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经济学诺奖：有理论创新吗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人分享，分别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Robinson），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制度重要性的实证检验并不包含多少 “理论创新”，甚至可以说没有包含经济学的理论。这种研究属于“历史”，而不是“经济学理论”，他们所得的这个奖，与其说是“经济学奖”，不如说是“历史学奖”。他们对自由重要性的重申具有一点“政治”意义。他们的“结论”是对的，但“新意”极为匮乏。

三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制度，制度是他们研究的起点。但是，制度固然很重要，但是不构成经济分析的起点，因为制度只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使一个社会具有某种形态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人们所接受的观念。

三位获奖者试图从制度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是把人类社会等同于物质世界。对物质世界来说，可以做实验或实证研究，但是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不能的。因为人类社会是活生生的人组成的，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人的目的变了，结果就会变，所以对人类社会来说，不存在类似物质世界那样的规律。这三位经济学家，正是把这种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类社会。

如上所述，他们的研究属于“历史研究”，而不属于“经济学理论”。由于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经济学的“理论”不可能从历史经验的考察中获得。严格说，他们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我们不能认为，对 “经济问题”的研究，就是“经济学”。“经济学”与“经济问题”无关。经济学不是用它的研究对象定义的。如是这样的话，势必导致经济学的“去理论化”，因为经济学的“理论”不是实证的技术，而是一套独特的“逻辑”，它是形式化的、先验的、确切的、普遍的与抽象的，门格尔称之为确切的原理（exact law）。德国历史学派当然是否定普遍原理的存在，门格尔本人也与这个学派有过一场大辩论。笔者也有朋友认为不存在先验的原理。对此，很容易反驳：门格尔提出的边际效用的思想，其实就是先验的、确切的原理。还有，他的价格理论，也是先验的。米塞斯发展了门格尔的先验论，建立了行动学，并进一步区分了理论与历史，如他所说，“经济学的历史方法或制度经济学这种学科，根本不存在”。

另外，他们的结论也没有什么新意。他们只是用“实证”的方法验证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政治与经济制度对经济的成功很重要。这显然缺乏新意，也不属于洞见，更不属于理论创新。自由比强制更有利于经济繁荣，这个结论还需要用实证去检验吗？奥派经济学早就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这一点，比如在一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时，他们就论证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这三位获奖的经济学家没有在理论上超越他们。还有，阿西莫格鲁等人对攫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的区分，是一个“经验总结”，而不属于“理论”，并且诺斯与奥尔森也早就进行了类似的区分。

与以往的很多经济学诺奖一样，今年的经济学诺奖也会误导人们对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人们会误认为，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主要就是做实证研究，从而忽视对真正的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实证研究，确实很流行，对“发表论文”有帮助，但它只是一种数学技术，而不是经济学的理论本身。理解与掌握经济学的理论（包括方法论与认识论），才是经济学学习的目的，也才能从中感受到经济学思想的魅力。判断一个人是否掌握了经济学，主要是看他是否熟练地使用方法论个体主义、主观主义等等，而不是那些实证的技术，后者与经济学毫无关系。对个体主义等经济学方法的掌握与运用，将对文明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哈耶克所说，就经济学理论本身而言，它已经相当完善。特别是读了米塞斯的书之后，你会发现几乎不太可能有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空间。因此，重要的是学习与掌握“前人”已有的经济学思想，特别是那些逻辑严密的经济学思想，而不是把当今的诺奖得主的东西视为“前沿”或“时髦”，去学他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