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一个美好的目标，我们支持。问题只在于：什么是共同富裕，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是什么？人与人是天然地不平等的，这是无法改变的自然事实。每个人的出生地、智商、相貌、学识、能力都不尽相同，反映在财富上，就必然不均等，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是必然存在的。我们所追求的平等，应当是权利上的平等，而不是结果上的平等。那么共同富裕的意思应当是，让每个人都变得比过去更富裕——实现自身目标的手段更多，而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富裕。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应当是，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平等，让每个人自愿选择、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通过服务他人的方式增加自己的财富，接受消费者的检验。也即，奉行市场经济。但是有许多人并不同意这个无可辩驳的定义，总认为可以通过分配的手段达成这个目标。例如厉以宁就说，要搞“三次分配”：
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
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 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怎么全是分配啊！谁来分配啊，怎么分配啊，凭什么分配啊？似乎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分配，为什么不想想最简单的问题：要是没有人生产财富了，拿什么分？要是谁生产得多就被拿走得多，“蛋糕”会不会越做越小，最终分得越来越少？所以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
在市场经济中，并没有一个独立于生产和交换过程的分配存在。人们通过自愿交换，将稀缺资源配置到了需求最紧迫的人手中，那些最能节约地利用资源、最会服务于消费者的人由此获得了掌控资源的授权，反映在财富上，就是他们的财富变多。而那些不能有效地节约资源组织生产、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会变穷。自愿交换的过程完成，财富的分配就完成了。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机制——如果你非要把它叫做“分配”的话。你早上去小区门口一个红火的小吃店吃早餐，10块钱一份。今天早上有300个人去他那儿吃，每个人的存款减少了10元，老板取得了3000元的收入，财富“转移”了，收入“分配”发生了。但是这有任何问题吗？没有的。老板之所以拿走了大家3000元的财富，是因为他为顾客创造了价值，顾客愿意为他金钱投票。双方的交换是双赢的：老板取得了他想要的金钱，顾客满足了饱腹和营养的需求。老板的财富来自于生产，而你之所以能拿出10块钱去他那儿消费，也是因为你先前的生产——你用自己的生产换回了10块钱。这是最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因为它不是以某个人的好恶来分配财富，财富的多寡，凭借的是服务消费者的能力水平。用低廉的成本生产出了供大多数人消费的商品，改善了贫困阶层处境的人，就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它既是公平的、高效的，又是正义的、合乎道德的。市场经济的利润激励机制实现了利己和利他的逻辑统一，你要想变得富有，那就去服务最广大的消费者。而最广大的消费者是谁？是贫困阶层，他们永远在市场中占据绝对多数。穷人想改善处境，但是钱少，那么打动他们最佳的办法就是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低的价格供给，让他们买得起，由此满足他们的需求，改善他们的处境。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不是面向富人生产奢侈品的企业，而是面向最广大的贫困阶层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市场经济，就是面向最广大的贫困阶层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制度。市场经济对贫困阶层最友好，市场培育美德。市场经济中的利润，就是对一个人服务他人的智慧、能力和品格的褒奖。“利润的最终来源，总归是关于未来的远见”。厉以宁说这是按照效率原则的分配，他似乎认为这种情况只顾了效率，故意隐藏了关键词公平与道德。事实上，效率与道德从来不矛盾，一个在经济上有效率的事情，在道德上同样是高尚的。道德必然是实践的，而不是悬在半空中的。市场经济既是好的、也是善的。把市场经济说成是只顾效率，不讲道德与公平，是对市场经济最常见、最浅薄的污名化。让我们看看《两次全球危机的比较研究》中，以吴敬琏教授为总顾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人们往往引用奥肯的观点，把效率和公平问题对立起来，似乎只要强调效率就一定要以损害公平为代价，殊不知奥肯的所谓“公平”是特指结果平等。
如果从机会平等的角度来看，则效率与公平不但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相互促进。一套运行良好的市场机制是保证机会平等的主要条件，如果市场价格信号充分反映了要素的稀缺程度，如果人们都能够拥有平等的市场进入机会，那么市场配置所实现的生产结果和分配结果就有可能兼顾效率与公平。
不得不说，决策层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反倒是经济学家和民间的舆论，在不断地呼吁“再分配”，这种呼吁，最终就会转化为相关政策措施。1、你能拥有和保留多少财富，必须听从于指令，而不是服务消费者的本领。2、谁越是聪慧而有远见，越是最会服务消费者，就越削弱谁；谁越是能力不足，甚至好逸恶劳，就越是照顾谁。3、自愿的交易发生的财富转移是非法的，必须听从统一安排。4、把生产领域将财富抽走，供养不事生产的寄生阶层，并且由他们再分给与他们关系紧密的受照顾阶层。首先我们要问：通过立法方式把一个人的财富拿走，装进另一个人的口袋，这公平吗？这道德吗？结果是，每个人都不是想着诚实生产，造福于他人，而是想着分蛋糕，向掌握分配的人靠拢，争取其青睐，社会就变成相互劫掠的丛林；向别人的财产主张权利，还振振有词心安理得，全社会道德溃败。打击生产，企业规模缩减或者破产，产出降低，劳动者失业或者工资缩水，所有人生活变差；没有人再愿意生产，全体躺平，整个社会堕入贫穷的深渊。既然是“自觉”，怎么能用强制性的分配手段？如果不“自觉”，会不会被扣一个不道德的帽子，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逼着你“自觉”？人们都有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从来不缺乏“自愿慈善”的动力，它会给馈赠方和受赠方都带来良好的道德体验，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慈善事业挽救人于困境、激励人自我奋斗的作用。一旦它变成了“法定慈善”，就会打击人的自愿慈善的动力——既然我的钱已经被拿走帮助别人了，我为什么还要再掏一道呢？这就更不用说法定慈善的反向激励作用、效率低下和浪费，以及对道德的戕害了。人的幸福要依靠辛勤生产、自我奋斗，而不是依靠分配。许多人总希望国家承担救助弱势群体的职能，我们要发出赫伯特·斯宾塞之问：凡是要求国家去做超出保护范围的事情的人，需要说说他想在哪里划线，而且要向我们指出为什么恰好在那里而不是在任何别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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