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真相：一场穿越140年的全球“大麻烦”？（万字长文）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天天跟我们打交道，但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没想明白的东西——社会保障，简称“社保”。

每个月，你的工资单上，都会有一块被齐刷刷地划走，进入一个叫做“社保”的账户。

你可能知道它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等等，你也知道等你老了，就能从里面领钱。

但你有没有停下来，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一样，问几个最根本的问题：

这笔钱，到底是谁的？是我的吗？如果是我存的钱，为什么我不能决定存多少、怎么投资？如果不是我存的钱，那它是什么？是一种税吗？如果是税，为什么它又披着一件“个人账户”的温情外衣？

更进一步，这个制度是谁发明的？为什么全世界的国家，无论贫富、无论东西，都在搞这套东西？它承诺的“保障”，到底有多牢靠？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黑箱，我们每个月往里投钱，却对它内部的运作逻辑、历史渊源和未来风险，知之甚少。

今天，我要把这个黑箱撬开，把里面的齿轮、杠杆、线路图全都给你摊开看。

这篇文章将穿越140年的历史，从普鲁士的铁血宰相，到美国大萧条的罗斯福；从智利的沙漠，到新加坡的花园城市，介绍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社保模式。

我们将看到，社保的诞生，可能并非源于温情脉脉的“社会关怀”，而是一场精准的政治算计。

我们将发现，今天被我们视为天经地义的“现收现付”模式，其内在逻辑与一种古老的金融骗局惊人地相似。

我们也将见证，一些国家试图挣脱这套体系，进行的大胆而痛苦的改革。

这不是一篇简单的科普文。

这是一次思想的探险，一次对现代社会基石的重新审视。

我们的目的不是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为你提供一套全新的认知框架，让你在看待个人财务、国家政策乃至社会演化时，能有一个更深邃、更清醒的视角。

忘掉你之前听到的所有关于“福利国家”、“社会契约”的宏大叙事。

让我们用最朴素的逻辑，去解构这个庞大、复杂、且与我们每个人命运休戚相关的“现代神话”。

一）没有“社保”的年代人们怎么养老？

在我们一头扎进现代社保的复杂世界之前，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没有国家强制社保的时代。

那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是老无所依、病无所医的人间地狱吗？

恰恰相反。

历史告诉我们，在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向养老领域之前，人类社会已经演化出了一套复杂、多元且充满活力的“自发秩序”来应对生老病死的风险。

这套秩序，不是某个天才设计师规划出来的，而是亿万人在漫长时间里，基于血缘、信仰、地缘和商业利益，自发形成的。

最古老、最基础的保障单位是什么？是家庭。

数千年来，“养儿防老”是东西方社会共同的智慧。

这四个字背后，不是冷冰冰的算计，而是一套基于血缘、情感和互惠的复杂契约。

父母抚育子女，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投资。

子女成年后，赡养父母，这既是回报，也是维系家族延续的责任。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完全是自愿的，充满人情味，并且激励生育。

一个家族的人丁兴旺，直接与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挂钩。

当然，它也有脆弱性。

比如，子女可能不孝，或者子女自身也陷入困境。

但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基于个人声誉和道德约束的系统。

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不赡养父母的人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被整个社区所唾弃。

这种“软约束”的力量，在很多时候比法律的“硬约束”更为有效。

当社会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城市兴起，陌生人之间的协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于是，超越血缘的保障组织开始涌现。

在欧洲，行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个手艺人加入了木匠行会，他不仅获得了职业身份和技能培训，更重要的是，他加入了一个互助网络。

行会会为年老、生病或去世的会员提供抚恤金、照顾其遗孀和孤儿。

这笔钱从哪里来？从会员们定期缴纳的会费中来。

这不就是保险的雏形吗？但它比商业保险多了一层组织认同和兄弟情谊。

教会也发挥了类似的功能。

教区内的信众定期捐献（十一税等），教会则用这些资金建立济贫院、孤儿院和医院，为社区中最脆弱的成员提供庇E所。

这是一种基于共同信仰的慈善行为。

它不是强制的，而是出于一种道德和宗教上的感召。

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工人群体中涌现出大量的友好协会和互助会。

工人们自愿组成团体，每人每周或每月缴纳一小笔钱，汇集成一个基金。

当有成员失业、生病或遭遇工伤时，就可以从基金中获得一笔补助，以渡过难关。

这些组织五花八门，完全是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

它们规模不大，但非常灵活，能精准地满足特定群体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它们培养了成员的责任感和社群意识。

你帮助别人，因为你知道有一天你也可能需要别人的帮助。

这是一种基于互惠原则的自发合作。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纯粹商业化的风险管理工具也应运而生。

18、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和年金产品开始出现。

一个人可以在年轻时，向保险公司购买一份年金。

他定期缴费，保险公司则将这些钱进行投资。

等到他退休后，保险公司承诺在其余生中，每月或每年向他支付一笔固定的金额。

这就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养老方案。

它不依赖血缘，不依赖信仰，只依赖商业契机。

这个方案的核心是“精算”，即通过数学和统计学，精确计算人的预期寿命、投资回报率等，从而为风险定价。

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智力创造，它使得个人可以跨越几十年的时间，为自己的未来进行财务规划。

到19世纪末，这些私人保险和年金业务在欧美中产阶级中已经相当普及。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

在一个没有国家强制社保的“前现代”世界里，社会并非一片黑暗。

恰恰相反，它像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应对机制：

基于血缘的家庭

基于地缘和职业的行会与互助会

基于信仰的教会慈善

基于商业契约的私人保险

这四种力量，形成了一张多层次、多元化的安全网。

它们是自愿的、去中心化的，并且鼓励个人责任和社群互助。

然而，当国家开始以“社会保障”的名义介入这个领域时，发生了什么？它并没有简单地“补充”这个系统，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挤出”和“摧毁”了它。

当国家强制每个人缴纳养老金时，人们自己为未来储蓄的动力就减弱了。

当国家承诺为所有人养老时，子女赡养父母的责任感也开始变得模糊。

当国家提供失业救济时，那些曾经充满活力的工友互助会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当国家的福利体系包揽一切时，私人慈善的空间也被大大压缩。

国家，这个后来者，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强制力，迅速成为了这个领域的垄断者。

而那些古老的、自发的、充满人情味的保障方式，则如同被巨树遮蔽了阳光的林下灌木，逐渐枯萎、凋零。

我们并不是要美化过去，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艰难。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强制社保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它用一种整齐划一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方案，取代了那个曾经多元、自发、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

而这个强制方案的始作俑者，就是下一章我们要讲到的那位“铁血宰相”——俾斯麦。

他亲手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二）德国模式的诞生与真相

现代社保的“创世纪”，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意志帝国。

它的“上帝”，不是某个心怀悲悯的慈善家，而是以“铁血”著称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

要理解社保的本质，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历史现场，看清楚俾斯麦当时面临的局面，以及他那石破天惊的解决方案背后的真实意图。

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

19世纪后期的德国，工业化浪潮席卷全国。

一方面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实力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急剧尖锐化。

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阶级。

他们工作环境恶劣，生活没有保障，这为一种新思潮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社会主义。

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党）势力迅猛发展，在国会中的议席越来越多。

他们主张阶级斗争，号召工人起来革命，推翻现存的统治秩序。

这对于致力于维护君主制和帝国统一的俾斯麦来说，是心腹大患。

俾斯麦的策略非常清晰，他称之为“胡萝卜加大棒”。

“大棒”很好理解。

1878年，他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禁止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切活动，查封他们的报刊，逮捕他们的领袖。

这是赤裸裸的镇压。

但俾斯麦是个高明的政治家，他知道光靠镇压是没用的，那只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

你必须给民众一些“甜头”，一些实际的好处，来收买人心，瓦解革命的意志。

这就是“胡萝卜”。

这根“胡萝卜”，就是他从1883年到1889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议会通过的一系列“社会保险”法案，包括疾病保险、事故保险，以及最重要的——1889年的《伤残和养老保险法》。

这套法案，就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鼻祖。

俾斯麦在议会中毫不讳言他的真实目的。

他说：“一个期待拿到养老金的人，是更容易管理的。”

 他要通过国家来提供工人福利，从而让工人们感受到“国家的好”，让他们觉得“皇帝也是关心我们的”，进而培养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感，削弱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看，这才是社保诞生的真相。

它不是什么道德进步的产物，而是统治者为了应对政治危机，巩固国家权力，收编底层民众的一种政治工具。

它从一开始，就带着浓厚的国家主义和控制主义色彩。

它的目的不是解放人，而是“管理”人。

那么，俾斯麦设计的这套养老保险，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他天才般地（或者说，魔鬼般地）发明了一种模式，后来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效仿，这就是——“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简称PAYG）。

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但它的原理简单到令人震惊。

简单说，就是用现在正在工作的年轻人交的钱，去支付已经退休的老年人的养老金。

你可能会说，这不挺好吗？代际互助，社会共济。

别急，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模式的底层逻辑。

它不是一个“储蓄”。

你交的钱，并没有被存起来，为你自己将来的养老进行投资。

它被立刻花掉了，支付给了你父母那一辈的退休者。

你的“个人账户”里显示的那个数字，只是一个记账符号，一个国家对你许下的“政治承诺”。

它背后并没有对应的真实资产。

这个系统能够运转下去，依赖两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人口持续增长：必须有足够多，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系统，来供养数量相对较少的老年人。

就像一个金字塔，底座必须永远比顶端宽阔。

经济持续增长：工资水平必须不断提高，这样后一代人交的钱，才能足够支付前一代人不断增长的养老金期望。

在俾斯麦的时代，这两个条件都满足。

德国人口正处于高速增长期，经济也欣欣向荣。

而且，他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定在70岁，而当时德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左右。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根本活不到领养老金的那一天！

这是一个何其精巧的设计！在制度建立的初期，只需要很少的缴费，就可以支付给当时数量稀少的老年人一笔“体面”的养老金，从而迅速赢得民众的欢心。

而这个系统未来可能出现的巨大窟窿，则被巧妙地推迟到了几十年后，由未来的子孙后代去承担。

这是一种典型的“寅吃卯粮”，用未来的钱，来购买当下的政治稳定。

“现收现付制”一经问世，就展现出巨大的诱惑力，并迅速被其他国家所采纳。

为什么？

对于政客来说，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他们可以向选民（尤其是人数众多的老年选民）慷慨地承诺提高养老金福利，而无需立刻加税来支付。

成本由谁承担？由尚未出生、没有投票权的下一代人承担。

这是一种毫无政治风险的“慷慨”。

对于第一代退休者来说，他们几乎是“白拿”。

他们年轻时没有缴费或只缴纳了很少的费用，但制度一建立，他们就可以立刻开始领取养老金。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对于年轻人来说，虽然他们是主要的缴费者，但在制度初期，由于退休人口少，缴费率通常很低，负担并不重。

而且他们也被告知，等他们老了，也会有下一代年轻人来供养他们。

这个承诺听起来很美好。

于是，一个看似“皆大欢喜”的局面形成了。

政客获得了选票，老人获得了福利，年轻人负担尚可。

这个制度就像一个巨大的飞轮，一旦转动起来，就很难停下。

每一代人都被深深地卷入其中，成为这个巨大链条上的一环。

但这个链条的脆弱性，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埋下了。

它把所有人的养老希望，都寄托在了“永远有下一代”和“经济永远增长”这两个脆弱的假设之上。

一旦人口结构发生逆转（老龄化、少子化），或者经济陷入停滞，这个“代际契约”就会立刻变成一个巨大的“庞氏结构”。

后面的参与者，将发现他们投入的钱，远远无法收回。

俾斯麦的创造，是现代国家治理术的一个里程碑。

他成功地将一种潜在的社会风险（养老），转化成了强化国家权力的工具。

他送出的这份“礼物”，其包装纸上写着“社会福利”，但内里却包含了三样东西：

国家控制：个人的养老责任被转移给了国家，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性空前加强。

强制：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相信这个系统，你都必须参与，你的收入被强制性地划走。

个人选择的权利被剥夺了。

隐形负债：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养老金债务被创造出来，并被推向了未来。

俾斯麦的幽灵，从此开始在全世界游荡。

他的这套“现收现付”模式，被证明具有病毒般的传染力。

下一章，我们就要看看，它是如何跨越大西洋，在美国扎根，并最终成为全球“标配”的。

三）从“新政”到“摇篮到坟墓”

俾斯麦点燃的这把火，并没有立刻燎原。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灾难，才为这套思想的全球扩张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这场灾难，就是“大萧条”。

在1929年大萧条之前，美国是一个高度信奉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国家。

所谓“社会保障”，基本上被视为欧洲大陆那种不健康的“社会主义”玩意儿。

人们普遍认为，养老是自己的事，或者家庭的事，政府不应该插手。

然而，大萧条摧毁了一切。

股市崩盘，银行倒闭，无数美国人毕生的积蓄化为乌有。

老年人的贫困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尖锐方式，摆在了全社会面前。

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慌和绝望，人们开始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拯救他们。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应运而生。

他的“新政”，就是一系列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和社会的法案。

其中，最具深远影响的，莫过于1935年签署的《社会保障法》。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联邦政府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养老保险制度。

罗斯福和他的团队，在设计这个制度时，面临一个选择：是采用“完全积累制”（即每个人交的钱存入自己的账户，投资增值，退休后领取），还是采用俾斯麦的“现收现付制”？

从财务稳健的角度看，“完全积累制”显然更负责任。

但它有一个“政治上”的致命弱点：在制度建立初期，需要很长的时间（几十年）来积累资金，无法立刻支付养老金。

而当时，罗斯福需要的是立刻见效的“猛药”，来安抚数百万嗷嗷待哺的贫困老人，赢得政治支持。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现收现付制”。

当然，为了让这个制度看起来更像一个“保险”而非“福利”，罗斯福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话术包装”。

他们不把这笔钱称为“税”，而是称为“缴款”。

他们为每个参保人设立了“个人账户”，尽管这个账户是虚拟的。

他们反复强调，这是你自己挣来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施舍。

这种包装非常成功。

它让美国人民相信，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是在参与一个类似私人保险的计划。

但其内核，依然是俾斯麦式的“代际转移支付”：用工薪阶层的钱，去支付退休者的福利。

《社会保障法》的通过，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反对者们敏锐地指出了它的问题。

他们警告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财政陷阱，会给子孙后代留下沉重的负担；它剥夺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强制所有人参与一个由政府操纵的计划；它会扼杀个人储蓄的积极性，培养民众对政府的依赖。

一位议员在当时的辩论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这个法案，是在用我们孙辈的出生证，来为今天的开销做抵押。”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理性的声音，被大萧条带来的巨大痛苦和对“安全感”的极度渴望所淹没。

美国，这个曾经的自由堡垒，也最终拥抱了俾斯麦的“礼物”。

如果说俾斯麦是社保的“始作俑者”，罗斯福是“集大成者”，那么，将这套理念推向极致，并将其包装成一种崇高道德理想的，是一位英国人——威廉·贝弗里奇。

1942年，在二战的硝烟中，英国政府委托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研究战后社会重建问题。

贝弗里奇提交了一份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

这份报告，是人类历史上关于福利国家最雄心勃勃的蓝图。

它的核心思想是，国家有责任，把每一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照顾起来，帮助他们战胜五大“巨人”：贫穷、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

如何实现？通过建立一个全民的、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都必须参与。

国家将提供失业救济、医疗保健、养老金、家庭津贴等等，覆盖人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风险。

贝弗里奇报告的道德感召力是巨大的。

它描绘了一个没有贫困、人人享有基本保障的乌托邦式的未来。

在经历了战争创伤的英国，这份报告受到了民众狂热的欢迎。

1945年，主张全面实施贝弗里奇计划的工党，在选举中大胜，取代了带领英国赢得战争的丘吉尔。

随后，英国迅速建立起了堪称“福利国家”典范的制度：全民免费医疗系统（NHS），和覆盖全民的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

贝弗里奇的理念，与俾斯麦和罗斯福相比，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俾斯麦的动机是政治算计。

罗斯福的动机是危机应对。

而贝弗里奇，则将其上升到了道德和人权的高度。

他认为，享受福利是每个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种“权利”话语的建构，使得社会保障在道德上，变得“不容置疑”。

任何反对或质疑福利扩张的人，都会被贴上“冷血”、“没有同情心”的标签。

二战后，世界形成了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

在这种背景下，“俾斯麦-罗斯福-贝弗里奇”这套社会保障理念，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到全球。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建立福利制度，是向民众证明“资本主义也可以很温馨”，从而抵御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诱惑。

对于广大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来说，模仿欧美的社保体系，是证明自己已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的标志。

这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时髦”。

于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间，无论是欧洲、北美，还是日本、拉美，甚至是部分非洲和亚洲国家，都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保体系。

绝大多数，都采用了“现收现付”这一核心模式。

一个由国家强制、代际转移、政府包办的养老模式，成为了全球的“标准配置”。

我们来梳理一下这种思想病毒的传播链条：

病毒源头（德国）：出于政治控制的目的，发明了“现收现付”这个核心技术。

超级传播者（美国）：在大萧条的恐慌中，将其引入新大陆，并用“个人账户”和“保险”的话术进行包装，使其更具迷惑性。

理论升华（英国）：将其从一种政策工具，拔高到“人权”和“道德”的制高点，使其变得不容挑战。

全球大流行（二战后）：在冷战和后殖民时代，成为各国政府争相效仿的“现代性”标志。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社保的起源和扩散。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制度，其诞生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政治的算计、历史的偶然和话术的包装。

它并非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以个人福祉为最终目的的完美设计。

现在，理论讲完了。

让我们进入更精彩的部分：深入全球十大国家，看看这场持续了上百年的宏大社会实验，在不同的土壤上，结出了怎样不同的果实。

那些当初埋下的“陷阱”，如今又是如何一个个引爆的。

四）全球十大样本的命运沉浮录

1）德国

作为社保制度的“祖师爷”，德国的养老金体系至今仍然是“现收现付制”的忠实样本。

然而，这位百余岁的“老人”，如今正面临着俾斯麦当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噩梦：人口崩溃。

德国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生育率长期低迷，人均寿命却不断延长。

俾斯麦时代那个完美的“金字塔”人口结构，如今已经彻底倒转，变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

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需要供养越来越庞大的退休人群。

结果是什么？

缴费率飙升。

为了维持系统运转，德国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一路攀升。

如今，雇主和雇员合计要缴纳毛工资的近20%作为养老保险。

这笔沉重的负担，严重压抑了企业竞争力和个人可支配收入。

年轻人感觉自己成了“燃料”，为一台看不到希望的机器持续燃烧。

退休年龄不断延迟。

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让人们干得更久。

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已经计划逐步提高到67岁，未来可能更高。

俾斯麦当年70岁退休的“空头支票”，如今正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兑现。

即便如此，养老金的“含金量”也在不断缩水。

所谓“替代率”，就是你退休后领的钱，占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

这个比例在德国持续下降，意味着未来退休的人，生活水平将远不如现在的老人。

德国的困境，是所有“现收现付”制国家的缩影。

它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不再增长的社会里，依靠代际转移的养老模式，数学上是不可持续的。

它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德国政府用尽了各种修修补补的办法，但都无法改变这个残酷的现实。

鼻祖，正在被自己的发明所反噬。

2、美国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也最具影响力的社保系统。

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社保是美国社会的安全基石，是数千万老年人幸福生活的保障。

然而，神话的背后，是冷酷的数字。

根据美国社保局自己的精算报告，美国的社保基金（实际上是一个信托基金，里面的“资产”是美国政府给自己打的“白条”，即特种国债）将在2030年代中期耗尽。

“耗尽”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一分钱都发不出来。

而是说，届时，光靠在职人员的缴费，将不足以支付所有退休人员的法定福利，缺口将达到20%以上。

这意味着，如果不进行改革，所有人的养老金都要打个八折。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和德国如出一辙：人口老龄化（“婴儿潮”一代大规模退休）和承诺的福利水平过高。

美国的社保制度，已经深深地绑架了其国家政治。

老年人是投票率最高的群体，任何一个试图削减福利、提高退休年龄的政客，都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因此，两党政客们几十年来，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个问题往后推，谁也不愿当那个“坏人”。

他们不断地提高债务上限，寅吃卯粮，用发行更多国债的方式，来掩盖那个日益增大的窟窿。

这实质上，是将养老金的负担，通过通货膨胀和国家债务的形式，转移给了全体国民，尤其是那些储蓄者和下一代。

美国的社保，已经从罗斯福时代的“安全网”，异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利益输送机器和一个财政定时炸弹。

它完美地诠释了：当一个经济问题被政治化之后，会变得多么难以解决。

倒计时的滴答声，越来越响了。

3） 英国

英国是“福利国家”理念的圣地。

但“从摇篮到坟墓”的承诺，代价是极其高昂的。

到了上世纪70年代，英国陷入了严重的“英国病”：经济停滞、高通胀、高失业、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国民精神萎靡。

庞大的福利开支，是导致这一切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税收扼杀了企业活力，优厚的福利则削弱了人们工作的意愿。

整个国家似乎都躺在福利的温床上，不愿醒来。

转折点发生在1979年，“铁娘子”撒切尔上台。

她对这套“保姆式国家”的理念深恶痛绝。

她认为，福利国家剥夺了人的责任感和尊严，把人变成了嗷嗷待哺的巨婴。

撒切尔发动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社保领域，她的核心思想是：从“国家包办”转向“鼓励个人选择和市场竞争”。

她引入了“国家第二养老金”的“退出”机制，允许雇员和企业选择退出国家计划，转而购买符合条件的私人养老金产品。

她大力推动私人养老金市场的发展，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个人为自己的养老进行补充储蓄。

撒切尔的改革，在英国社会引发了剧烈的阵痛和对抗（比如著名的矿工大罢工），但她强硬地推行了下去。

她的目标，不是要彻底摧毁福利体系，而是要在国家保障的“基础网”之上，为个人责任和市场力量，重新打开一扇门。

英国的经历告诉我们，福利的扩张之路一旦开启，就很难逆转，但并非绝无可能。

它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对基本经济规律的尊重。

撒切尔的改革，虽然争议巨大，但它确实为英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福利国家”模式的深刻反思。

4 瑞典

瑞典，常常被描绘成人类社会的“乌托邦”，一个高福利、高平等、人人幸福的北欧天堂。

它的社保体系，也曾是“贝弗里奇模式”的模范生。

但这个“天堂”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极高的税收。

瑞典的宏观税负（总税收占GDP的比重）长期在世界名列前茅。

这意味着，国民创造的财富，有将近一半要被政府拿走，用于再分配和提供公共服务。

高税收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抑制经济效率：当你的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要被上缴时，你努力工作、创新创业的激励就会被削弱。

人才外流：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家，有动力移民到税收更低的国家。

宜家的创始人将公司总部迁往荷兰，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瑞典也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庞大的福利体系难以为继。

于是，这个“福利模范生”也不得不开始改革。

瑞典的养老金改革非常具有启发性。

他们在1998年，设计出了一套被称为“名义账户制”的全新体系。

它保留了“现收现付”的内核，但引入了“个人账户”的概念。

每个人的缴费，都会被记在一个“名义账户”里。

这个账户的“回报率”，与全国的工资增长率挂钩。

退休时，你能领多少养老金，取决于你账户里积累的总额，以及你退休时的预期寿命。

这个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建立了一个自动平衡机制。

如果经济不好，工资增长慢，那么你账户的“收益”就低。

如果人均寿命延长，那么你每个月领的钱就会变少。

这相当于，把“现收现付”制内在的宏观风险（经济停滞、人口老龄化），部分地“透明化”和“个人化”了。

它向民众传递了一个更诚实的信息：养老金不是无限的，它取决于整体经济和人口的状况。

同时，瑞典还强制设立了一个小比例的“个人强制储蓄账户”，这部分钱是真实进入市场的，个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基金进行投资。

瑞典的改革，试图在“国家统筹”和“个人责任”之间，找到一个精巧的平衡。

它没有像智利那样彻底革命，而是对旧系统进行了一次“基因改造”。

这代表了欧洲大陆国家在面对社保危机时，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思路。

5、日本

如果说德国是老龄化的“重症患者”，那日本就是“病危通知书”。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最登峰造极的国家。

走在日本街头，你能直观地感受到那种暮气沉沉的氛围。

日本的社保体系，同样是“现收现付”制。

而它面临的人口结构，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严峻的。

目前，日本大约每2个在职人员，就要供养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这个比例还在持续恶化。

这种人口结构，对于“现收现-付”制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其后果，已经深刻地反映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超过250%，冠绝全球。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填补社保和医疗的巨大窟窿。

政府实质上已经破产，只能靠央行不断印钞来维持。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发现仅靠养老金（国民年金）根本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陷入贫困。

他们不得不在七八十岁的高龄，继续打零工，在便利店、快餐店里做服务员。

年轻人的绝望感：日本的年轻人被称为“佛系”一代。

他们面临着沉重的社保负担，却对自己未来的养老金不抱任何希望。

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是“被牺牲的一代”。

这种绝望感，进一步压抑了他们的生育和消费意愿，形成了恶性循环。

日本的悲剧，是对“现收现付”模式最惨痛的控诉。

它告诉我们，当人口的“庞氏结构”无法维系时，整个社会都将被拖入一个缓慢下沉的泥潭。

日本的今天，可能就是许多其他老龄化国家的明天。

它是一个巨大的警钟，提醒我们这个模式的终局，可能是何等凄凉。

6、 智利：

在全世界的社保体系几乎都朝着“国家包办”的道路高歌猛进时，南美洲的智利，却在1981年，进行了一场惊世骇俗的社会实验——养老金私有化。

这场改革的背景，是皮诺切特的军政府时期。

当时，智利的旧养老金体系，和所有拉美国家一样，是一个效率低下、腐败丛生、濒临破产的“现收现付”制。

一群深受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家，说服了皮诺切特，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

这场改革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用“个人强制储蓄账户制”取代“现收现付制”。

废除旧制：政府不再运营养老金，而是将其完全交给了市场。

强制个人储蓄：每个雇员，必须将自己工资的10%，存入自己在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开设的个人账户中。

个人所有权：这个账户里的钱，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它有明确的产权，可以继承。

市场化投资：你可以自由选择一家AFP来管理你的钱。

AFP之间相互竞争，会将你的钱投资于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以求保值增值。

政府角色转变：政府不再是“运动员”，而是“裁判员”。

它负责制定规则、严格监管AFP的运作，并为最贫困、无法足额储蓄的人，提供一个最低养老金保障。

智利模式，是对俾斯麦模式的彻底颠覆。

它的底层逻辑，从“代际转移支付”，切换到了“个人责任”和“资本积累”。

这场改革带来了什么？

数以十亿计的养老金，从政府的“现收现付”流水账，变成了真实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

这笔庞大的资本，为智利后来几十年的经济起飞，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燃料。

它的资本市场因此深度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充足的资金。

因为账户里的钱是自己的，人们更关心它的收益，也有更强的动力去工作、去缴费。

因为你的养老金来自于你自己的储蓄和投资回报，而不是下一代人的缴费，所以这个体系在理论上，不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当然，智利模式也并非完美。

它也面临不少麻烦。

民众交的养老金收益，直接与金融市场的波动挂钩。

如果遭遇股灾，账户可能会缩水。

对于非正规就业者、低收入者来说，很难持续缴费，导致他们老年时账户余额不足。

AFP作为盈利性公司，会收取管理费，这会侵蚀一部分收益。

近年来，由于部分民众认为养老金水平不及预期（部分源于对市场回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智利国内也出现了要求回归“国家统筹”的呼声，社会矛盾激化。

但是，无论如何，智利的实验，是全球社保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向世界证明了：除了“国家包办”之外，还存在另一条道路。

一条以个人权利、个人责任和市场力量为基础的道路。

它的成功和教训，都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7、新加坡

在亚洲，有一个国家，它的社保体系独树一帜，既不同于欧美的“现收现付”，也不同于智利的“彻底私有化”。

它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模式，叫做中央公积金。

这是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全国统一的强制储蓄计划。

高额强制储蓄：雇员和雇主，都需要将工资的一个很高比例（年轻时合计可高达37%），强制存入个人的CPF账户。

三大账户：CPF账户里的钱，被分成了三个子账户：

普通账户：可以用来买房、投资等。

特别账户：专门用于养老储蓄，投资回报率稍高。

医疗账户：用于支付医疗费用。

政府管理投资：与智利不同，CPF账户里的钱，不是由私人公司管理，而是由新加坡政府的一个专门机构进行统一投资。

政府向储户承诺一个固定的、相对保守的回报率。

用途广泛：CPF的钱，不仅是养老金，更是一个国民“生命周期的蓄水池”。

买房的首付和月供，看病的费用，子女的教育，都可以动用CPF的资金。

新加坡模式的本质，是一种“国家家长主义”。

它不相信民众有足够的远见和自制力去为自己的未来储蓄。

于是，国家像一个严厉的父亲，用强制手段，替你把钱存起来，并规划好它的用途。

这种模式的优缺点非常鲜明。

优点：

极高的国民储蓄率：和智利一样，CPF为新加坡的经济建设积累了海量资本。

产权清晰：账户里的钱是你的，没有“庞氏结构”的风险。

解决了住房问题：绝大多数新加坡人，都是用CPF的钱购买了政府提供的“组屋”。

这大大提高了社会稳定性。

缺点：

缺乏自由：个人完全没有选择权。

存多少、怎么投、怎么用，基本上都是政府说了算。

这是一种“黄金鸟笼”，生活安稳，但没有自由。

回报率偏低：政府承诺的固定回报率，通常低于市场化的投资组合在长期内可能达到的回报。

等于说，牺牲了潜在的高收益，来换取确定性。

新加坡模式，是一个在特定政治文化（威权主义、精英治理）下才能成功的特例。

它在效率和稳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代价是个人自由和选择权的极大压缩。

它和智利模式，代表了“强制储-蓄”这条道路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一个是相信市场，一个是相信政府。

8、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养老金体系，被称为“超级年金”，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设计得最好的体系之一。

它巧妙地结合了智利模式的市场化精神和新加坡模式的强制性。

澳洲的养老金体系，有三大支柱：

第一支柱：政府养老金。

这是一个由政府税收支付的、有严格资产审查的“底网”，只提供给最贫困的老人。

第二支柱：超级年金。

这是核心。

法律强制规定，雇主必须为雇员，额外缴纳其工资的一定比例（目前约为10.5%，并计划逐步提高），存入一个由雇员自己选择的私人养老基金中。

第三支柱：自愿储蓄。

政府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个人进行额外的养老储蓄。

澳洲模式的精髓，在第二支柱“超级年金”上。

它有几个特点：

强制性，但由雇主出钱：和智利、新加坡不同，这笔强制储蓄，主要是由雇主额外支付的，不直接从雇员工资里扣。

这在感觉上，让雇员更容易接受。

（当然，从经济学上看，这笔钱最终还是雇员劳动成本的一部分）。

和智利一样，钱是进入私人管理的养老基金，在市场上进行投资。

个人有充分的自由，选择不同的基金和投资策略。

澳洲有数百家养老基金公司，从大型行业基金到小型的零售基金，竞争非常激烈，这有助于压低管理费，提高服务质量。

澳洲模式，可以看作是智利模式的“优化版”。

它吸取了智利模式的优点（个人账户、市场化投资），同时试图通过“雇主缴费”的设计和强大的政府监管，来规避一些智利遇到的问题。

它试图地在“强制”与“自由”、“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平衡点。

它的目标是，试图保证了国民有足够的养老储蓄，又给予了个人充分的投资选择权，还保留了一个政府的“底网”来兜底。

这使其成为许多国家养老金改革时，重要的学习和借鉴对象。

9、阿根廷

讲了这么多成功或正在努力改革的案例，我们必须看一个彻底失败的、堪称“警世恒言”的国家——阿根廷。

20世纪初，阿根廷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与美、加、澳相当。

它也是拉美最早建立社保体系的国家之一。

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阿根廷却成了一个以“国家破产”、“恶性通胀”、“政治动荡”而闻名的反面教材。

阿根廷的养老金体系，就是其国家悲剧的一个缩影。

它的历史，是一部被民粹主义反复摧毁的历史。

和大家一样，阿根廷也建立了“现收现付”制。

但阿根廷的政客，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慷慨”。

每到选举年，为了讨好选民，各路政客争相承诺提高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

福利水平远远超出了经济的承受能力。

到了90年代，旧体系彻底破产。

阿根廷也像智利一样，搞起了养老金私有化改革。

然而，好景不长。

2008年，左翼民粹政府上台，以“保护民众免受金融危机冲击”为名，强行将所有私人养老金账户（当时已积累了约300亿美元的资产）全部“国有化”，重新回到了“现收现付”的老路。

这笔庞大的国民养老储蓄，实际上是被政府公然没收，用来填补当期的财政赤字，和发放各种民粹主义福利。

这是一次赤裸裸的国家掠夺。

结果是什么？阿根廷的养老金体系，彻底丧失了信用。

民众不再相信任何关于未来的承诺。

国家则陷入了“发福利-财政赤字-印钞-恶性通胀-社会动荡-换政府-再来一轮”的死亡循环。

阿根廷的教训，比任何理论都更深刻。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私有财产的基本尊重，没有对财政纪律的基本敬畏，那么，无论设计出多么精巧的社保制度，最终都将被短视和贪婪的政治所摧毁。

产权保护和法治，是一切长期制度（包括养老金）能够存续的基石。

没有这个基石，一切都是沙上之塔。

10、中国

最后，我们回到中国。

中国的社保体系，是这个名单里最年轻，但可能也是面临挑战最艰巨的。

中国的养老金体系，目前是一个“统账结合”的模式。

“统”指的是“社会统筹”部分，也就是“现收现付”，用现在年轻人交的钱，养现在的老人。

这是大头。

“账”指的是“个人账户”部分，理论上是个人储蓄，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省份的个人账户，都是“空账运行”——里面的钱，早被挪去支付当期的养老金了。

所以，中国目前的养老金体系，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制。

而中国面临的局面，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欧美日等国家，是在进入富裕社会后，才开始深度老龄化的。

而中国，是在人均收入尚处于中等水平时，就迎来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浪潮。

这意味着，我们用来应对老龄化的“家底”，要薄得多。

巨大的地区差异：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人口流出严重，养老金早已收不抵支，需要中央财政大量补贴。

而广东等年轻省份，则有大量结余。

地区之间的抚养比，天差地别。

在制度建立前，就已经退休的“老人”和国有企业的“中人”，他们的养老金，实际上都是由后来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买单的。

这笔巨大的“转型成本”，使得制度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枷D锁。

可以说，中国社保体系，集“现收现付”制的所有内在矛盾、转型经济体的所有历史包袱、以及自身独特的人口挑战于一身，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

未来怎么办？延迟退休、提高缴费率、划拨国有资本、鼓励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金）……这些都是正在讨论或已经实施的“药方”。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未富先老”和“个人账户空账”这两个核心约束下，任何修修补补的办法，可能都只是杯水车薪。

中国的社保之路，依然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而这条河的对岸，究竟是坦途，还是险滩，不仅关系到亿万家庭的福祉，也考验着这个国家全体民众的智慧。

在看完了这十个国家的沉浮录之后，我们仿佛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全球旅行。

现在，我们对我们看到的这几种核心模式，进行一次底层逻辑对决。

五）三大模式的底层逻辑对决

经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发现，全球的社保模式，无论外表如何包装，其内核万变不离其宗，可以归结为三大流派。

现在，我们要撕掉所有温情脉脉的标签，直击它们最核心的逻辑分野。

1、现收现付制（俾斯麦模式）

这是世界上最主流的模式，德国、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核心部分，都属于此类。

它的支持者称之为“代际契约”或“社会共济”。

他们说，每一代人都有责任赡养上一代人，这是一种体现社会团结的崇高契约。

它的本质，是一个强制性的代际财富转移系统。

它不创造任何新财富，只是把一部分人（年轻人）的钱，直接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老年人）。

那么，它到底是“契约”还是“骗局”？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个真正的“契约”，必须是建立在自愿和知情的基础上的。

但“现收现付”制，具备这两个特征吗？

自愿吗？不，它是强制的。

你没有选择不参与的权利。

知情吗？不，绝大多数参与者，并不知道这个系统依赖于人口增长的脆弱假设，也不知道他们“个人账户”里的钱只是一个虚拟符号。

他们被引导相信，自己是在“储蓄”。

而“庞氏结构”的核心特征是什么？用后来者的钱，支付给先来者。

并且需要不断有新的资金流入，才能维持不崩盘。

现在你再看“现收现付”制。

它是不是与“庞氏结构”的定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它与纯粹的金融诈骗有一个根本不同：它是由国家暴力来背书的，可以强制所有人参与。

这使得它的生命力，远比一般的“庞氏骗局”要长。

但数学规律是无情的。

当人口结构逆转，新生儿越来越少，人均寿命越来越长，这个游戏就进行不下去了。

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承诺的破产：要么降低支付水平，要么延迟退休年龄，要么让货币贬值来稀释债务。

无论哪一种，对于后来参与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实质性的违约。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收现-付”制，是一个由国家强制力维持的、合法的、但在数学上不可持续的“类庞氏结构”。

它的辉煌，只存在于人口爆炸的特定历史时期。

对于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而言，它就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债务黑洞。

2、 强制储蓄/个人账户制（新加坡/智利模式）

这是对俾斯麦模式的彻底反叛。

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核心部分，都属于这个流派。

支持者称之为“个人责任的回归”、“产权明晰”。

他们说，养老是自己的责任，自己的钱自己存，自己的未来自己负责。

它的本质，是一个强制性的、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个人养老金计划。

它把养老问题，从一个“财富转移”问题，变回了一个“财富创造”问题。

这个模式的优点，我们前面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

它不依赖人口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了“庞氏”问题。

它把国民储蓄转化为了真实的投资，能够推动经济增长。

我的钱就是我的钱，激励相容。

但它真的就是完美答案吗？反对者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它把风险转嫁给了个人。在“现收现付”制下，个人面对的是“政治风险”（政府会不会违约）。

而在个人账户制下，个人面对的是“市场风险”（我的投资会不会亏损）。

对于缺乏金融知识的普通人来说，让他们自己去承担市场波动的风险，是不是太残酷了？万一在退休前夕遭遇一场大股灾怎么办？

它加剧了不平等：高收入者、投资能力强的人，账户里的钱会越来越多。

而低收入者、投资失败的人，可能老无所依。

这会不会撕裂社会？

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

但我们也要反问一句：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它并不会因为制度不同而消失，只会被转移或隐藏。

“现收现-付”制，看似是国家替你承担了风险，但实际上，它是把“人口崩溃”和“政府违约”这两个更巨大、更不可控的系统性风险，隐藏在了幕后。

而个人账户制，只是把风险“显性化”了。

一个成熟的个人账户体系（比如澳洲模式），会通过各种方式来管理这种风险：比如提供默认的、稳健的投资选项（生命周期基金），加强投资者教育，以及保留一个政府的“最低保障网”。

归根结底，这个模式相信的是：让个人去面对和管理一个“已知的、市场的”风险，比让整个社会去面对一个“隐藏的、政治的”风险，要更诚实、也更稳健。

3、 国家统筹与个人账户混合制（瑞典/中国模式）

很多国家，为了兼顾两边的优点，设计了混合模式。

比如瑞典的“名义账户制+真实个人账户”，以及中国理论上的“统账结合”。

支持者认为这是“集两家之长”，既有社会共济的保障，又有个人激励的效率，是“第三条道路”。

它的本质，是试图在一个系统内，嫁接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

这种混合模式，在理想情况下，也许能左右逢源。

但在现实中，它往往会陷入“双重困境”。

以中国的“统账结合”为例。

一方面，它保留了“现收现付”制的内核，因此，所有“现收现付”制面临的人口困境和债务问题，它一个也逃不掉。

另一方面，它又设立了“个人账户”，向民众传递了“这是你的钱”的信号，提高了大家的期望值。

但由于“统筹”部分的窟窿太大，不得不挪用“个人账户”的钱去填补，导致个人账户“空账化”。

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它既没有“现收现付”制的“坦率”（虽然是庞氏，但至少不伪装成储蓄）。

也没有“个人账户”制的“诚实”（账户里没有真实的钱）。

它同时承担了两种制度的成本（人口困境+民众的高期望），却没有享受到任何一种制度的好处（真实的资本积累）。

这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使得制度的公信力受到极大侵蚀，改革的共识也更难凝聚。

走笔至此，三大模式的底层分野，已经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根本不是什么技术路线之争，而是深刻的哲学之争。

其核心，可以归结为两组对立的关键词：

权力 vs 权利

“现收现付”制，本质上是国家权力的体现。

它授予国家巨大的权力，来强制性地重新分配国民财富。

个人的财产权，在这个过程中是被侵犯的。

“个人账户”制，本质上是个人权利的体现。

它承认并捍卫个人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国家的作用是辅助和监管，而不是支配。

强制 vs 自愿

俾斯麦模式的核心是全面强制。

你别无选择。

智利模式的核心，是在“强制储蓄”这个大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引入“自愿选择”（选择哪家基金公司，选择何种投资策略）。

而一个更理想的、纯粹基于自由原则的社会，连“强制储蓄”都不需要。

它相信，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人们会通过家庭、社区、私人保险等自发秩序，更好地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

我们讨论社保问题，如果只停留在“缴费率高低”、“退休年龄早晚”这些技术细节上，那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真正的要害在于：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国家权力？又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个人权利和自由选择的力量？

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你从根本上，倾向于哪一种模式。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保的本质：它是一个政治承诺，而非金融契约。

一个金融契约，背后必须有真实的资产作为抵押。

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参与的“现收现付”制社保，其背后并没有资产，只有国家用其强制力所背书的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未来政府的财政状况、未来的人口结构、以及未来政客的意愿。

它更像一张“彩票”，而不是一张“存单”。

这张彩票能否兑奖、能兑多少，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把自己的晚年幸福，完全寄托在这样一张政治彩票上，是极其危险的。

第二，我们必须打破“国家养老”的幻觉，重新拥抱个人责任。

百年来的福利国家宣传，给我们灌输了一种思想：养老是国家的事，是政府的责任。

这种思想，在短期内让人感到温暖，但长期来看，它是一剂毒药。

它削弱了个人为自己未来负责的动力，也瓦解了家庭和社区的互助功能。

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建立在“代际转移”基础上的“国家养老”承诺，在老龄化时代，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幻觉。

无论政府今天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最终，养老的重担，必然要回到我们自己肩上。

“你的养老，首先是你自己的责任”——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这才是成年人世界里最真实、也最可靠的法则。

越早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越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

第三，我们要重新发现，我们每个人真正的“安全网”到底是什么。

国家提供的社保，最多只能是一个“底网”，而且这个底网还越来越不牢靠。

我们真正的安全，来源于三个方面：

你的人力资本：这是你最核心、最不会被任何人夺走的资产。

你持续学习的能力、你的专业技能、你的健康、你的创造力——这些，才是你在一生中，抵御一切风险的终极武器。

一个不断提升自我价值的人，远比一个躺在制度上等待喂养的人，要安全得多。

你的家庭和社群网络：在国家这只“巨兽”出现之前，人类依靠了数万年的东西是什么？是血缘联结的家庭，是守望相助的社群。

这些基于真实情感和互惠关系的“自发秩序”，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最温暖、最可靠的港湾。

与家人的情感维系，与朋友的真诚交往，是你用再多钱也买不来的“社会资本”。

你自己的真实储蓄和投资：忘掉那个虚拟的“个人账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