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的前因后果

美国当年的“禁酒令”没有禁止人们喝酒，它只是说“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我们看看它的前因后果。

1、美国当年为什么要禁酒？

许多人认为这是妇女获得投票权后，任性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的结果。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缺点在于，“妇女”，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一个个女人组成。推动禁酒令的，并不是全体妇女，热衷于投票的，也不是全体妇女，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从整体出发分析问题，就会忽视法案背后的真正动机。

推动禁酒令的主要组织，是共和党和基督新教虔敬派组成的妇女禁酒联合会。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宗教氛围很浓厚。清教徒讲究对上帝的虔敬，禁欲苦行、崇尚劳作、反对奢靡和热衷于享受的行为方式；温斯洛普等人最初建立的北美殖民地，实行的就是宗教专制，强迫人们恪守宗教戒律。

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派别，叫基督教千禧年派，大致意思是耶稣基督会在一千年以后降临世间，带来一个完美的天国，但是在他尚未降临之前，世界将充满邪恶和正邪之战，必须按照严格的道德律令和严刑峻法对社会进行全面改良，对所有人的行为予以规范，让人服从上帝之法。

虔敬派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话语权，推进自己的道德净化议程，采取了什么办法呢？

民主下沉。

要想在民主制度下获得更大的权力，强制性地让他人服从于自己的价值观，办法就是扩大自己的支持者队伍。就像现在的民主党，为了争取选票，掌控更多话语权，会给予拉丁美洲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并承诺福利一样，虔敬派的办法就是为妇女争取投票权。而这一时期北欧和西欧的女性移民占据了数量上的多数，她们就是虔敬派或者与之理念趋同的福音派信徒，其信仰就是要改造社会，顺便管管自己家里的醉鬼，因此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而中南欧的女性移民，则多是天主教徒，这些信徒与新教虔敬派的根本区别是，他们并不会将道德挂在嘴上，不排斥生活享受和消费活动，妇女们围着锅台转，没有多大的政治参与热情。

因此，虔敬派政客和团体，进行了一场定向的民主下沉，他们就是要让西北欧的虔敬派妇女加入自己的战队，壮大自己的支持者队伍，由此赢得选票上的优势，进而获取更大的政治权力，推进自己的立法进程。但是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我们要为妇女权利而斗争，要建设一个道德高尚的山巅之城。

这就是所有政治运动的真相。政治，就是用高尚的理想主义口号，掩盖真实的利益动机的活动。

历史学的任务，就是从那些看似高尚口号背后，理解历史人物真实动机的学问。每当一项政策以冠冕堂皇的口号出台时，我们要问：从这件事中，谁会受益？就像侦探寻找杀人犯一样，谁受益最大，谁就是这项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从利益链条中，寻找真实的动机。

从来没有国家的、民族的、妇女的利益，有的只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的利益；而政客的首要利益，不是国家的、民族的、妇女的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地位稳固和权力的扩大。

记住以上两点，理解历史与现实，你就有火眼金睛了，再也不会被那些大词所迷惑了。

2、禁酒令的其他次要原因。

一是粮食安全。在组织声势浩大的禁酒运动期间，正值一战爆发，伍德罗·威尔逊抛弃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参与了对德作战。这时候战争的支持者与虔敬派信徒合流，提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必须禁止酒精饮品的制造，以保障粮食安全，支持欧洲战场。

任何有基本的价格原理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所谓粮食安全，是非常荒谬的说法。有限的粮食，到底是应该用来酿酒、做面包还是喂猪，就看价格。价格机制会有效地协调生产，企业家会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迫切的用途之中。

因为价格就是判断稀缺程度的关键指标。什么东西大家需求迫切，即相对稀缺，就会价格上涨。这时候，企业家就会竞相将生产要素买过来，保障这种商品的供给。如果面包需求量大，有利可图，粮食就会更多地被用来生产面包；这时候用来生产酒精的粮食就变少了，酒精价格上涨，人们就会在价格的指引下，节制酒精的消费，由此达成供需相对均衡。

如果有朝一日粮食价格迅猛增长，不用任何人进行中央计划，深圳的很多写字楼里都会种粮食的。因为种粮食比写代码更加有利可图，企业家和劳动者又不是傻子。

以上还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知道粮食的总量并不是固定的，只要需求量大，边际以下的土地就会被投入使用，技术进步就会催生更大的单位产量，国外的廉价粮食就会通过贸易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口回来。整天担心别人卡脖子，就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思维模式，他生产的粮食那么多，不出口给我们，难道是想烂在自己手里？只要你放开自由贸易，哪里愁没有粮食吃？

饥荒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阻断了自由贸易（包括国内和国际）。

第二，战争状态下的对德歧视。

自从美国参与欧洲战事后，美国国内最大的族群德裔备受歧视，有关德国的一切都是敏感词。汉堡被改名为自由三明治，德国卷心菜被改名为自由卷心菜——他们怎么怎么好意思把什么都命名为“自由”啊；德国牧羊犬，被改名为阿尔萨斯狼狗。

二战期间更加疯狂，到处都在抓美奸，关报馆，哪怕出于宗教原因拒服兵役、发表反战言论、甚至公开宣读权利法案，都是重罪。德裔、日裔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11万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

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发起疯来，一点儿都不比我们这里弱，比我们的战狼还变态。

而酒类制造商，基本都是德裔，啤酒文化，本来就是德裔传到美国的。百威啤酒的老板，每年还在美国举行庆祝德皇生日的盛大活动。不禁你禁谁？

所以这是一次有选择性的精准打击，是一个政治：用禁酒的旗号禁德。

3、有没有人反对禁酒令？

有。

酒厂老板和爱喝酒的人，当然是反对的。但是鉴于前述的政治正确原因和他们人数上的势单力薄，没有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强大力量最初是坚决反对禁酒令的，它就是美国联邦税务局（IRS）。

这不是因为它仁慈和崇尚自由，而是因为酒精消费税是它很大的收入来源，占到联邦政府财政预算的1/3。但是1913年第十六修正案授予了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由此联邦政府获得了最大的收入项目，为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过去美国联邦政府的征税权仅限于征收关税、酒类消费税和烟草税，现在仅仅个税一项，收入就超过了所有税种。因此酒类消费税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它就不再反对了。

这告诉我们，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斗争往往并不是正与邪、好与坏的较量，而是两帮恶霸在如何掠夺他人问题上的恶斗。

最后我们看看禁酒令的社会经济后果。

首先是加州葡萄产业的大发展。由于禁酒令并没有禁止人们自酿酒喝，允许人们自己在家里酿造果汁和苹果酒，一下子，“果汁”产业兴起。而葡萄酿造“果汁”再好不过了，你懂的，所以，葡萄的价格从每吨50美元迅速上涨到150美元。

加州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过去有700家葡萄酒厂，现在转换为数万家葡萄“果汁”私酿作坊。一时间好不热闹，家家屋里酒气熏天。

这就是管制摧毁一个产业，催生一个畸形产业的典型例证。说它畸形，是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错乱和低效浪费，也是因为，如果没有管制，本来就不会有这个产业。这意味着生产结构被扭曲，经济产出降低，人们生活水平变差。

就好比，如果没有环保政策，就不会有现在如此多的环保产业、环评师、环保局，这意味着把生产性资源调用到了非生产性的用途之中，养了一大帮寄生于环保政策中的人。又好比，如果没有各种执业资格的准入限制，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半官方组织某某协会，整天向你收钱，对你指手画脚，就因为他们手里有那么一个章子，只有他认可的才作数。

其次是药店生意兴隆。因为药店可以开出酒类处方，用于“医疗用途”。《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就在芝加哥经营药店生意，在禁酒令开始的时候，他有22家药店，到了禁酒令结束之前，他的连锁药店已经开到了500家。上流社会的人，最喜欢找他开处方，他因此结交名流，并且赚得盘满钵满。

第三是劣质酒品充斥市场。严苛管制之下，消灭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形成了酒精黑市。黑市必定质次价高，因为竞争有限、供给有限、风险太大。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根纳兄弟，专门私酿酒精出售，他们调制了一种带有毒性的威士忌；根纳兄弟还买通政府官员，经营一家“工业”酒精厂，实际上就是工业酒精兑水直接喝。加注有毒物品这件事，美国政府是参与其中、至少是默许的。至于其他的劣质酒精，更是数不胜数，结果就是导致大量的死亡和身体永久性损伤。

第四，地下酒吧和走私泛滥。纽约哈莱姆区成为罪恶之城，当时在拳击冠军杰克·约翰逊开了一家俱乐部，是最著名的地下酒吧（speakeasy 轻声说话），里面有爵士乐与酒。这样的酒吧在全国各地纷纷开张，为了保障供给，一条地下走私产业链形成，走私者通过贿赂法官、警察、政客来代替酒精牌照，来自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和法国的酒精制品被偷偷运进美国。有些人甚至在教堂里开怀畅饮，因为教会用酒是不受限制的。看看，这就是那些对宗教最虔敬的人干的好事。

第五，制造了官僚特权阶层，贫富差距更大。伍德罗·威尔逊就喜欢喝酒，他在白宫里储藏了大量苏格兰威士忌。他没有“违法”，因为法律并不禁止自己饮酒，也没有禁止在禁酒令生效之前囤酒。许多富人都有地下室，他们囤了大量好酒，自己喝，还可以巴结权贵。纽约的上层组织了一个耶鲁俱乐部，囤积了足够他们喝14年的酒。看来喝酒也有内幕交易。对于权贵来说，即便没有内幕，想喝了，就批个条子、搞个处方，对他们不是难事，但穷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嗯，计划经济就是这样的。

第六，黑帮兴起。芝加哥成了一个犯罪之城。芝加哥附近的小城西塞罗，被意大利黑帮头目约翰·托里奥控制，他贿赂当地官员和警察，开酒吧、妓院和赌场，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当地人对他的评价好于政府。

他跟私酒交易帮会头目戴恩·奥巴宁产生了利益冲突，相互要干掉对方。在托里奥的策划下，奥巴宁在一家花店被枪杀。奥巴宁的手下后来找到托里奥，展开报复，他被开枪射击后没死，立即做出了一个决定，承认酿酒销售指控并入狱服刑，因为监狱现在是他最好的庇护所。

他把自己的业务交给了得力干将，本文的主角，大名鼎鼎的阿尔·卡彭，绰号“疤脸”。

卡朋一上台，就来了一个下马威，将前文提到的根纳兄弟六人中的三人枪杀，然后垄断了芝加哥的私酒市场。民众用长长的送葬队伍和遍地的鲜花，表达了对他的尊重和怀念，在他们眼中，根纳兄弟就是帮他们突破管制的英雄人物。一个社会，如果犯罪分子被人们称道，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法律错了。

卡朋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同于人们想象中的那些杀人狂魔、胡作非为的犯罪分子，他是一个十分自律和严谨的人，一个非常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经营酒品生意的思维，跟供给其他商品的企业家没有什么两样。

但人性又很复杂，卡朋太高调了，而且喜欢沽名钓誉，就像川普一样总喜欢求点赞求关注，他公开声称自己就是私酒贩子。当芝加哥有一部分人指责他用酒精毒害人们的心灵和身体，赚的是脏钱，应该被逮捕的时候，这个犯罪分子居然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威胁要退出这个行业：“让那些品行高尚的市民自己去搞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好办法，我厌烦透了，出力不讨好，你们太让人伤心了！”

他觉得很委屈：“为公众服务是我的座右铭。99%的芝加哥人喝酒和赌博（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想尽办法给他们提供像样的酒和公正的娱乐场所，可是人们居然不感谢我（还想杀了我）”。

联邦执法机构总想逮住卡朋，但卡朋的审慎使得他们抓不到什么把柄，他没有个人资产，任何暴力活动也跟他扯不上直接关系。最后还是联邦税务局最厉害，他们通过跟踪卡朋的资金往来信息，掌握了一个100万美元的银行账户，终于以逃税罪名将卡朋逮捕下狱。

他死都想不到，直接不是栽在了私酒销售和黑帮火并上，而是栽在了税务局手里。

的确，不怕FBI，就怕IRS。唯有死亡和纳税不可避免。当没办法收拾你的时候，逃税就是杀手锏。阿尔·卡彭要是抢劫你的话，只抢一次，而且很讲规矩；但是税收，像个幽灵一样跟随着你一辈子，你无处可逃的；你不可能不逃税的，严格的税收立法下，隔墙扔砖头，一砸一个准，只看人家想不想治你。拿捏得死死的。

1933年，美国通过第21宪法修正案，废除了禁酒令。“奇怪”的是，很快，酿造私酒、走私、黑市、黑社会就销声匿迹了，货架上、酒吧里摆满了物美价廉的酒精制品，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死亡和身体伤害了，人们的“道德水准”似乎突然间就提高了。

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人们知道，市场并不万能，但是市场从不失灵；市场上的种种乱象，不是市场经济的罪过，而是闲不住的管制之手的结果。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改变对黑市、贿赂、走私的看法。也希望人们知道，所有管制干预措施，到底伤害的是富人还是穷人、好人还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