大、自洽、且具有煽动性！
它为全世界所有受苦受难的劳动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
它解释了你为什么穷：不是因为你笨，也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你被剥削了！
它指出了你的敌人是谁：就是那个占有生产资料、不劳而获的资本家阶级！
它为你指明了出路：那就是团结起来，通过革命，推翻这个不公正的制度，‘剥夺剥夺者’，建立一个属于我们劳动者自己的世界！
最厉害的是，马克思宣称，他发现的，不是什么道德说教，而是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一样的‘科学规律’。
这套‘科学’的理论，就像一颗思想的种子，被播撒到了19世纪欧洲那片因工业革命而矛盾丛生的土壤里。
很快，它就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并结出了一颗颗或苦涩、或血腥的果实。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颗种子，在不同的国家，是如何结出不同的果实的。
欧洲美国传播的后果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通过各种左翼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组织，在欧美工人阶级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对于一个普通的、每天在工厂里辛苦劳作10个小时的纺织工人或者钢铁工人来说，他可能读不懂《资本论》里那些复杂的推演。
但他能听懂一句大白话：老板的利润，就是从我们身上偷来的！
这句大白话，就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理解这个世界的大门。
他过往所有遭受的不公、疲惫和屈辱，一下子都有了解释。
原来我的贫穷，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
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合作，而是战争！
在这种观念的武装下，整个社会的舆论氛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各种左翼的报刊、杂志、漫画里，资本家不再是亚当·斯密笔下那个推动社会进步的‘无形的手’的一部分，而被刻画成了一个戴着高顶礼帽、挺着大肚子、嘴里叼着雪茄、手里拿着鞭子、吸食工人血汗的、贪婪而邪恶的漫画形象。
劳资矛盾，不再被看作是可以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的利益分歧，而被定义为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
罢工，不再仅仅是争取更高工资的经济手段，而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革命的色彩。
它是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彰显阶级力量的正义之举。
美国著名的工运领袖，尤金·德布斯，他曾是美国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就公开宣称：‘只要还存在一个下层阶级，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只要还存在一个犯罪成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只要监狱里还有一个灵魂，我就不是自由的。’
这种极具道德感染力的语言，将劳工的经济诉求，升华成了一场解放全人类的圣战。
在这股强大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舆论推动下，欧美各国的政治天平，开始系统性地向劳工倾斜。
一系列旨在‘限制资本、保护劳工’的管制法规，被相继出台。
第一，是确立工会的垄断性谈判地位。
在美国，1935年通过的《瓦格纳法》，被誉为‘工会的大宪章’。
它明确规定，一旦一个企业的大多数工人投票选择成立工会，那么这个工会就成为所有工人‘唯一且排他性’的合法代表。企业主必须与工会进行‘善意’的谈判。
这实际上，是用国家法律，授予了工会在劳动力供给上的垄断权。它剥夺了那些不愿意加入工会的、或者想和老板单独谈条件的工人的自由。
第二，是推行全国性的最低工资法。
理由很简单：既然资本家总是想尽办法压低工资，那政府就必须划定一条底线，来保护最弱势的工人。
1938年，美国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首次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
第三，是对企业利润和富人收入征收高额的累进税。
既然利润是‘不义之财’，那政府通过税收，把它拿过来，再用于社会福利，就显得天经地义了。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英国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一度高达90%以上！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这套基于‘劳动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叙事的管制体系，最终带来了什么呢？
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工会力量极其强大的国家，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济陷入了一场长期的、被称为‘欧洲硬化’的慢性病。
因为强大的工会和僵化的劳动法，企业几乎无法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人员。
工资的增长，不是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而是取决于工会谈判的强硬程度。结果是，企业失去了国际竞争力，投资意愿降到冰点，失业率节节攀升。
在美国，同样的故事也在上演。
以汽车和钢铁行业为例，强大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和钢铁工人联合会，为它们的成员争取到了全世界最高的工资和最慷慨的福利。
但代价是什么？
是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其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来自日本和德国的竞争对手。当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消费者开始青睐省油的日本车时，这些庞大而僵化的美国公司，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掉头。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铁锈地带’的形成。
大量的工厂倒闭，数以百万计的工会岗位消失。
讽刺的是，那些被工会‘保护’得最好的工人，最终却成了这个制度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赢得了眼前的每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
一个清晰的链条再次浮现：
“劳动价值论”的错误观念 → 催生出“劳资对立、阶级斗争”的负面舆论 → 推动了“强化工会、最低工资、高额累进税”的系列管制 → 最终导致了“欧洲硬化”和“美国锈带”的经济灾难。
一个错误的经济学理论，一旦与强大的社会情绪相结合，并转化为国家政策，其破坏力，可能比任何一场战争都要持久和深远。
而这，还只是‘劳动价值论’在发达工业国家的表现。
当这颗思想的种子，被播撒到拉丁美洲那片充满了殖民创伤和民族激情的土壤里时，它又会结出一颗什么样的、更加奇异的果实呢？
南美的解放神学
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搞不懂。
那就是明明南美主要是白人，主要来自于欧洲，劳动力又巨丰富，他们与欧洲美国可以说宗教相同，语言相同，为什么欧美的工业转移不转向南美？
不仅如此，在十九世纪末的富裕堪比欧洲，但一二战，南美根本没有战争，长期保持和平，但为什么一百年过去了，日本、韩国成为发达国家，而南美却依然是成为全球最贫穷的地方之一？
原因就在这篇文章里。
如果说，‘劳动价值论’在欧美，主要还是一场在工厂车间和议会大厅里展开的、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斗争。那么，当它登陆拉丁美洲这片土地时，它发生了一次奇妙的‘化学反应’。
它与当地最强大的、最深入人心的力量——天主教信仰——结合了。
这次结合，催生出了一个极具感染力，也极具破坏力的思想怪物。它的名字，叫‘解放神学’。
要理解‘解放神学’，你得先想象一个场景。
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地点是巴西、秘鲁、尼加拉瓜的某个贫困村庄。
一位年轻的神父，他每天面对的，是那些在饥饿、疾病和无知中挣扎的、最虔诚的信徒。他们祈祷，他们忏悔，但他们的生活，却毫无改善。
这位神父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巨大的痛苦和困惑。《圣经》里不是说，上帝是爱，耶稣是来拯救穷人的吗？那为什么，我眼前的这些穷人，却世世代代地活在地狱里？
传统的教会告诉他，要忍耐，要祈祷，要追求天国里的福报。
但这位年轻的神父，觉得这套说辞太苍白了。他需要一个能解释并改变眼前这个‘不义’世界的理论。
就在这时，他读到了一些从欧洲传来的、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讲的是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人的思想。
马克思告诉他：贫穷，不是天命，而是剥削！
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压迫性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少数的‘压迫者’（资本家、地主），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系统性地剥削和压迫着广大的‘被压迫者’（工人、农民）。
这位神父，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
他突然觉得，马克思的这套‘阶级分析’理论，和《圣经》里耶稣对穷人的关怀，完美地对上了！
《圣经》里的‘穷人’，不就是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吗？
《圣经》里那些法利赛人、富有的财主，不就是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吗？
耶稣把放贷者赶出圣殿，不就是对‘金融资本’的斗争吗？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摆脱奴役，不就是一场伟大的‘阶级解放’运动吗？
于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思想融合发生了。
以秘鲁神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巴西神学家莱昂纳多·博夫等人为代表，他们开创了‘解放神学’。
这套神学的核心观念，可以概括为几句话：
上帝，是优先选择站在穷人这一边的。
信徒的使命，不应该只是祈祷和等待来世的拯救，而应该是在此时此地，投身于解放穷人的政治斗争中。
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就是造成拉美贫困的那个‘结构性的罪恶’。
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革命者。他的任务，就是参与到摧毁这个不义的资本主义结构，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接近‘上帝之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去。
你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的光环。
反对资本家，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诉求，而是一种宗教义务，是一种效忠上帝的行为。
这套‘解放神学’，以其巨大的道德感召力，迅速在拉丁美洲的教会、大学和民间社会中传播开来。
它通过所谓的‘基础教会社区’，深入到最偏远的村庄和最贫困的城市贫民窟。神父们不再只是宣讲《圣经》，而是开始组织农民和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分析他们所受的‘剥削’。
于是，整个拉美的舆论风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矛头，被精准地指向了那些在拉美经营的‘外国跨国公司’。
在智利，是美国的安纳康达和肯尼科特铜矿公司。
在美国，是联合果品公司，它因为对中美洲各国的巨大影响力，而被戏称为‘香蕉共和国’的幕后主宰。
在巴西、阿根廷，是福特、通用这些汽车公司。
在‘解放神学’的话语体系里，这些公司，就是撒旦派到人间的使者。
他们支付给本地工人的低工资，被看作是赤裸裸的剥削。
他们开采本地的自然资源（铜、石油、香蕉），被定义为对国家财富的掠夺。
他们获取的每一分钱利润，都被认为是建立在拉美人民的血汗之上。
任何与这些公司合作的本国政府或商人，都会被斥为‘卖国贼’、‘帝国主义的走狗’。反美、反跨国公司的游行示威、抵制活动，甚至武装袭击，成了那个时代的家常便饭。
在这股夹杂着宗教激情和民族主义的强大舆论推动下，拉丁美洲迎来了一波激进的左翼执政浪潮。
这些上台的领导人，无论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通过军事政变，都将‘解放神学’的理念，付诸了国家政策。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70年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
阿连德本人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当选，得到了天主教会中大量‘解放神学’支持者的鼎力相助。
上台之后，他立刻开始了他的‘智利社会主义道路’实验。
核心的管制措施，就是大规模的、带有惩罚性的国有化。
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将美国资本控制的、占智利出口额80%的铜矿产业，完全无偿地收归国有。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的经济顾问们，提出了一套基于‘劳动价值论’和‘依附理论’的精妙算法。他们声称，这些美国公司，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智利获取的‘超额利润’（也就是剥削智利人民的剩余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最初的投资。所以，我们不仅不应该给他们补偿，他们还倒欠我们智利人民的钱！
除了铜矿，银行、电信、以及上百家大型的私人企业，也都被阿连德政府以各种方式接管或国有化。
同样的故事，也在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等国上演。
秘鲁的左翼军人政府，在胡安·贝拉斯科将军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将美国的石油公司等重要资产收归己有。
那么，这场以‘解放’和‘上帝之名’进行的、旨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伟大社会实验，其结果如何呢？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教科书级别的经济灾难。
在智利，阿连德执政的短短三年里：
生产全面崩溃了。那些被国有化的铜矿和工厂，在赶走了外国专家和本国企业家之后，管理陷入混乱，生产效率一落千丈。同时，政府强行实施价格管制，导致农民和商人完全失去生产和供应商品的意愿。
生产崩溃后必然发生物资短缺。
商店的货架变得空空如也。首都圣地亚哥的家庭主妇们，每天得花上几个小时排长队，才能买到一点点面包、糖和食用油。她们敲打着空空如也的锅盆，上街游行，这成了当时智利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为了应付急剧膨胀的福利开支和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阿连德政府只能疯狂地印钞。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500%！
最终，在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了血腥的军事政变。陆军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了对总统府的攻击，阿连德在战火中自杀身亡。
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旨在建立一个更公平社会的理想主义政府，就这样，在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暴力中，悲剧性地落幕了。
你看，一个完美的闭环又出现了：
“劳动价值论”与宗教激情结合，催生出“解放神学”这一错误观念 → 形成了将“跨国公司”等同于“结构性罪恶”的强大负面舆论 → 推动了阿连德等左翼政府实施“大规模国有化”的激进管制 → 最终导致了“生产崩溃、物资短缺、恶性通胀”的全面经济灾难，并引发了残酷的军事独裁。
‘解放神学’的初衷，是想把拉美人民从贫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但它所指引的道路，却通向了一个更深、更黑暗的奴役。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诊断错了病根。它把拉美的贫困，归咎于外部资本的‘剥削’，而没有看到，正是自身薄弱的产权保护、不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和对市场经济的敌视，才使得真正的、能够创造财富的资本，在这里望而却步。
聊完了欧美工运和拉美解放神学，我们最后，要去看看‘劳动价值论’最彻底、最原教旨主义的实践。
苏联的灾难
我们要去那个用镰刀和锤子作为国旗的国家——前苏联。
看看当‘剥夺剥夺者’这句口号，被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折不扣地执行时，会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组织，叫布尔什维克党。
这个国家，叫苏维埃俄国。
这个故事，将不再是关于某个具体的管制政策，而是关于一场旨在彻底消灭市场、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利润的、人类历史上最宏大、也最惨烈的社会实验。
它将以最极端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一个错误的经济学观念，其破坏力，究竟可以达到何种恐怖的程度。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我们都无比熟悉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列宁，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学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一个钢铁般的实践者。
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他不是将其看作一种有待商榷的经济学说，而是将其奉为绝对的、科学的、不容置疑的真理。
在他的世界观里，整个世界被清晰地划分成两半：
一边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创造了一切财富、却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另一边是占人口极少数的、不劳而获、靠占有生产资料来吸食无产阶级血汗的资产阶级。
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妥协和调和的余地，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战争。
而历史赋予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下的那句名言：
‘他们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因为，既然私有的生产资料（工厂、土地、机器）是资本家进行剥削的工具，那么，解决剥削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这个工具，从他们手里夺过来，变成‘全体人民’共同所有。
这个过程，必然是暴力的。因为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剥削工具。所以，必须通过一场暴力革命，来‘剥夺剥夺者’。
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一种崇高的、替天行道式的道德正义。
1917年的俄国，为这套激进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舞台。
持续了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这个庞大的帝国拖得精疲力尽。前线，数百万士兵在毫无意义的堑壕战中死去；后方，经济崩溃，粮食短缺，城市里的人们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统治，在二月的革命中被推翻。但接替他的临时政府，却继续着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
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极度的厌战、绝望和愤怒的情绪。
就在这时，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向饥饿的民众，喊出了三个最简单、也最诱人的口号：
‘和平！土地！面包！’
和平：立刻停止战争，我们再也不给资本家当炮灰了！
土地：把地主的土地都没收了，分给农民！
面包：把工厂主的工厂都收过来，由我们工人自己管理，我们自己生产面包！
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政治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苏维埃’，是俄语里‘代表会议’的意思。当时在各大城市和军队里，都自发成立了工人和士兵的代表会议。这个口号，等于直接绕开了议会和临时政府，要让底层的工人和士兵，立刻掌握权力。
对于一个食不果腹、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彼得格勒工人来说，这套话语，是多么地具有吸引力啊！
他不需要懂什么复杂的理论，他只需要知道：
我今天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那些该死的工厂主、地主和支持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客造成的！只要把他们都打倒，我们就能得到和平、土地和面包！
对富人、对有产者的刻骨仇恨，被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机器，煽动到了顶点。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不破不立’的革命狂热之中。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发动了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
上台之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立刻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决心，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推论，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实践。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旨在彻底消灭市场经济的社会工程：
第一步：消灭私有产权。
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颁布了《土地法令》，宣布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将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农民使用。
紧接着，通过一系列法令，宣布对银行、铁路、航运、外贸以及所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
第二步：消灭市场交换与货币。
在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1），苏维埃政权推行了一种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政策。他们认为，既然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的特征，那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取消它。
实行余粮收集制：派出武装征粮队，到农村去，把农民除了口粮之外的所有余粮，都强制性地、无偿地收缴上来。
取消商业：取缔一切私人贸易。
实行实物配给制：在城市里，根据你的阶级成分和工作性质，给你分配定量的、实体的面包、肥皂、布匹。
劳动义务制：强制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
他们真诚地相信，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分配，可以直接跨过商品经济这个阶段，跑步进入一个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天堂。
那么，这个基于最纯粹的‘劳动价值论’逻辑所构建的人间天堂，其真实景象是什么样的呢？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间地狱。
后果都是一样的，首先迎来的就是生产的全面崩溃。
米塞斯的洞见早已说明这一切，在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市场竞争、没有真实价格信号的经济体里，中央计划者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计算’。
他不知道，应该生产多少钢铁，多少煤炭；他不知道，应该把稀缺的资源，优先用来造拖拉机，还是用来造纺织机。因为没有市场价格这个‘仪表盘’，整个经济，就像一艘在黑夜里失去了导航的巨轮，陷入了一片‘计算混沌’之中。
国有化后的工厂，管理陷入混乱，纪律废弛，产量急剧下降。许多工厂，甚至连取暖的燃料都找不到，只能停工。
而农村的景象，则更为惨烈。
农民们发现，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会被武装征粮队给抢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瞬间降到了冰点。‘你抢，我就不种了！’许多农民开始只种勉强够自己吃的口粮，或者干脆把土地抛荒。
生产崩溃和粮食征收，直接导致了1921-1922年的俄国大饥荒。在这场和平时期的大饥荒中，据估计，有超过500万人口死亡。伏尔加河流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接着，是自由的全面丧失。
那个‘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美好承诺，很快就破产了。
事实证明，由工人委员会来管理工厂，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于是，布尔什维克迅速转向了更为集权的‘一长制’，并成立了名为‘契卡’的政治警察组织，用恐怖和暴力，来强迫工人遵守劳动纪律。
那个承诺给农民‘土地’的口号，也成了一个谎言。土地名义上归‘人民’，实际上归国家。农民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支配权，甚至连自己的劳动果实都保不住。
一个旨在‘解放’无产阶级的革命，最终，却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的奴隶。
面对这场灾难，连列宁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1921年，他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和私人贸易。
但‘劳动价值论’这个思想钢印，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这个新生政权的骨子里。斯大林上台后，很快就终结了‘新经济政策’，并开启了规模更宏大、也更残酷的农业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进程。
一个完美的、也是最极端的链条，在这里终结了：
“劳动价值论”这一错误观念被奉为科学真理 → 在一战的废墟上，成功煽动了“打倒剥削者”的革命舆情 → 催生了旨在彻底“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的终极管制 → 最终导致了“经济全面崩溃、大饥荒和自由全面丧失”的人间悲剧。
从欧美工运，到拉美解放神学，再到俄国革命，我们看到，‘劳动价值论’这条思想的主线，是如何在不同的土壤里，开出了不同的恶之花。
它的致命吸引力，究竟在哪里？
我想，就在于，它为‘嫉妒’和‘怨恨’这种人类最原始的情感，穿上了一件名为‘科学’和‘正义’的、最华丽、也最坚硬的外衣。
它告诉我们，你的贫穷，不是你的责任；他的富有，就是他的原罪。
它将一个复杂、动态、充满合作的经济世界，简化成了一个简单、静态、只有斗争的敌我战场。
它抹杀了企业家在组织生产、预判市场、承担风险、推动创新中的一切贡献。
它将利润，这个对成功服务消费者的奖赏，定义为一种可耻的盗窃。
你看看，仅仅因为斯密、李嘉图这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价值论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懒惰、轻易妥协，就酝酿了这么大的全球灾难。
那么，这座看起来如此坚固、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理论大厦，它真的无懈可击吗？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又在哪里？
早在19世纪末，就在马克思的著作还在被引为“革命圣经”的时候，另一场不那么惊天动地，却在思想史上更为深刻的革命，已经悄然发生了。
史称“边际革命”。
这场革命，将从根本上，颠覆我们对‘价值’这个词的全部理解。
它将告诉我们，一个东西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它的人付出了多少汗水，而取决于想要得到它的人，有多么需要它。
这就是经济学史上的主观价值论的提出，他彻底的颠覆了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以来的价值论观点，从而让人类从此走出了错误思维的桎梏。
解决水钻悖论，才是证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彻底错误的唯一方法。
下一篇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