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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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的世界里——那个你每天起床工作、竞争客户、担心破产的世界里——失败意味着淘汰。

如果你的餐厅食物糟糕，三个月后门口就会贴上转让告示。

如果你的手机设计落后，明年财报就会一片血红。

市场没有眼泪，只有清算。

但一旦跨过那道叫做“政府”的门槛，物理定律就失效了。

这里奉行迪洛伦佐第一定律：

失败即成功。

这套逻辑之荒诞，足以让任何一个街边小贩精神分裂。

所谓的“向贫困宣战”

自林登·约翰逊在1960年代吹响这个号角以来，美国在福利项目上砸了超过22万亿美元——足以把整个曼哈顿岛铺满黄金。

结果贫困率如钟摆般回荡，从未被击败，反而成了永不枯竭的预算提款机。

任何一个CEO若如此挥霍股东资本却毫无成效，早就被扔进监狱了。

但在华盛顿，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的官僚们只需拿出一张图表，指着那条顽固的贫困线，便可声泪俱下地宣称：

“敌人太强大！我们需要更多步兵（预算）、更精良的武器（权力）！”

于是，失败成了他们晋升的阶梯。

教育是另一个粪坑

美国公立教育人均实际支出自1970年以来飙升了超过200%，而学生阅读、数学成绩曲线却平躺得像死人的心电图。

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EP）的数据冷酷地显示，大量高中毕业生功能上是文盲。

解决方案？

当然是更多的钱！

就像往一个漏水的马桶里不断倒香槟，还指望它能冲走污垢。

教师工会——这个依靠强制会费生存的寄生性垄断组织——高声呐喊“为了孩子！”，实际是为了保证任何教师，无论多无能，都几乎不可能被解雇。

系统奖励的是资历和服从，而非教育成果。

失败的学生成绩，直接转化成了成功的工会谈判筹码。

就连最“崇高”的航天领域也难逃此律

美国宇航局（NASA）的航天飞机项目，两架爆炸，十四名宇航员化为灰烬，成本超支高达初始预算的1000%。

在市场逻辑下，这项目早就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但政府的逻辑是：如此惨烈的失败，正证明探索太空“艰难而危险”，因此需要更多拨款来“确保安全”。

灾难，成了预算扩张的绝佳公关素材。

金融领域更是这个定律的登峰造极之作

美联储——这个私有的中央银行卡特尔披着政府外衣——在2008年前，用接近零利率的毒药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其监管之手更通过《社区再投资法案》（CRA）强制银行向信用不佳者发放贷款。

泡沫破裂，全球遭殃。

按常理，罪魁祸首该被肢解。

但现实是，美联储的权力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它不仅可以印钞，还能直接购买资产、救助它选定的“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

它制造了危机，却以救世主姿态登场，攫取了更多权力。

这就是官僚世界的终极炼金术：

将自身失败酿成的毒酒，转化为灌溉权力之树的甘露。

激励机制被彻底颠倒。

系统不衡量“解决了什么问题”，只衡量“消耗了多少资源”和“表达了何种姿态”。

姿态正确——同情穷人、关怀儿童、捍卫国家安全——便可获得道德豁免权。

资源消耗巨大，则证明“努力程度”与“问题严峻性”。

至于结果？

呵呵

那是下一个预算周期需要“继续努力”的借口。

这是一个自我永续的失败循环，而纳税人，就是那个被绑在旋转木马上持续抽血的燃料罐。

“自由放任”的弥天大谎：被监管扼杀的市场

美国政府及其圈养的媒体喉舌，最无耻的谎言莫过于将金融危机归咎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每当经济出现问题，这套说辞就如条件反射般弹出，仿佛念诵驱魔咒文。

迪洛伦佐第三定律在此闪耀：

政客习惯性撒谎，而媒体是他们的扩音器。

撕开这层面纱，所谓“不受监管的华尔街”，根本是奥威尔式的话语篡改。

只需瞥一眼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管架构，就能让“自由放任”这个词羞愧自杀。

除美联储这个巨无霸外，还有：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监管一切证券市场）、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

货币监理署（OCC，监管全国性银行）、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储蓄机构监理局（OTS，已并入OCC）以及五十个州的金融监管机构。

这还不算诸如FINRA（金融业监管局）之类的“自律”组织，其规则同样具有强制力。

仅SEC一家，其2010年后的监管规则（如《多德-弗兰克法案》衍生条款）就长达上万页，合规成本每年吞噬华尔街数百亿美元。

每一笔交易、每一个新产品、每一份合同，都必须穿越几十个监管部门的文书地狱。

如果这是“自由放任”，那么古拉格集中营就是度假胜地。

他们为何要撒这个谎？

只是为了推行迪洛伦佐第四定律：

政客只会在建议能扩大国家机器时，才假装听取“专家”意见。

历史是最好的打脸器。

看看2008年危机的真正导火索：

政府指令的贷款。

1977年的CRA及后续修订，明确要求银行为“中低收入社区”提供贷款，否则将在扩张、并购时遭监管否决。

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这两家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政府资助企业”——被要求扩大购买低收入家庭的抵押贷款证券，以达成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设定的“可负担住房”目标。

到2008年，它们持有或担保的次级贷款风险敞口高达数万亿美元。

是政府的枪口顶着银行的脑袋，命令它们放松信贷标准，向根本无力偿还的人放贷。

当泡沫破裂，同一批政客却转身指责“华尔街的贪婪”。

这好比纵火犯点燃房子后，转身就谴责火柴制造商太易燃。

将时针拨回更早。

大萧条常被归咎于“市场失灵”，但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中详尽论证：

正是美联储在1920年代持续信贷扩张，人为压低利率，制造了不可持续的股票市场与资产泡沫。

当泡沫破裂，胡佛政府不是让市场清算，反而大幅提高关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干预工资、阻止价格调整，将一场普通的衰退拖成了史诗级萧条。

罗斯福的新政更是变本加厉，通过《国家工业复兴法》等法案，强制企业组成卡特尔、固定价格、限制产量，以“保护工人”之名，行窒息经济复苏之实，延长了痛苦。

古今中外，模式相通。

中国明代后期的“海禁”政策，以国家安全为名，扼杀了民间海上贸易的活力，结果是大明水师腐烂，而走私猖獗，倭寇泛滥，最终东南沿海经济凋敝，税基萎缩。

同一时期，欧洲王室通过授予东印度公司等机构垄断特许状，限制贸易自由，攫取垄断利润，代价是无数消费者被迫支付高价，潜在竞争者被法律暴力排除。

这从来不是自由市场，这是戴着王冠的抢劫。

监管的真面目：合法化的抢劫与卡特尔守护神

当政客和学者鼓噪“加强监管以保护公共利益”时，你必须像听到狼外婆敲门一样警觉。

所谓“市场失灵”，往往是先前政府干预扭曲价格信号的结果；

而所谓的“监管纠正”，几乎总是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即乔治·斯蒂格勒所揭示的“监管俘获”。

这便是迪洛伦佐政府第二定律的深层体现：

政客从不为愚蠢买单，而是将其转化为利益集团进贡的筹码。

历史是一连串的监管抢劫案。

19世纪末美国铁路监管的起源，并非消费者反抗垄断，而是部分农民和某些铁路公司勾结，利用州际商业委员会（ICC）打击竞争对手、固定高价。

大铁路公司乐于看到政府设定一个价格下限，消灭那些通过降价抢生意的小公司。

结果ICC存在了近百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维护一个僵化、昂贵、缺乏创新的运输卡特尔。

20世纪初的食品药品监管亦然。

1906年《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的通过，背后活跃着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如亨氏）的身影。

它们希望通过设定昂贵的卫生标准，将无数家庭作坊式竞争对手挤出市场。

监管成了大企业巩固市场地位、消灭竞争的成本外部化工具。

银行业更是赤裸裸。

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是J.P.摩根等华尔街大银行家多年游说的结果。

他们需要最后贷款人来为他们的冒险兜底，需要一个中央机构来协调银行间的清算，避免因过度信贷扩张引发挤兑。

美联储本质是一个政府背书的银行家卡特尔，其“稳定金融”的公共外衣下，是保障大银行利润私有化、损失社会化的核心功能。

2008年“大到不能倒”的救助，不过是这一本质的终极体现。

放眼全球，裙带资本主义的监管案例比比皆是。

印度在1991年经济自由化前长达四十年的“许可证制度”（Licence Raj），要求企业获取无数政府许可才能经营任何业务。

这催生了庞大的官僚寻租阶层，扼杀了企业家精神，使印度经济停滞不前，只有那些与政客关系密切的家族企业才能茁壮成长。

这哪里是计划经济？

这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精细分赃的贿赂经济。

当代环境、医疗、科技领域的监管，剧本依旧。

大型制药公司积极推动繁琐、昂贵的药品审批流程（如FDA），因为这抬高了行业准入门槛，保护了现有巨头的垄断利润。

特斯拉早期直接向消费者售车，在多个州遭遇传统汽车经销商联盟利用古老法律的疯狂阻击——这些法律强制汽车必须通过经销商销售，目的就是保护那些中间商卡特尔。

绿色能源补贴，肥了那些与华盛顿关系密切的太阳能和风能企业（如破产的Solyndra），代价是纳税人血本无归和电力市场扭曲。

监管，从来不是消费者对抗企业的盾牌，而是强势企业绞杀弱势竞争者、固化自身特权的刀剑。 

它是一场合法的抢劫：

政客授予垄断特权或设置准入壁垒，利益集团获得超额利润，然后双方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和旋转门进行分赃。

而公众，在“保护你”的甜蜜谎言中，支付着更高的价格、更少的选择和更滞后的创新。

学术娼妓与“涅槃谬误”：知识分子的背叛

你或许会问，如此明显的掠夺，为何总有那么多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为之洗地，甚至提供理论弹药？

这就触及了学术界的心脏——一场系统性的智力欺诈，哈罗德·德姆塞茨称之为“涅槃谬误”，我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卖身契。

这套骗术流程精致：

首先是构建乌托邦。

在黑板上用数学公式假设一个“完全竞争”模型——信息完全、产品同质、零交易成本、无数原子式企业。

这是一个现实中绝不存在的“涅槃”状态。

其次是指控现实。

将活生生的、嘈杂的、充满不完全信息和动态竞争的真实市场，与这个虚构乌托邦对比。

然后庄严宣告：

“看！市场失灵了！这里存在垄断力量（因为企业有差异），那里信息不对称（因为人非全知），还有外部性（因为产权未在真空中完美界定）！”

最后是召唤神龙。

隐含地（有时明目张胆地）假设存在一个仁慈、全能、无私的政府，可以无成本、无错误地识别这些“失灵”，并实施精准干预予以纠正。

整个过程的欺骗性在于其不对称标准：

用理想化的涅槃要求市场，却用现实世界的宽容对待政府。

他们从不问：

官僚如何获得比企业家更精准的信息？

政治激励如何保证他们追求“公共利益”？

监管本身没有成本、不会创造扭曲吗？

这种学术骗局为干预主义提供了“科学”遮羞布。

凯恩斯主义者用“总需求不足”的魔咒，为政府赤字开支和货币超发开脱，无视奥派商业周期理论指出的——经济衰退正是此前央行信用扩张扭曲利率、误导投资的必要清算过程。

保罗·克鲁格曼之流，常年呼吁更大规模财政刺激和更激进的货币宽松，其政策建议的本质永远是：

给国家机器更多权力，给官僚更多资源。

这些“学术娼妓”深谙生存之道。

他们的研究经费、学术声望、媒体曝光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结论是否“有用”——即是否为扩大政府干预提供理论支持。

质疑监管核心、捍卫市场过程的经济学家，在主流院系、官方智库和媒体评论版上会被边缘化。

而乐于充当“御用学者”的人，则能获得丰厚回报。

看看诺贝尔奖的倾向：

颁给那些为福利国家、政府干预构建复杂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却长期冷落更深刻揭示干预主义危害的奥派大师（如米塞斯、哈耶克获奖也更多因其政治哲学，而非纯粹经济学贡献）。

学术圈已成回声室，不断重复着“市场有缺陷，政府来修补”的陈词滥调。

但真实世界的历史洪流，一再冲刷着这些学术沙堡。

苏联计划经济的彻底崩溃，不仅证明了全面控制的不可行，更揭示了任何试图取代市场定价机制的尝试，必然导致经济计算不可能和资源大规模错配。

委内瑞拉在21世纪重蹈覆辙，将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国有化和价格管制中化为赤贫与饥荒。

中国的经济崛起，恰恰始于1978年后逐步放松计划控制、允许市场力量在边际上发挥作用（尽管远非完全自由），而非加强中央计划。

奥派经济学家——从门格尔、庞巴维克到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始终拒绝参与“涅槃谬误”的游戏。

他们坚持从真实的人的行动、主观价值、不完全知识、企业家发现过程出发，理解市场是一个动态的、竞争的发现程序，而非一个均衡状态。

他们指出，所谓的“市场失灵”，往往是政府未能清晰界定并保护私有产权，或政府干预破坏了价格信号所导致。

解决方案不是更多的顶层设计，而是更彻底地解放个体，捍卫财产权，让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

挣脱循环

当你理解了这四条迪洛伦佐定律——失败即成功、政客不负责、习惯性撒谎、伪学术加持——你便看穿了现代国家的核心戏法。

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机构，而是一个自我扩张、掠夺资源、制造问题以证明自身存在必要性的庞然大物。

它通过扭曲的激励，将失败转化为养料。

它通过无耻的谎言，将自身干预造成的危机归咎于一个已不存在的自由市场。

它通过被俘获的监管，将法律变为抢劫合法化的工具。

它通过堕落的学术，为这一切披上科学的外衣。

打破这个循环，唯一的方法是持续地、无情地揭露谎言，削减政府的权力与规模，将选择权、资源控制权和责任，交还给每个独立的个人。

这不仅仅是一场经济辩论，这是一场为人类理性、尊严与繁荣而战的斗争。

市场或许不完美，但它是自由的。

政府干预永远不完美，而且它带着枷锁和枪。

在这两者之间，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应知道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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