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率暴跌！怎么办？凉拌！
这是古老板的新号，别忘记关注。（原两号已消失）
民政部最新公布的《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里面的数字，已经不是“警告”，而更像是一份“判决书”。2024年，我们国家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只有 610.6万对。
这个数字本身已经很低，但更恐怖的是它的变化率：它比上一年，断崖式暴跌了20.5%！一年之内，五分之一的跌幅！在任何一个宏观经济指标里，这都属于“休克级”的警报。我们的结婚率，也因此坠入了历史的冰点，仅为 4.3‰。
与此同时，离婚登记的有 351.3万对。这意味着，每当有1.7对新人牵手走进民政局，就有一对夫妻在那里分道扬镳。这个“婚离比”，高得令人心惊。
如果你对这些孤立的数字还不够敏感，那好，我给你看一下过去十年中国结婚人数下降的速度，就能感受到它的角度有多么决绝，它的趋势有多么不可阻挡。
知道2015年一年结婚登记人数是多少吗？这是历史的高点，1224万对。
也就是十年过去了，减少了一半。
如果仅计算初婚人数，那应该是2015年的44%左右，减少近六成。
这不是滑坡，这是自由落体。这不是趋势，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宿命。
好了，数据看完了，最重要的问题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听过太多解释了。
最流行的，也是最能引发共鸣的，就是所谓的“三座大山”论——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成本。这个理论说，是这三座大山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结不起婚，生不起娃。
这个解释听起来无懈可击，因为它完美地贴合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焦虑。
但是今天，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三座大山”论，不是真正的“病根”。这个解释让我们以为找到了敌人，但其实打错了靶子。
真正从根上瓦解现代婚姻的，是三股我们看不见，但却如同地壳运动般强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
第一、家庭的瓦解
婚姻，本质上是两个合伙人创办的一家追求“产出最大化”的“家庭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生产一种独特的产品，叫“家庭产出”。
比如，高质量的子女抚养、温馨的情感支持、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稳定和谐的性生活、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家族网络的巩固等等。
在过去几百年，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是极其高效且稳固的。它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经济学里一个美妙的概念：“比较优势”。
简单说，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专业化分工。
男性，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他负责打拼，为公司赚取“营业收入”（工资）。
女性，在内部家庭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无论是生理上还是社会习俗上），她负责精耕细作，把收入转化为高质量的“家庭产-出”。
这个模式在当时是天作之合。一个男人去织布绣花，他放弃的是打猎耕地的更高收益，机会成本太高。
一个女人去闯荡社会，她要面对巨大的社会阻力和收入天花板，机会成本也高。所以，双方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通过婚姻这个长期契约进行“内部交易”，使得整个“家庭有限公司”的产出最大化。
1+1远远大于2，这是传统婚姻能够维系几千年的经济学底层逻辑。
它不是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而是赤裸裸的效率优势。
但是，今天，这家“公司”的根基，被动摇了。
动摇它的，不是什么人心不古，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称颂的进步之一：女性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的史诗级崛起。
今天的城市女性，她们拥有高学历、高技能，她们的人力资本存量丝毫不逊于男性。她们是程序员、是金融分析师、是律师、是企业家。她们在市场上赚取高薪的能力，甚至超过了很多男性。
现在，你再让一个年薪百万的女性高管，放弃她的职业生涯，回归家庭，去当一个全职太太，这家“家庭有限公司”的账，就要重新算了。
她的机会成本是什么？
不再是“少赚点零花钱”，而是每年上百万的真金白银，是职业晋升的黄金通道，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广阔天地。这个成本，高到无法计算，也无法承受。
当女性的外部市场价值（赚钱能力）和男性的内部家庭价值（做家务、带孩子的能力）越来越趋同，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就彻底失去了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双方的“比较优势”不再互补，合作生产的“增值效应”大大减弱，甚至变成了负数。
“家庭有限公司”通过分工来提升效率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基本就瓦解了。一家不再能创造增量价值的公司，它的吸引力自然会急剧下降。这是第一把手术刀切开的真相：婚姻的经济基础——合作共赢，已经瓦解。
这家公司，从经济学上讲，已经没有成立的必要了。
第二、社会分工的扩大
任何一家公司，都得面对市场竞争。咱们的“家庭有限公司”也不例外。在过去，它的很多“业务”是具有垄断性的。
饿了？有外卖App，八大菜系半小时送到家，口味比大多数配偶做的都好。
家里脏了？有家政服务，专业高效。
需要情感慰藉？有心理咨询师、有付费社交、甚至有虚拟偶像。
女性原来难以脱离男性的安全保护，但现在安全问题小区有保安、出门有警察。
女性原来做不了的重体力活，现在一切皆可外包。
要搬东西，找搬家公司，所有你能想到的体力活。都有人干。
而男性也一样，以前要吃顿好饭不容易，现在最便宜的拼好饭只要10块钱，就送上门，门口更有多种多样的餐饮让你选择，找个女人过日子的分工价值大大降低。
至于性生活，不少男女开始找搭子，可以一夜情，可以同居不婚不育，可以天天换人。
甚至还有隐形的地下市场和成人娃娃。
社交软件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人们寻找短期伴侣的“搜寻成本”。这使得非婚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容易获得。
另外，未来的生育技术，比如人工子宫、更成熟的代孕技术，可能会把生育和婚姻彻底解绑。
过去需要夫妻俩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生产”的东西，现在只要你掏钱，市场都能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方式提供给你。婚姻的“生产”功能被极大地削弱了。
你看，当外部的替代品又多又好，“家庭有限公司”的“产品”就不再是独家供应了。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你自然会货比三家。一算账，发现自己单干，再从市场上购买各种服务，好像活得也挺好，甚至更自由。那干嘛非得把自己和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合伙人”深度绑定，签一份终身合同呢？
第三、婚姻合同的风险
前面解释了公司“为何不值得开”，那么接下来就要解释它“为何不敢开”。
结婚证，就是“家庭有限公司”的 “合伙合同”。
一份好的商业合同，应该权责清晰、风险共担、预期稳定。但现在，很多人，尤其是男性群体，越来越觉得婚姻这份“合同”的风险变得难以承受。
为什么？因为在长期的法律变化中，为了保护传统婚姻中的“弱势方”（通常被认为是女性），我们的婚姻法及司法实践，引入了大量的“保护性条款”。
这个初衷是绝对善良且正义的。它旨在纠正历史上的不平等。
但是，任何制度设计，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善意的保护，在客观上，可能造成了“风险与收益的严重不对称”。
让我们冷静地、纯粹从一个理性“投资人”的角度，来评估签署这份“婚姻合同”的风险：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和社会认知中，婚后财产分割往往会向女方和抚养子女的一方倾斜。这对于资产较多的一方（通常被认为是男性）来说，结婚就意味着把自己的存量和未来的增量资产，置于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风险敞口之下。
一旦“公司破产”（离婚），他可能面临一半甚至更多的资产损失。而对于资产较少的一方，这个金融风险几乎为零。这种单向的巨大风险，会让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人”望而却步。
现代法律普遍实行“无过错离婚”，这极大地解放了人性，是文明的进步。但从合同角度看，它也极大地降低了“违约成本”。
当一方可以轻易地、低成本地撕毁合同时，另一方在合同内的“专用性投资”——比如为了家庭放弃事业、投入巨大的情感和时间——就变得风险极高。
对于那个可能被分割财产的男性来说，他会觉得，自己像一个随时可能被“清盘”的股东，而“清盘”的发起权掌握在对方手里，且对方无需承担太大的后果。这种不安全感是致命的。
在离婚诉讼中，法院通常倾向于将年幼子女的抚养权判给母亲。这同样是善意的。
但对于男性来说，这意味着一旦离婚，他不仅可能失去大部分财产，还极有可能失去对孩子的共同生活权，变成一个需要支付高额抚养费、并且只有“探视权”的周末父亲。这种“人财两空”的潜在风险，是一个巨大的威慑。
我必须再次强调，我在这里不带任何价值判断。我不是在评判法律的好坏，而是在用经济学的“风险评估”模型，来模拟一个潜在结婚者的内心计算。
当一份合同，对于一方来说，潜在收益模糊不确定（现代婚姻的情感价值越来越难获得），而潜在风险却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另一方来说，风险极低，甚至在某种极端情况下，离婚可能成为一种“获利”的手段。
那么，这份合同的条款本身，就会成为阻止交易达成的最大障碍。
社交媒体上，无数关于离婚后“净身出户”的案例，无论真假，都在不断放大这种恐惧。结果是什么？理性的男性会选择“风险规避”。
要么无限期延长考察期，要么干脆就选择不进入这个“高风险市场”，转而寻求同居等风险更低的替代方案。
婚姻的法律契约，因其不对称的风险设计，正在吓跑大量的潜在签约者。这家公司，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已经变得不敢开了。
第四、当国家成为婚姻的最大竞争对手
接下来，我们要解构的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所谓“三座大山”（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成本）是压垮婚育的罪魁祸首。
这个说法听起来特别有道理，因为它说出了我们的痛。但，它真的能解释根本问题吗？
如果“三座大山”是根本原因，那逻辑推论就是：只要我们把这三座大山推平，给大家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结婚率和生育率就应该回升，对吧？
好，我们把目光投向全球福利制度的“样板间”——北欧国家。瑞典、丹麦、挪威、芬兰。那里，国家几乎帮你解决了一切后顾之忧。那么，他们的婚育状况如何？
让我们用冰冷的数据说话，不再停留在模糊的印象里。
北欧国家的结婚率长期处于欧洲的低位。以瑞典为例，其结婚率在过去半个世纪，基本都在每千人4到5对 之间徘徊，和我们现在暴跌后的水平差不多。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们就进入了低结婚率时代。什么东西替代了婚姻？是 “同居”。在瑞典，超过30%的伴侣选择同居而非结婚，这个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
更重要的是生育率的真相。
这是最关键的数据。我们看到的北欧整体生育率，比如1.5、1.6，是被生育意愿更高的移民群体“美化”过的。
一旦我们剥离移民数据，只看本土原生居民，那画面就非常残酷了。
芬兰： 根据芬兰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芬兰的总和生育率跌至 1.26的历史最低点。这个数字，已经比“低生育率”的代名词日本还要令人绝望。芬兰统计局的专家明确指出，芬兰裔女性的生育率远低于此，是移民女性拉高了平均值。
挪威： 根据挪威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挪威总和生育率降至 1.40的历史新低。报告同样指出，移民女性的生育率（1.76）显著高于挪威本土女性（1.32）。
瑞典： 瑞典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了类似趋势。瑞典本土女性的生育率常年维持在1.5左右，而外国出生的女性生育率则接近2.0。
这些数据给了我们一个无比重要的启示：
真正影响现代人婚育选择的，不是生活有多“苦”，而是不婚不育的“退路”有多好。
高福利的社会，恰恰是为个体提供了最完美的“不结婚”的退路。在过去，家庭是抵御一切风险的唯一保险公司。
养老、医疗、失业，你都必须依靠家庭。所以，你必须结婚，必须生孩子，这是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而高福利国家，用国家的力量，系统性地替代了家庭的这些核心功能。国家成了你的“终极保险公司”。
它等于在对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说：“你放心去追求自我实现吧，你的养老、医疗，有我兜底。你不需要依赖一个不完美的配偶，也不需要依赖一个不确定的孩子。”
当不结婚、不生育的“后路”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甚至比传统家庭这条路走得更轻松、更自由时，一个理性的现代人，会怎么选？答案不言而喻。
所以，“三座大山”论，是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归因。它让我们把矛头指向了生活的“痛苦”，而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是“退路”太好。它让我们误以为，只要解决的经济压力，一切都会好起来。
而北欧的现实，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给钱，并不能买来婚姻和生育。福利制度，才是婚姻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和替代品。
婚姻的功能，正在被一个更强大的主体（国家）所系统性地替代，使其从生存“必需品”沦为了生活“奢侈品”。
看完上述的分析，你再思考一个问题，孩子到底是“资本品”还是“消费品”。
资本品是指，孩子们具备某一种功能，比如，养儿防老。
而消费品是指，孩子是为了满足某一种个人偏好，比如，再稳定的婚姻，开心的家庭生活，优秀孩子的成就感。
生育中，在很长的时间内，这两种功能都是具备的。
但是在农村很多人希望生男孩子，在更贫困的时代，不仅仅是因为偏好男孩要传宗接代（消费观），还因为现实中，男孩起着重体力劳动和承担父母养老的“资本品”功能。
当现代福利制度将孩子的资本品属性全部取代时，生孩子用来消费（传宗接代、维系婚姻、享受天伦之乐）的人，就会减少。
毕竟生孩子不仅有快乐，还有苦闷和烦恼，还要让他学习好，甚至还要考虑他买房结婚，那生太多，与消费观念就形成了冲突。
生儿育女本来作为结婚重要的目的之一，也在消解。
最后的结论：放弃幻想
好了，分析完成，我们现在可以拼出一幅完整的、虽然残酷但却无比清晰的图像了。
当今世界结婚率的雪崩，不是一场道德的滑坡，不是爱情的消亡，更不仅是某个政策的失误。
它是一场深刻的、由经济结构、法律框架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共同驱动的、难以逆转的社会结构性转型。
这其中，既有社会分工这些正面因素推动，也有婚姻法律和社会福利这些负面因素的推动，哪一个权重更高，不好判断。
发钱催婚催生？ 北欧的现实告诉我们，这只会让人更心安理得地享受单身和同居生活。钱，买不来婚姻。
宣传传统家庭观念？ 在个体主义和自我实现成为最高信仰的今天，这无异于刻舟求剑，宏大叙事早已失去了感召力。
限制离婚，增加结婚的“神圣性”？ 这只会吓跑更多还在门口犹豫的人，让结婚率跌得更快，因为这进一步加大了“合同风险”。难离就更难结。
有人说，如此下去，那岂不是中国将没有人了？
这也是杞人忧天，2025年上半年，中国结婚人数就反弹了。生育率也总有一天会反弹，不必担心会灭族，人类总会根据情况，调整自己的生育观念。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不要管嘛。
对于那些天天要求管一管的人，那没办法，只能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