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穷国，到底怎样才能变富？
对投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搞价投的奥派。
你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招商引资，发展工业，搞科技创新，学习先进经验呗。我们中国不就是这么干过来的吗？
没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大量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像潮水一样涌向那些发展中国家。按理说，水涨船高，大家的日子应该都越来越好才对。
但现实呢？除了少数几个“模范生”之外，很多国家，好像掉进了一个“发展陷阱”。他们拿到了援助，引进了投资，建起了工厂，但几十年过去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甚至有些国家，还不如几十年前稳定。
这就奇怪了。我们给出的明明是“灵丹妙药”，为什么他们吃了之后，不但没治好病，反而好像更虚了呢？
要理解今天的困境，我们得先回到一个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19世纪。
那个时候，世界是什么样的？蒸汽机在嘶吼，铁路在延伸，远洋货轮劈开波浪。在伦敦、巴黎、纽约的金融家办公室里，发生了一件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大规模的海外投资。
你可能会觉得，资本家嘛，天生就是全球跑，这有什么稀奇的？
不，这在当时，是件反常识的事。
经济学鼻祖之一，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还信誓旦旦地说，绝大多数有钱人，宁愿守着国内这点“薄利”，也不愿意把钱投到遥远而陌生的海外去。
毕竟，风险太大了。
那是什么力量，驱使着19世纪的资本家们，克服恐惧，把天文数字般的资金，投向了美洲的铁路、非洲的矿山、亚洲的种植园呢？
是“国际主义情怀”吗？是为了帮助落后地区人民“脱贫致富”吗？
当然不是。驱动这一切的，只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商业动机：为了给本国的消费者，提供更好、更便宜的商品。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一个英国的纺织厂老板，他想什么？他想的是，怎么才能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布料，卖给英国的老百姓，好让自己赚到钱。要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大量的优质棉花。英国本土不产棉花，怎么办？
他有两个选择：要么，在英国用昂贵的温室来种；要么，去阳光充足、土地肥沃的埃及或者美国南部投资，开辟棉花种植园。
你觉得他会选哪个？当然是后者。
所以，你看，海外投资的起点，不是一个复杂的全球战略，而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计算。
伦敦的资本家，把钱投到阿根廷去修铁路，不是为了“支援南美建设”，而是为了能把阿根廷草原上便宜的牛肉和小麦，更快、更省钱地运回英国，摆上利物浦码头工人的餐桌。
这就是海外投资的“第一层逻辑”：它不是钱的单向流动，而是一场互惠互利的价值交换。
对于投资国来说（比如当年的英国），它用资本，换来了本国消费者急需的、更廉价的原材料和食品，提升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对于接受投资的国家来说（比如当年的阿根廷），它获得了最稀缺的东西——资本。
这些“落后国家”，它们缺什么？它们不缺土地，不缺资源，甚至不缺劳动力。它们缺的是把这些资源盘活的“启动资金”，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和观念。
外国资本的流入，就像一场及时雨。它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工厂建起来了，矿山开动了，铁路铺开了。当地人有了工作，工资水平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上涨。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被这股外部力量，给激活了。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双赢”故事。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自发地形成了一套资源配置的精妙机制。
资本，像水一样，自动从利润率低的地方（资本充裕的欧洲），流向利润率高的地方（资本稀缺的亚非拉），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参与方都受益了。
但是，你肯定会问，如果这个模式这么好，为什么后来玩不下去了？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了？
别急，故事的高潮，马上就要来了。
20世纪，一股思想，开始在全世界游荡。
这股思潮，给世界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叙事。它说：
“你们看到的那个‘双赢’故事，都是骗人的！真相是，外国资本家是来剥削我们的！他们开工厂、开矿山，不是为了帮助我们，而是为了榨取我们工人的血汗，掠夺我们的宝贵资源。企业，就是剥削的工具。要结束这种不公，只有一个办法：把这些外国资本家的财产没收，收归国有！”
这套叙事，太有感染力了。你想想，对于那些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生国家来说，这简直就是“政治正确”的代名词。把外国人的公司收归国有，既显得自己“爱国”，又能把财富抓在自己手里，何乐而不为？
1952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正在发生：伊朗，宣布将英国人经营的英伊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
当时的英国，正是工党政府执政，首相是艾德礼。工党自己，刚刚在英国国内搞了一大波国有化，把煤矿、铁路、钢铁厂都变成了国营。
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场面。
英国政府，自己在家搞国有化，搞得不亦乐乎。现在，伊朗人有样学样，要把它在海外的“亲儿子”——英伊石油公司——也给国有化了。英国政府该怎么办？
它能理直气壮地指责伊朗“你这是错的”吗？不能。因为它自己就在干同样的事。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重要的海外资产，被别人“合法”地拿走。
根据当时的国际法，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处置自己境内的任何财产。你可以抗议，可以去国际法庭告状，但如果对方就是不理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想动武？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下，你这就是赤裸裸的侵略。就算你打赢了，你能派军队去保护炼油厂的每一个阀门吗？你能在刺刀的监视下，让企业正常运转吗？不可能。
伊朗事件，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向全世界的投资者，发出了一个致命的信号：你的海外资产，是不安全的。今天你辛辛苦苦建起的工厂，明天可能就成了别人的战利品。
从此，私人海外投资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
资本家不是傻子。他们从血淋淋的教训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的海外投资，越来越像是一场“合法的自杀”。
就算有些国家不搞这么赤裸裸的“没收”，它们也有的是办法让你血本无归。比如，搞外汇管制，你的利润汇不出去；搞歧视性税收，把你赚的钱都变成税款；再或者，干脆来一场恶性通货膨胀，让你手里的当地货币，一夜之间变成废纸。
你今天去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几乎都能找到类似的故事。
于是，国际资本市场，这个曾经高效运转的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就这样被摧毁了。
私人资本家被吓跑了，不敢来了。那穷国的发展怎么办？
这时候，一个新的“救世主”登场了，那就是政府。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提出了一套新的方案。最著名的，就是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思想是：
既然私人投资不靠谱了，那就让我们的政府，以及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来提供公共投资和贷款，帮助你们这些不发达国家搞建设。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用政府的钱，去填补私人资本留下的窟窿。用国家的信用，来对抗政治风险。
但是，这真的行得通吗？
这套方案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天真的假设：政府的钱，就不是钱了吗？政府的投资，就能免于被掠夺的风险吗？
伊朗的例子已经证明，国有化这把刀，砍向私人企业和砍向外国政府的投资，是没有区别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议会，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外国流入的资金，那凭什么美国纳税人的钱，就应该源源不断地送给它呢？美国国内，就没有需要投资的地方了吗？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大量的国际援助，变成了某些国家腐败官员的私人金库。
我们看到，以“国家项目”为名义获得的贷款，被用来建造各种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而不是真正能创造价值的产业。
我们看到，很多受援助国，非但没有感恩，反而把这种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甚至用来巩固那些导致他们贫穷的、反市场的政策。
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用本国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制度。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慷慨的外部输血，很多国家那些本该破产的、低效的国营企业，才能苟延残喘。很多错误的经济政策，才能被掩盖和延续。
这就像一个溺爱的家长，不断给一个挥霍无度的孩子零花钱。结果，孩子非但没有学会自己挣钱，反而变得更加依赖和不负责任。
到这里，我们就能看清那个“发展陷阱”的完整面貌了：
第一步：黄金时代。私人资本自由流动，创造了双赢。
第二步：国有化浪潮。反资本主义思潮兴起，私人投资者被吓跑，国际资本市场解体。
第三步：政府援助替代。西方政府试图用公共投资取代私人投资，结果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巩固了那些导致贫穷的错误制度。
第四步：恶性循环。穷国因为缺乏真正的资本积累，经济停滞，社会问题频发。为了解决问题，政府采取了更激进的干预措施（比如印钞票搞通胀），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的根基。
这个循环，像一个无情的绞索，套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脖子上。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些穷国的领导人，他们难道是傻子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把会下金蛋的鹅（外国投资）给杀了，自己以后就没蛋吃了吗？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智商，而在于思想。这些国家的精英们，他们的大脑，被一套错误的思想给“毒化”了。
而最讽刺的是，给他们“投毒”的，恰恰是他们一心想要学习的西方世界。
故事是这样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不发达国家里最聪明、最爱国的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国家积贫积弱，再看看西方国家的繁荣富强，心里着急啊。他们想，我们一定要把西方成功的秘诀学回来！
于是，他们漂洋过海，来到牛津、剑桥、哈佛、耶鲁，进入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去学习经济学。
但是，他们在大学的课堂里，听到了什么？
他们听到的，不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不是自由放任和个人主义的伟大成就。
他们听到的，是福利主义，国有化思想、费边主义、凯恩斯主义。
那些西方的“进步”教授们，告诉这些来自穷国的学生：
“孩子们，你们千万别学我们19世纪那套老古董了！那个叫‘自由放任’的玩意儿，是强盗资本家用来剥削人民的工具，早就过时了。它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未来的希望，在于‘全能政府’和‘全面计划’！国家应该干预经济，搞福利社会，通过高税收来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储蓄和资本积累是危险的，政府应该大胆地花钱，搞赤字财政，刺激需求！”
这些思想，在当时的西方，是一种时髦的“非主流”。但是，对于那些求知若渴的发展中国家学生来说，这简直就是来自文明中心的“最高指示”。
他们带着这些“屠龙之术”，满怀激情地回到自己的祖国，准备大干一场。
他们是怎么干的呢？
他们认为，“工业化”就是建立强大的工会，搞最低工资法，发失业救济金。结果，人为抬高了劳动力成本，导致大量失业。
他们认为，“商业”就是政府管制，搞各种审批和许可。结果，扼杀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他们认为，“公平”就是搞国有化，把私人财产变成国家财产。结果，吓跑了所有的投资者。
他们想要模仿西方，但他们模仿的，不是西方之所以富强的“因”，那个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资本积累过程，而是西方富强之后才玩得起的“果”，也就是高福利、强干预。
这就好比一个穷小子，看到富翁天天吃人参鲍鱼。他不想着学富翁当年是怎么白手起家、辛苦创业的，而是学着富翁天天吃人参鲍鱼。结果，只能是把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家底，迅速吃光。
西方世界，才是这些国家贫穷和落后的“罪魁祸首”！
是因为，西方用自己流行的错误思想，“毒化”了这些国家精英的大脑，让他们走上了一条通往贫穷的死路。
这段历史，你用它来审视今天的世界，会发现它依然惊人地相似。
你去看今天很多非洲、拉美国家，他们的经济政策，是不是还能看到当年那些“进步思想”的影子？他们是不是还在迷信政府主导的大项目，热衷于各种管制和补贴，却忽视了对私有产权最基本的保护？
而那些真正实现了经济奇迹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战后的德国、日本，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以及我们中国自己，在起飞阶段，走的是哪条路？
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尊重市场、保护产权、鼓励储蓄和投资、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从而开启了资本积累的正向循环。
最后，要强调三点，第一，繁荣的唯一秘诀，是资本的积累。
一个国家，要想让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人均资本的拥有量。也就是说，让每一个劳动者，能拥有更多、更好的工具、机器、设备去辅助他生产。
一个农民，用拖拉机耕地，肯定比用牛耕地产量高。一个工人，在自动化的生产线上工作，肯定比在手工作坊里效率高。
而资本的积累，只有两个来源：国内的储蓄，和国外的投资。
任何破坏储蓄（比如通货膨胀），或者吓跑投资（比如没收财产）的政策，都是在摧毁一个国家繁荣的根基。这是铁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思想比金钱更重要。
给一个国家再多的物质援助，如果它的“思想软件”是坏的，那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你给一个信奉“平均主义”和“反资本”的国家输血，最终只会养活一个低效、腐败的官僚体系，而不会催生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
所以，一个国家真正的希望，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外援，而在于它的国民，尤其是精英阶层，是否建立了一套正确的经济学观念。这套观念的核心，就是尊重私有产权、相信市场力量、鼓励企业家精神。
这听起来很“古典”，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但在真实世界里，它就是通往繁荣的唯一窄门。
第三：警惕那些听起来很美好的“毒药”。
“公平分配”、“福利国家”、“政府主导”……这些词，听起来都充满了温情和正义感。但是，不讨论蛋糕怎么做大，这一国的国民都在讨论“如何更公平地切蛋糕”时，这个国家的前景都将迎来巨大的风险。它只会把大家的精力，从“做大蛋糕”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到无休止的内耗和争夺上去。
财富不是印出来的，也不是分配出来的，而是通过艰苦的储蓄和明智的投资，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保护私有财产、鼓励自由交换的制度环境。
这个道理，听起来一点也不“性感”，甚至有点“政治不正确”。但它就像物理学定律一样，不因为我们不喜欢，就不起作用。
因为通往繁荣的路，只有一条；而通往贫穷的路，却有无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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