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向低收入阶层普遍征税变容易的手段

罗斯巴德觉得社保制度这种事情，简直太简单了，就跟“技术性失业”问题一样简单，似乎根本就不值得讨论。所以在他的鸿篇巨著《人经济与国家》中，只用了寥寥数语论述社保问题。就像技术性失业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根本都不值得讨论”；和米塞斯一样，在批判卢德分子的时候，只用了一段话，还不是专门说这个问题的，最后一句说：“顺便说一句，这已经推翻了技术性失业的谬论”。

这些问题，在经济学上确实是太简单了。然而，大师们可能高估了经济学家和大众的智商，低估了人们的思想堕落程度。

罗斯巴德的寥寥数语是这样的：

有一种形式的政府开支惊人地流行：“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征收挣工资者的收入，然后——大多数人以为——它比他们更明智地将这笔钱投资，等挣工资者老了之后将钱返还给他们。

这种做法被认为是“社会保险”，是政府企业的典型例子：溢价和效益之间没有关系，后者每年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而变动。在自由市场上，任何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投资于保险年金或者股票或者房地产。强迫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资金转让给政府迫使他损失了效用。因此，即便从其表面上看，我们也难以理解，为什么社会保障的方案会如此流行。

但这个方案的真实本质与大众的观感大相径庭。政府并不将它从税收中取得的资金投资出去，而只是将它们花掉，给了自己许多政府的债券，它所许诺的利益到期时将之变现。当然，要变现就只有进一步征税。因此，为了获得社会保障这一笔支付，公众必须向政府支付两次。

这个方案本质上只是为了使向低收入、工薪阶层普遍征税显得更容易接受罢了。 

心得体会：

不得不“佩服”，俾斯麦的“政（抢）治（劫）”智慧！

把钱花给谁，就是在收买谁，所以花费税收是政客的消费行为。如此一来：

得到社保福利的人群，成了社保制度的铁杆支持者，他们之间唯一的分歧是：为什么我比你分的少？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成为依附于这套运作体制的国家的铁杆支持者。这个基本盘非常大，非常稳固。俾斯麦其实说的足够直白：年老时有一笔退休金可拿的人，比没有可拿的人，要好控制得多。

年轻人，因为有了未来的欠条，支持对自己征税，并且支持对未来的年轻人征税。有些年轻人可能颇有微词，但是想着未来承诺，总是聊胜于无，也选择了消极支持（即服从）；再加上，“当代人有一种唯命是从的倾向，即使并不赞同命令的全部内容，但也乐于贯彻执行，不敢越雷池半步”；“谁要是不按这种命令执行，他们就打电话报警”，所以也选择了消极支持。只是略施小计，一个简单的未来欠条——到那时俾斯麦早就挫骨扬灰了——一大帮年轻人就高高兴兴地缴械投降、高喊着“向我征税”了，如魔法般神奇。

大家都跟普鲁士国家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成了“体制”的一部分了，人们开始支持无节制地举债，支持印钞机昼夜轰鸣，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债务扩张和通胀，从来都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想想现在，有多少人在盼着开动印钞机（抢别人而有利于自己）啊。

而俾斯麦，由此变成了大救星奶娘和慈父，可以对所有人的生活发号施令。既然你们都希望用自由换保障，那就说明你不想要自由嘛，我给你保障、你听我的，就好了。

真可谓“一箭三雕”，把大部分人都雕住了，把富裕群体雕进去了。因为富裕群体缴的税占收入的比重相对较小，也不靠未来的养老金生活，他们靠自己。

总有冤大头来买单。一项干预主义措施，总是会制造受益和受损群体，而不会像市场行为那样多方共赢。

当然，干预主义必然适得其反。长远看，所有人都会被雕进去，没有人能幸免于难。因为，既然是税收，就是将资源从生产用途转移到消费用途，就是在毁消耗资本，降低资本存量的结果，就是劳动生产率降低，工资率降低，供给减少物价上涨，所有人生活水平下降。再叠加公共债务、通胀和其他干预措施，迎来的将是经济泥潭。

人们不光是信奉“长远看，大家都死了”，于是对别人足够狠心，而且，对自己的后代也足够狠心——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后代将生活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中。

当然，到那个时候，俾斯麦已经不剩骨头，将作为提升民众福祉的伟大人物被人们怀念。

千万不要低估犯罪分子在策划犯罪时的智商！最高级的犯罪分子，会策划一套极其复杂的系统，让人们不但看不出自己在犯罪，反倒觉得这种行为是一桩善举。社保是一例，美联储是一例，垄断安保和司法是一例。

与自由市场专业化分工将出现最好的商品一样，一个专业化的、24小时全天候研究如何剥削、欺骗与控制的罪犯，也将实现最高明的骗术，和在既定条件下剥削的最大化。

所以，关于“竞争”，必须建立在产权之上，才是自由市场所兼容的，我们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将产生良货（goods），造福所有人。但是一旦脱离了产权原则谈竞争，就是在破坏自由市场，将产生一大堆劣货（bads），就绝对是反市场行为，危害所有人。

没有人会支持“竞争杀人”、“竞争抢劫”、“竞争印假钞”。这种行为应当被消灭，而不是去竞争，或者“私有化”。

在一些领域，我们甚至支持政府“管一管”。

例如，对待黑命贵、工会暴力活动、出租车司机打砸网约车和共享单车、青少年犯罪问题等，政府应当管一管。因为既然已经垄断了暴力，剥夺了人们自我防卫的权利，那么制止侵犯产权的暴力活动，恰恰是在保护产权。

垄断机构通常会放弃自己的职责，放任侵犯产权问题的发生。原因是，垄断暴力机构，就像垄断任何商品和服务的机构一样，不受消费者主权和利润约束，必然提供的是越来越差的服务，收取越来越高的费用（税金）。当你抱怨他们服务太差的时候，他们的办法是：缴纳更多的钱给我，赋予更大的权力给我。每一次失败，都是其扩权和搞钱的良机。然后教育你：你怎么一点都不体谅我的难处，怎么一点都不懂得自我节制！这在自由市场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再如银行业的信贷扩张，我们同样支持政府管一管。因为少印一点，总比多印，诈骗程度要低一点。

还有，回到社保。就像阿根廷的米莱一样，如果阿根廷的老家伙们为自己的福利被削减而上街乱来，这不是什么正义的示威，而是自己特权被削减后的哀嚎：你们怎么不允许我继续抢你们了啊！那么，米莱说，玫瑰宫必须行动起来，向特权阶层和高级种姓开炮，支持警察果断执法，谁敢堵塞街道，打砸物品，那就零容忍予以逮捕。打击暴力犯罪，恢复法律秩序，这当然也是正确的。纳税人缴纳的税金，不能被用来纵容和保护暴力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