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德的巨著《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打破了一直以来的“辉格史观”，为我们详尽展示了一幅从希腊时代以来经济思想的壮美画卷。这是一部令人爱不释手的著作，是一部两卷本百万字级别的扛鼎之作。罗斯巴德在导言中一如既往地谦逊地说道：我希望，篇幅的延长以及将其他因素囊括进来，将不会降低本书的可读性。这种令人不惯的篇幅延长将由于本书包含了远比通常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内容丰富得多的人类戏剧性事件，而得到补偿。
其实哪里有。与阅读其他人冗长而言之无物的文字带给人的心灵折磨截然相反，罗斯巴德的著作，我们总嫌太短，希望他能够就所有议题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这部经济思想史并没有写完，罗斯巴德就不幸离世。我们多么希望，你能活到100岁，为这个世界留下更多光辉的思想遗产。
这个世界给予他的，与他为这个世界所做的，是那么的不匹配。
谈到经济学，多数人就从亚当·斯密开始讨论，似乎在他之前，一切都是空白，他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从无到有地为人类创造了经济学的火种；然后是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以及各种奇怪的流派，似乎他们就代表了经济学。
人们不知道各种学说源远流长的历史，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流变，更不知道，经济科学的发展并不是辉格党人理解的那样一直往前进步，越往后面越正确，反倒是，它时常发生退步，甚至毁掉了前人所做的杰出贡献。亚当·斯密就毁掉了自经院学派以来健全的主观价值论，灾难性地将经济学引向了劳动价值论的歧途之中，其恶劣影响至今难以消除。实在地说，“斯密是卡尔·马克思的一位必要的前辈。”经济科学的“名人堂”中，也并不仅仅有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还有许多卓越的“小人物”，在经济科学的进步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罗斯巴德，用他无与伦比的巅峰思想和睥睨天下的惊人阅读量，将这些“小人物”发掘了出来，让他们尊享经济学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奥古斯特·费迪南德·吕德尔(August Ferdinand
Lueder,1760-1819年)，就是这样一位“小人物”。吕德尔原来是一位德国哲学教授、统计学家，在历史与地理统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终生热爱国民统计调查，并发表了多本统计学著作。当他阅读了亚当·斯密的书之后，成为自由放任的热情支持者，在德国这个当时经济学的贫瘠之地大力宣传斯密的学说。他说：“我可以为了自由、真理和正义而不顾一切；为了产业的自由以及舆论的自由，为了行动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为了个人和财产的自由”。他以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统计不仅将会误导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而且计划者几乎从来也没想在不掌握翔实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做出计划。因此，统计绝不仅仅起误导的作用，它恰恰成为政府干预所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而这种干预是必须要被抛弃的。在我看来，统计学的结构和政策似乎建立在强大的柱石和坚固的基础之上。我曾经一直将我生命中的幸福时光和人生的绝大部分精力贡献给统计学和政策……任何事情都不能动摇我对于它的信念。
但是，时间飞快地流逝。那些植入我的头脑深处的观念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反思和发生改变；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承认是偏见；一个接着一个的腐败论据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接二连三地被放弃；最终，令我产生非同小可恐惧的是，整个统计学结构连同政策一起崩溃了，这种政策如果没有统计学将一事无成。随着我的见识的增长和眼界的清晰，统计学的成果和政策在我看来越来越可怕；它们被置于产业发展的道路上，成为一种障碍物，不仅阻碍了福利增长，而且也影响到文化和人性本身；所有这些都是对于事物发展的自然过程的妨碍；所有这些牺牲导致了一种被称为国家或共同体福利的莫名其妙的偶像，以道义和美德的损失为代价换来了对于全部哲学、宗教原理以及正常的常识的嘲弄。
自此，作为一个统计学家，一个以国民统计调查为终生志业的人，他坚定地放弃了曾经热爱的工作，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反对政府统计、反对干预主义的行列之中，成为了一个自由放任哲学的热情支持者。与吕德尔相似，史蒂芬·金塞拉，原本是一位知识产权律师。当他学习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个最坚持逻辑一致、彻底的自由放任、完全正确的经济学——之后，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用自己坚实的经济学和法学理论，对知识产权垄断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成为最坚定的反知识产权斗士。为了捍卫真理，他不惜与自己的过往决裂，不惜丢掉丰厚的收入和优越的社会地位。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失去勇气。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述说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本杰明·安德森评价米塞斯：
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宁折不弯的诚实，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对流行却不负责任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未妥协。
他们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他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巨擘，而且是品格上的楷模，做人上的标杆。
这当然不是反对个人对经济生活进行统计，更不是反对统计学这门学问本身，而是在反对政府的统计。因为当今世界，经济统计数据的主要生产者，就是政府，以及它雇佣的御用统计学家。正是有了所谓详实的统计数据，为干预主义提供了依据。我们反对的是这样的经济数据统计。郭伯伟在经济学界最值得称颂的一件事是，他在任内反对政府对经济状况作出详细统计。郭伯伟直言：贫穷地区要脱贫，首要“应废除政府统计部门”；他认为对经济状况作统计十分危险，因为政府会不知不觉地根据数据作出干预，并阻碍市场自然复苏的机制。郭伯伟甚至曾言“国民经济核算是学者而不是官方研究的课题”，虽然这些意见曾受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种态度在其任内没有改变过。
我原来也写过两篇文章《统计，是统治的好朋友》《贫富差距的统计骗局》。当然，这也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我们反对数理经济学，它将人的行动当石头和物理学实验室一样研究，在人的行动领域，没有函数和固定的客观的数量关系。这种方法是十分拙劣的，它没有演绎推理，本质上是智识不足的表现。我把这几篇文章再次一并放出，希望对读者理解这个问题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