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中有一个桥段，迈克的侄女打算结婚，和男友一同前来征求叔叔的意见，期待教父的祝福。男友说他喜欢艺术。迈克严肃地问：你打算靠艺术怎么养活你的妻子？男友面露羞愧，回答说：实际上，我是我们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迈克听到后很欣慰，马上态度转变，起身高兴地拥抱他们：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当然祝福你们。并准备了丰厚的嫁妆。他正色对侄女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不应该为你家族的财富感到羞愧，这种对金钱的蔑视只是富人们的另一种诡计，欺骗穷人罢了。
对金钱、利润的蔑视和诋毁，的确是一场公开的阴谋。佩洛西是美国“股神”，一个美国公务员，依靠裙带国家主义暗箱操作赚取了无数财富，她却整天在发动对利润的仇恨，煽动美国底层人民。那些依靠权力和旋转门腰缠万贯的美国政客，却处处表现的没有谁比他们对穷人更关心，告诉穷人你们的穷困都是因为有人剥夺和赚走了你的钱。美联储官员和雇佣的经济学家，年薪上百万，天天印假钞毁灭经济，却将价格上涨和就业率下降归结为市场企业家的过错，只有他们才能有如神助地拯救穷人。他们把市场企业家描述为恶棍，这是野心家们转移矛盾、煽动阶层对立的工具，是实现他们所谓理想蓝图的手段，穷人永远是他们的棋子。这也是那些失败者的一剂心灵安慰剂，他们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将其归结为市场的过错：那些成功者，都是坑蒙拐骗，而自己之所以穷困潦倒，是因为受人剥削、太过诚实和消费者眼瞎。可是消费者很聪明，至少他们在对待自己的金钱上是如此，他们用自己的金钱投票，筛选最会服务同胞的人，让穷人变富、让富人变穷。在市场经济下，谁都不用自命不凡，像个怨妇一样喋喋不休，消费者不听你那一套。如果你穷，那就是消费者在告诉你，在服务同胞上，你不行。但知识分子不这么看待问题。他们总觉得自己应该像柏拉图那样主导社会进程，享受最高的尊荣。他们看到企业家在市场中发财，心理失衡，嫉妒心作祟，并且将其上升为一套反金钱、反利润的哲学，认为自己的处境不佳，都是市场经济的罪过。他们有发明理论，影响大众的能力，所以形成了整个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反对和蔑视，社会上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就像约瑟夫·熊彼特总结的那样：资本主义站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手里握着死刑判决。
意思是，不论你市场经济取得了多大成就，也不论你怎么解释，反正你都有罪，判决已经提前做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民主”的制度。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是一份“投票权”。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消费者对生产者的“驯服”，你必须按照我的需求来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这是你变富的唯一手段。取代这种方式的，就是知识分子们最期盼的一种模式：一个计划机构来决定谁穷谁富，而知识分子来操盘。这里没有中间道路。人们会说，那富人就是比穷人拥有更多的投票权啊，他们钱多啊。问题在于，在一个市场社会里，他们的利润来源于何方？利润，代表了正确判断了消费者的未来偏好，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否则消费者就不会给他金钱投票，他就亏损倒闭了；利润，代表了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各种资源总有各种竞争性用途，到底应当把他们配置在哪里，才能满足最紧迫的需求，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满足次要需求而把更重要的需求弃置一旁呢？依靠价格来表达。企业家正是通过对未来价格的判断，将稀缺资源有序地安排到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之中，当他判断正确了，消费者愿意出价，被抬高的价格超过他的成本，他就盈利了。否则，未来收入无法覆盖已经投入的成本，他就被开除出企业家队伍。所以，盈利的企业，就是对稀缺资源进行了正确配置的企业。亏损的企业，就是在对资源进行错误配置、也就是浪费资源的企业。一个进步经济，就是盈利大于亏损的社会，人均占有资本量节节攀升的经济。利润，代表了生产要素的价值提升。消费品从生产要素一级一级转化而来。从土地和劳动力结合开始，生产资本品，再到生产最终消费品的每一个过程，都是生产要素价值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造福的并不仅仅是企业家，而是首先造福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持有者。道理很明显，不论企业是否盈利，土地价款和劳动者工资，都已经提前支付。正是企业家不断的投资行为，在市场上不断竞买各类要素，由此推高了要素价值，造福于各类要素的所有者。所以，利润就是消费者对企业家解决他们燃眉之急、让市场资本结构高效运转、提升他们收入的犒赏。一个市场企业家，永远不需要为自己有钱都感到羞愧，那是应得的。如果你有“社会责任感”，想为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那你就开动脑筋、增强能力，玩命赚钱。市场经济，你赚得钱越多，就说明你为同胞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谁要是仇视金钱利润，谁要是妨碍你赚钱，谁就不但是你、而且是你的同胞的仇敌。那么，一个市场社会中的富人，其投票权就是消费者主权的体现，是消费者赋予他们更多的投票权。因为他们就是消费者选出来的自然精英、市场化精英。不让他们这样做，企业发展壮大了就要拆分，才是反消费者主权的。那些社民派知识分子，如果逻辑一致，就无法反对这一点。一个富二代，的确还没有给同胞做出什么贡献，又凭什么享有更多的金钱投票呢？因为他所继承的财产，恰恰来自于他的父辈对消费者的服务，就是消费者金钱投票的结果。在市场民主下，不可能存在永远的富二代。他必须像他的父辈一样，殚精竭虑服务消费者，才能保有自己的财富。如果他无视消费者主权，那么他继承得来的财富，就会灰飞烟灭。看看财富排行榜上的不断变化，就会知道，那些过去的富人和他们的后代，早已湮没无闻，新晋的富人，都是市场重新筛选出来的，他们都是“新贵”。所以，这非常公平。如果你嫉妒富二代，你不能怪别人，那只能说明你的父辈在服务消费者的能力上比较差。你不能怪罪你的父辈，你应该奋发图强、提升自己服务消费者的能力，然后争取让自己的孩子当上富二代！这个世界，对金钱和利润的仇视，令人不寒而栗。人们听信那些口头上视金钱为粪土、实际上嫉妒得精神分裂的知识分子的蛊惑，不断发起对富人和财富的攻击，他们要求征收财产，要求公平分配。他们不知道，拿走一个人的财富，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富人试图保有自己的财富，并不是贪婪，那些知识分子总想不劳而获地拿走人家的财富，才叫贪婪。任凭这种舆论发展下去，知识分子的阴谋就会得逞，就不会有储蓄和投资，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没法提升，土地和劳动力的收入就会降低，生产就无法开展，伤害最大的，恰恰是贫困的群体。消费者听从知识分子的胡言乱语，就是对他们自己消费者主权的放弃，是向自己当前富裕生活的宣战。知识分子是干预主义的鼓吹者，因为只有在干预主义下，他们才有用武之地，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社会，谁会需要他们？知识分子们在制造社会灾难上“居功至伟”。他们始终站在干预一边，为其寻找理论依据。当战争发生，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例如乌克兰）民众相信，普京发动的攻击是针对他们，而不是针对泽连斯基，民众扛枪上阵，明明是他们在保卫泽连斯基，他们却认为是泽连斯基在保卫他们。当和平的市场交换合作有序进行，民众福利不断增进的时候，知识分子就要把企业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和平合作交换关系，描述为尖锐的对立关系。他们丑化企业家形象，攻击市场经济和金钱利润，这些人没有为消费者做出任何贡献，居然却洋洋自得地把自己没有钱，描述为不追求金钱，由此显得超脱而高尚，可以对市场中的精英进行道德控告和无端指责。
他们始终充当着干预主义的马前卒角色，这是知识分子有预谋的阴谋。正如罗斯巴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公道和正义的形象的好办法是持续地强化对自私、利润的攻击，让人们产生负疚心理，对自由市场的互利交换和因服务于他人而赚取的利润产生怀疑，认为那是一幢道德恶行。这有双重的功效：一是可以顺其自然地对人们的交换活动进行干预，并且将财富据为己有壮大自己；二是由于他们是没有参与交换的，没有生产利润的，于是反而有了一种中立、客观、公正无私的形象。于是，很神奇地，一个最不公道的、寄生性的、最贪婪的人，变成了正义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