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问题，应当属于州权

原创漫天雪798 漫天霹雳Plus

最近在美国加州，联邦政府派出国民警卫队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移民问题在美国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经常会引发冲突。其实在理论上，也存在许多争议。

而且，这个争议往往由于加入了许多其他因素，变得更加纷繁复杂难以厘清。例如美国的国内保护主义政策问题，排斥移民的目的在于限制其他劳动力的竞争；再如福利政策问题，有些移民的确就是奔着美国的福利去的，他们并没有为美国以及社区做出贡献，却吃嗟来之食。

种种因素的扰动，导致关于移民问题的分析往往偏离了应有的范畴，分析到最后，其实分析的就不是移民问题，而是福利制度问题、移民壁垒和保护主义的问题；或者，变成了一种基于功利主义的分析：移民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这个时候，由于价值主观、效用不可以跨人际比较，就根本不可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这时候就必须借助先验的分析工具，排除干扰因素，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找出客观的因果关联。

从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出发，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自由市场上，自由移民会促进劳动分工，导致人口相对于资源过剩的国家的民众，向资源丰裕的国家移动，由此有将各国工资率拉平的趋势。这个过程将在市场机制下“自动”调节，最终达成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相对均衡。所以在自由市场上，根本不用担心一国的人口过剩和减少问题，因为人们会根据现实状况调整自己的行动，会用脚投票。

正是由于移民限制政策，导致资本相对充裕国家的人口不足，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资本相对匮乏的国家人口过剩，资源不足以支撑过剩的人口；由此导致了全球生产能力的降低，以及各国工资率的巨大差异。这个时候，资本的自由流动就至关重要，对于资本相对匮乏的国家来说，吸引外资，就是提升本国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劳动者工资率的重要途径。

这是经济学分析，它是绝对正确的。但经济学分析只是给出了一国要发展经济的正确路径，怎么选择总是每个人的事情。即便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在给定条件下自由移民有利于财富增长，也并不能代替每个人的主观选择，而人们的价值判断总是主观的。

比方说，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是，即便我知道自由移民有利于经济进步，而且我也清楚地知道，自由移民来了，虽然可能会拉低我的工资率，但是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生产效率的提高，供给增长，物价下降的幅度比工资下降的幅度更大——这意味着购买力是增长的，即名义工资下降的同时实际工资是提高的。可是一群人就是不愿意跟黑人、LGBT、天主教徒、有纹身的人等等，待在一起，也不论他们是基于文化、习俗、治安、甚至纯粹的偏见等动机才这样做，这有什么问题吗？

让我们从一个行动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任何经济分析，如果总是从集体的观念，而不从个人行动视角去思考，都不会得出正确的答案。无视个人的主观价值而谈移民是好是坏，都是武断的。

你的家，你允许谁来，不允许谁来，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你的家是你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含义，其实不仅仅是你有绝对的权利去运用你的财产，而是更加核心的：你绝对有权排除他人，即排他性，才是财产权的关键。

扩大到一个村，一个社区——它们都由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组成，社区成员和村民们共同达成了一个社区公约和村民公约，禁止某种人的进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然后在社区门口或者村口公示，派出保安来执行这个公约，对违反这个公约进入的人进行驱逐，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记着前面的财产权的概念，排他性，是产权的核心。

产权即意味着歧视——即排他性地区别对待。不允许产权人歧视，那就是共产主义。

想想看，一个穆斯林开的饭馆，不允许顾客吃猪肉，这有什么问题呢？一个天主教社区，不准穆斯林进入，这有什么问题呢？一个崇尚自由的私有财产社区，不允许宣扬社民主义的人进入，又有什么问题呢？别说这些了，李家村不让姓陈的进入，又有什么问题？中国的农村，最初就是同姓宗族聚集在一起，一个村一个姓，或者一个姓的聚集在一起，外族的外姓的若要进入很难，长期受到排挤，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交往多了，通婚了，成亲戚了，才实现了融合，这个过程往往十分漫长。

这就是说，价值是主观的，效用是无法量化的。一个外来者，可能生产能力很高，但是我们不想要经济繁荣，就想要安安稳稳，也就是把安稳生活的价值排在了金钱财富的价值之上，这纯粹是个人选择，毫无问题。大家的价值取向相同或类似，形成了一群人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想封闭起来，当然也毫无问题。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移民”规则：排斥特定人群；要想进入，必须原有的居民同意，非请勿入。

邀请，是移民进入的条件。邀请人要为受邀者的行为负责，要提供担保。

那现在想象一下一个纯私有财产的社会，比方说一个城市或者地域，房产、道路、设施等等，都是私有的，移民规则会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

允许谁来，不允许谁来；没有邀请，不允许进入，进入了就要被驱逐。这都是市民说了算。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某个社区、城市排斥某种人，只是不愿意跟他们待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不跟他们交换。就像你可能并不喜欢跟阿拉伯人住在一起，但是这并不妨碍你买他们的石油，由此造福双方，是一个道理。

所以，在一个纯私产社会，排斥移民与自由并不矛盾，与经济繁荣也没有冲突。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今世界，已经没有纯粹的私产存在了，在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充斥着大量的“公共资产”，然后又有不同的福利制度等诸多扰动因素，移民问题由此就变得异常复杂。

如果这个时候一刀切地允许自由移民，那就违背了私产原则，非请即入了。移民来了，要使用大家税金资助的公共设施，凭什么呢？更不消说，你来了就参与民主进程，要投票瓜分原有居民的财产拿福利，那就更没有正义可言。大量公共资源的存在，必定造成公地悲剧，同时引发无休止的文化、习俗、宗教、种族的冲突。

如果一刀切地禁止移民，同样违背了私产原则，我想邀请移民进入，我担保，你凭什么不让呢？

然而遗憾的是，只要存在公共领域，那么这些公共财产的临时代管人——即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就必然是一刀切的。它不可能照顾到每个行动人的偏好，尊重每个人的私有财产权。

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在一个公有化已经如此普遍的情况下，什么是通往私有财产的方向？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进行边际改善了吗？

办法是有的。

比方说，西方国家原来对民主投票一般都设置了财产限制，要求有不动产，有纳税额，等等，这是贴合私产原则的方向的。你不能刚搬来，没有对社区做出任何贡献，就要来决定公共政策，就想瓜分别人的财产领福利。

当公有资产无法一步到位实现私有化的时候，那么边际改善的办法就是，以私有产权人管理私有财产的方式去管理它，而不是彻底地放任不管。

关键的点在于，那些公共财产，并不是无主的，并不是谁想要享受就享受。当地政府只是代表辖区纳税人临时代管这些财产，但总是与这些公共资产有最密切的客观联系的人，才最有权主张对这些资产的所有权。

那么很明显，洛杉矶的公共财产，最有权主张这些公共财产所有权的人是谁？

是洛杉矶市民，而不是纽约市民，也不是新来的移民，更不是华盛顿的联邦政府。纽约市民，新来的移民，你不能在联邦政府的撺掇下，去投票决定洛杉矶的公共财产如何使用，自己应该分得多少份额。如果这样，就成了亨利·乔治主义。

这就揭示出了在公共资源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移民问题的边际改善的办法。

那就是权力下放，移民政策的去中心化。

洛杉矶要接收什么样的移民，当然是洛杉矶市民更有发言权，在代议制民主下，由他们来决定是否接收移民，接收什么样的移民。

逻辑一致地，洛杉矶下面的市、镇、社区，比起洛杉矶市政当局，也更有发言权。这样，权力一直下放到每个小区和家庭。这就是私有化，即自由的方向。

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是远在华盛顿的官僚来决定洛杉矶应当怎么做。

权力的去中心化，本身就是好的。因为它意味着尊重每个人的财产权，意味着用脚投票的选择权，意味着权力涉及的范围和影响的人数的缩小，意味着调整的余地更大。意味着真正的联邦制。

越是小的政治单元，其议会做出的决策才越能贴近民众的真实意愿，而那些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和政客们，代表权无限扩大，当代议制民主代表的人数太多的时候，那么其实他们谁都不代表，只代表他们自己了，不可能制定出切合各州实际的政策措施。

将权力去中心化的原则贯彻到到底，就是每个人自己说了算，产权得到保障。自由就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回归。

即便是集权的联邦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应当削弱权力去中心化这一基本原则。鉴于联邦集权基本上不会做什么好事，那就更不应当削弱分权的原则。

美国当今移民问题，以及几乎所有问题，其实都集中在联邦集权问题上。美国中央政府篡夺了本应属于各州的权力，在全国整齐划一地规定适用于全体民众的政策，压缩了各州和每个公民自主选择的空间。压力集团主导政策，实行保护主义，使美国工人可以在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享受高工资，进一步激发了其他国家劳动者向美国非法移民的动力，因为只要来了，就相当于加入了一个劳工卡特尔，享受高工资，由此进一步加剧了移民问题的矛盾。

所以，权力的高度集中化，是导致当今美国混乱和冲突的根源。移民问题，本来就应当是州权，将权力不断下放，才是解决移民问题的办法。归根结底，要推动全面私有化进程，让每个人自主决策，才是移民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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