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佛大学，宾夕法利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三大顶尖美国高校的校长被国会传唤，就校园的反犹主义作证。在听证会上，她们对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煽动对犹太人种族灭绝是不是违反了校规？”都不愿意直接回答“是”或“否”，而是顾左右而言他，甚至声称如果没有付诸行动就仍然是言论自由的范围。三位校长的听证引发了大量争议，谴责的居多，其中宾大校长已经正式辞职。不过，也有人支持这些校长，认为她们是坚持对言论自由的承诺，哪怕是令人反感或仇恨性的言论。先不说煽动种族灭绝是不是还能归于“言论”之中。就算是谈言论自由，那些支持校长的人如果不是出于左派立场，也是图样图森破了。因为保护言论并非是这些大学普遍遵循的原则，而只是必要的时候拿出来洗地的幌子。事实上，美国的高校如今对言论限制之多，对异议压制之强，已远远背离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传统，而沦落为言论最不自由之地。如斯特法尼克议员在听证会上所指出的，恰恰就是黑人女校长口口声声坚持言论自由承诺的哈佛大学，根据相关报道，在言论自由方面排名垫底。哈佛曾经因为录取的新生在社交媒体如FACEBOOK上开了一些种族主义的玩笑，就取消其录取资格，其中有的还是16岁的未成年人。另外，还有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因为担任了某个不受欢迎对象的辩护律师而被解雇。这位哈佛黑人女校长表示她知道这些情况，辩解说那是她担任校长之前的事。但这种辩解不能成立，因为她担任校长后，也没有对此表示反对和谴责，更没有做出什么举措来弥补或改正。当然，哈佛也绝不是孤例。早在2010年，美国高校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的一项研究就表明，仅有30%的大四学生完全认同在大学里持有不受欢迎的立场是安全的。而且，学生们对表达不受欢迎的意见的信心是从新生到老生逐年下降的。换言之，在大学里待得越久，就越不敢畅所欲言。这是因为，大学生们在入学后，就不断受到教育：表达不同意见，违反政治正确或仅仅是批评学校管理方，都可能有风险。比如说，在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一位学生因为公开阅读Notre Dame vs. the Klan《圣母大学VS三K党》，其实这本书是回顾和庆祝击败三K党的故事，也是从该校图书馆公开借阅的，但仅仅因为封面让某些人觉得“冒犯”，就被判定为“种族骚扰”（racial harassment）。在特拉华大学，学生被强制进行意识形态再教育，这是必修的指导计划的内容。这项再教育计划是要“治疗”学生们不正确的思想和信仰。学生们被灌输学校当局所赞同的关于政治、种族、性别，社会学，道德哲学和环境主义等方面的观点。他们还被要求一对一地与指导员谈话，回答一些侵犯性的甚至纯属私人的问题，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的性别认同的？”此外，还有不断增多的学校将具有基督教宗教信仰的学生逐出校园，乃至禁止宗教学生团体基于宗教信仰选择成员和领导。范德堡大学因此解散了至少14家基督教学生组织。更为普遍的是，美国大多数高校都有明确的“speech codes”（言论规范），以此来明确限制和禁止书面或口头的表达。这些codes明目张胆地推行双重标准，反对基督教、保守派或所谓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或者仅仅是令校方不满的言论（冠之以侮辱性或冒犯性言论之名）。由此产生这样的状况，在大学校园外你可以随便说的话，一旦进了校园，同样的话就会惹上大麻烦。所以，说大学是最缺乏言论自由的地方并非夸张。有些言论规范荒谬到了可笑的程度，不止一个学校把“不当引人发笑”（inappropriately directed laughter）列入禁令。而在中阿肯色州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Arkansas），如果有人认为你的言行冒犯了另一个学生，你就要受到纪律处分。鉴于校园里如此缺乏言论自由，有些学校专门开了“言论自由区”（free speech zone）。但即使是在这个小小的“言论自由”区域，言论仍然受到严格管制。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可为佐证。2013年9月17日，在加州的莫德斯托初级学院（Modesto Junior College ），一位名叫罗伯特·范图宁（Robert Van Tuinen）的学生在国家宪法日那天，在校园内免费分发美国宪法文本。然而，他被校园警察和管理员阻止。校方告知他，按照学校政策，未经事先许可不得分发资料。而且若要分发资料，必须在校园内指定的“言论自由区”进行，并且需要提前几周报备。（后来该生向法院起诉，学校同意和解，支付了5万美元赔偿并修改了相关规则）言论管制并不局限于学生，对老师的监管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听证会上的哈佛法学教授的例子外，还有更荒谬的事情。在乔治城大学，疫情期间的一次视频课后，一位女老师对另一位男老师说：“我发现有个现象，每届学生中，成绩靠后的黑人都比较多”。男老师则没说什么。这句话被一名尚未退出会议室的穆斯林黑人学生举报，女老师被解雇，而那位男老师呢？仅仅因为他没有说话，没有积极制止，也遭到了解雇。以上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美国大学现在大多会设立专门的“平等包容多元化”机构，有高额预算，由专人负责。比如，密歇根大学对此每年就要花费1100万美元。这些“多元化”机构做些什么事呢？显然，他们最重要的事务就是每天，整天，到处拿着放大镜寻找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同性恐惧症，变性恐惧症，各种恐惧症的言论。如果他们发现不了所谓不当言论，他们就要失业，失去高薪的工作。于是，无中生有就成了常态。那么，为什么在以自由立国，把言论自由写进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美国，其最需要言论自由的高等院校会沦落至此呢？原因不难找到，那就是当某种思想被确立为唯一正确的准则后，其他不同的思想就必然遭到压制。西方左派多年来不遗余力地鼓吹和推行政治正确，本质上是与言论自由水火不容的。如哈耶克所说：“在某些方面，自由主义者在根本上是怀疑论者——而这似乎需要有某种程度的不自信，才能让他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并且始终保持宽容（宽容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相应地，如果认为有确定的正确观念，对异见的宽容就是不必要的了。但这也只是表面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留待以后另文探讨。当我们了解了以上的背景知识，再回头来看那三位校长所谓言论自由的承诺，就不仅仅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几乎是贼喊捉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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