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无禁止即自由”到“非必要”，有什么不同？

风灵

前段时间，在风灵公号发布的“哈耶克精要第三讲：个人发达与自发秩序”一文的开头，引用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里的一段话：

“应该允许个人（在规定的范围内）遵循自己的价值观和偏好，而非别人的价值观和偏好；在这些范围内，个人的目标体系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不受他人的任何支配。正是这种认识——个人是其目的的最终裁判者，也即相信应尽可能让个人的观点支配其行为，构成了个人主义立场的本质。”

有读者说，当初他读《通往奴役之路》时，这段话差点让他热泪盈眶。

哈耶克强调个人是其目的的最终裁判者，强调个人对其自身行为的支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这是人之为人的基础，是个人把握自己的生活，支配自己的身体，成为自己的主人的基础。

而哈耶克的这种说法也并非独树一帜。对法治精神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治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正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对个人而言），而对公权力，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

“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含义是，凡是法律没有禁止人们去做的行为就应视为允许。这就是说，法律只是发布负面清单。个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无需理由和授权的，限制和禁止则是例外，需要理由，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现代的法律中，普遍都认为人是主体，而非客体，个人不是受支配的对象，个人的自由意志是形成法律关系最重要的因素。明确人是主体，是现代文明最重大的成果之一。

然而，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非必要”不得做某事，如“非必要不出国”，“非必要不出省”，“非不要不离市”，乃至于“非不要不出小区”，“原则居家，非必要不下楼”等等。

从“法无禁止即自由”到“非必要”，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非必要不做某事，乍一听，似乎只是建议或劝告，不具有约束力。但当某人真正去做这件事时，才会发现这其实是不可撼动的命令。然后，你需要努力去证明你做这件事是必要的。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不是个人而是公权力来决定是不是真的“必要”，个人丧失了对自身行动的支配权。

与开篇哈耶克的引言中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价值观和偏好不重要，个人的目标和选择也不重要，决定权交到了他人的手上，得失取舍都不由自己做主。不再是“无禁止即自由”，而是“无许可即禁止”。我不说“法”，因为规定“非必要”不得如何如何的文件并不是法律，而是层次远低于法的地方行政命令。

在必要的情况下，当然可以限制个人的自由，比如某个人犯了罪被判刑，但那需要法院的判决；或者社会处于紧急状态下。但因为“非必要”不得如何往往涉及到某一行政区域内每一个人，如此大规模地限制自由，是非常重大的举措，理当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符合相应的法律程序，得到了法律的明确授权，并为滥用或误用提供救济。这些是不是都做到了呢？ 

总而言之，“法无禁止即自由”与“非必要不得”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逻辑。为什么一纸行政命令就能完成这样的转变，颇为令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