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伊朗最后通牒，无法带来中东和平

你们这些好战分子，回答我：纵观历史，可曾有过，当一个国家面对另一个国家发出的挑衅的、极端强硬的最后通牒时，什么时候这个国家不等开战就放弃并真的投降了?什么时候?

这个反问基于一个简单的心理学观点，罗斯巴德继续说道：那个所谓的“恶霸”不能屈服于最后通牒，否则他就会被推翻。但凡是有一点骨气和自尊心，或希望得到本国公民尊重的政客，没有哪个会屈服于这种最后通牒。

完全正确。别低头，王冠会掉。

试想，伊朗国内本来就暗流涌动，哈梅内伊若是一见到最后通牒就服软，那他在国内就混不下去了，国内势力会立即将他搞下去然后鞭尸。在位风光无限，不在位就会身首异处，一个毫无退路的人，你猜他会怎么做？即便他内心真的想服软，也必然做出最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应。在这一刻，他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他的生死存亡，他不会把伊朗人的生命安危和幸福摆在第一位，而是必然把自己的生命排在其价值表的顶端。他时间偏好将超级高，会不惜拿所有伊朗人的生命做赌注，来进行最后一搏。付出代价的，永远是伊朗民众。

因此，好战的外交政策极有可能会导致它宣称要阻止的战争。

那些“加速主义者”，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在这个时候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景（能不能实现另说），已经完全无视伊朗普通人的生命与福祉。他们打着为了伊朗人的长远幸福的旗号，却并没有尊重伊朗人的真实意愿：对于多数普通的伊朗人来说，哪怕是悲惨而压抑地活着，也好过死去——他们的行动证明了其真实偏好。否则他们就揭竿而起了，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民众的磅礴力量。

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不是靠外部力量的武力威慑，更不是靠最后通牒就能实现。恰恰相反，美国回归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彻底退出中东是一个先决条件，否则，中东就会一直成为大国力量的角力场，给当地人民带来长久的深重灾难。

从贝尔福宣言算起，到第一次中东战争，再到现在的以伊战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大国角力的结果，给中东带来和平了吗？若是没有各方势力介入和提供支援，中东会成为火药桶吗？如果我们稍微回溯历史便不难发现，这一切的祸根，不就是世界大国瓜分势力范围，频繁干预当地事务埋下的吗？

印巴分治、阿富汗问题、巴尔干半岛，英国、苏联、美国纷纷登场，根本无视当地的民族、宗教、传统问题，就像在画布上作画一样武断行事，然后不断地宣示自己在当地的存在，频繁插手，结果就是永无宁日，短暂的和平成了为下一次战争积蓄力量的喘息期，教训还不够惨痛吗？

不要总把英美这些称霸一时的大国想象成小白兔和正义的使者，他们的政客内心有自己的盘算，他们民众中有杰出的人物，为世界经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他们的政府在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劣迹斑斑。这是两回事。

我们认为主张美国回归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撤出中东，并不是基于对美国的偏见，不是不相信美国的武力值能够干翻伊朗伊斯兰卫队，更不是说伊朗哈梅内伊就应当继续——他不值得进行任何辩护，而是说，如果美国真的想要实现中东的持久和平，必须采用正确的手段。这是一个目的与手段的因果关系问题。

即使哈梅内伊和伊朗神权政治暗无天日，那也不是美国和外部势力干预的理由，武力威慑、最后通牒只会适得其反，使战争更加血腥，甚至可能会巩固其地位，伊朗的一切国内问题，反而有了替罪羊。

首先，中东和伊朗人民的命运，要繁荣还是要贫穷，要和平还是要战乱，归根结底必须依靠他们自己。

不要说他们没有力量对抗武器，当观念转变，军队也会放下武器。这世界上唯一能战胜枪炮的，就是观念。

指望外部力量能给自己带来自由与繁荣，本来就是幼稚的。他们必须自己拥抱自由的观念，而不是指望外部干预。唯有多数人不再以身份、宗教特征等划线，选择放弃侵犯性的生活方式，支持契约型的合作社会，才能带来和平与繁荣。在观念并没有转变的情况下实施外部干预，和平与繁荣就缺乏基础。

这时候更大的可能是，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武力维持下的和平危如累卵，处处暗流涌动，将酝酿更大规模的冲突。扶一派打一派，被打击的派别将成为二等公民，其结果就是制造伊朗内部的深刻仇恨、分裂和对抗，可能将其推向内战的深渊，其结果就是下一个阿富汗和叙利亚。

其次，从国际上的权力去中心化这一更加根本的命题出发，伊朗“人权”状况不佳，并不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世界警察干预的理由。

如果允许美国以人权之名对他国实施干预，那实际上就是授权组建一个“世界中央政府”，它的首都在华盛顿，其他国家都成了“地方政府”，必须听从美国“中央政府”的统一号令。而且，把什么是“人权”的定义权交给了它，那就没有什么是它不能干预的。

一个“地方上”的政府，比一个远在天边的“华盛顿中央政府”更加了解本地的民情，并更加受到本地居民观念的制约（伊朗的神权政治，照样有它的观念基础）。让一个个县、市、镇，乃至社区，来决定他们的事务，比让一个中央政府去决定他们的事务，边际上更优。

在国家现实存在的状况下，让一个一个国家拥有“主权”，比将所有国家实质性地变成一个国家要好，这意味着人们还拥有最后的选择权。选择改变自己的国家，尽管这很难，但是还是比改变隔着一个大洋的全球中央政府容易一点。

即便“地方上”侵犯人权，也比一个“华盛顿世界中央政府”更加广泛地侵犯人权要更不坏。因为它造成的危害范围有限。难道我们真的要让美国人主宰一切，把地球都变成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由此让所有人都被侵犯，连国际上的用脚投票也失去可能吗？到那时，伊朗人连外逃都无处可去。

要知道人类自由的最大敌人到底是谁。这既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战略战术问题。这世界上对自由、和平与繁荣最大的、持久性的、系统性的威胁，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一国之内是这样，放到世界上看，也是这样。分权原则，在国内适用，在国际上也适用。

第三，有人肯定会提出反驳，难道卢旺达、伊朗、委内瑞拉发生大规模侵犯性事件，美国和国际社会也应当坐视不管吗？

这个世界并不美好，处处发生着野蛮事件，我们谴责一切侵犯。但是让我们把逻辑贯彻到底，那些在小范围内受到侵犯的人，他们应当自我负责，应当自己集结起来、拿出自己的财产组织对抗，而不是指望他人做出牺牲为自己的自由而战。

当年卢旺达大屠杀，一些人说，这时候美国在哪里？他们似乎为国际军事干预找到了一个铁的理由。但是他们是拙劣的国家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不愿意、也不会想到的是：美国人有没有义务为此付出代价？

对外干预对美国国内自由造成永久伤害，那些战时、紧急状态的干预，都会延续下来，成为体制的一部分。这是对美国纳税人的进一步强制，是美国民众为干预买单，然而他们并不同意这样做——这样的人绝对有。一个阿拉巴马州的农民，为什么要关心万里之外的伊朗人和阿富汗人的命运呢，他连他的邻居都不见得关心，却要为伊朗人买单，正当性何在呢？

你不能为了保护一部分人，去侵犯另一部分人。以侵犯的方式去保护，这是自相矛盾的。认为美国人交一点税，被美国政府“稍微”压迫一下，就能拯救另一国的某些人的生命，这是站不住脚的。效用不可以跨人际比较和进行功利主义的计算。拿走马云的1个亿，分给贫困人群，马云生活并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但是这样做是不正当的。杀掉一个人，可以拯救10个人，这1个人就活该被牺牲吗？如果恰恰是牺牲你一个，幸福千万家，你愿意吗？

如果允许这样做，其逻辑结果就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人，如果生活困难，是不是也应当美国纳税人来出资拯救呢？

当人们一方面对美国通过美元霸权收割全世界义愤填膺，却同时要求其承担各种责任的时候，是自相矛盾的。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就是鼓励美国政府扩权，侵犯本国公民，并由此进一步扩大其对全球的干预能力。难道一个对内侵犯成性的国家，对外就会维护和平？难道一个小的最终暴力无法维持和平，必须依靠一个更大的最终暴力？以什么样的理由相信，一个小的利维坦卢旺达会杀戮无数，而一个超级利维坦就成了正义的使者呢？这不就是一个铁杆的国家主义者吗——嫌国家的权力还不够大，呼唤更强悍的神龙，相信暴力万能。那这个最强悍的超级怪兽一旦侵犯起来，还有谁能够防范和抵抗呢？

第四，更扎心的是，美国，真的关心伊朗人民吗？

并不是。他们连自己国民都不关心，任由税收上涨、债务飞速膨胀、裙带集团收割民众，不顾美国人的长远利益，怎么会顾及远在天边的伊朗人的利益呢？

从印巴、阿富汗、叙利亚，到委内瑞拉，再到中东，美国政客关心的并不是当地民众，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选票，以及背后金主们的利益，深层政府希望炮舰领航，为自己的重商主义开道。

然后利润内部化，代价外部化、社会化，让美国纳税人为他们的行为买单。一切政府花费，都是政客们的消费性支出，因为政客必定会按照最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花费这笔钱。

这才是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军工复合体不惜让世界陷入战乱之中，千万人头落地，来满足他们的贪得无厌。重商主义体制，在决定了美国的国内政策的同时，已经绑架了美国的外交，他们故意挑动地区的紧张局势，养寇自重，彰显自己的地位，将全球纳税人的钱财装进自己腰包。

这些人对内支持国家主义，对外则支持战争。内政与外交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他们深知战争是国家的兴盛，而他们就寄生在国家之上。不论他们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都掩盖不了其邪恶的动机。罗斯巴德教给我们的方法就是：以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从利益动机分析人的行动和一国的政策，顺藤摸瓜就可以找到真正的肇事者。

要想中东实现持久和平，第一步是美国撤出中东。而美国撤出中东的条件是，回归资本主义精神，摧毁其自进步主义时代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裙带利益集团、固化的重商主义和国家主义体制，在经济上回归国内和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在外交上重回孤立主义。这需要美国人民自己的观念转变，他们需要看清华尔街、军工复合体、大型裙带企业的真面目。

让各国人民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并不能保证不会发生野蛮的侵犯，但是没有外部势力的参与，长久的侵犯与战乱，将至少减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