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的真面目

曾几何时，中国的公知是中国舆论场的排头兵。他们以“西方自由民主代言人”自居，动辄拿美国的“民主模式”对标中国，痛斥市场化改革的“弊端”，高呼“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养老”的口号，唯有照搬西方的“福利模式”，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与自由。

他们在各类平台上引经据典，西方的“民主选举”“全民福利”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污名化为“资本无序扩张”，把个人奋斗贬低为“精致利己”，一度迷惑了不少对西方社会缺乏深入了解、对自由市场逻辑认知模糊的人。

说实话，我曾经也和很多人一样，深陷这种叙事陷阱，深信美国是自由的灯塔，坚定地认为民主是自由的必由之路，甚至一度将公知们的言论奉为圭臬，觉得他们才是真正懂自由、追公平的人，是敢于发声、为民请命的“清醒者”。

那时太年轻，傻傻分不清，坚定地认为，只有民主才能保障自由，没有民主，自由就无从谈起，而只有通过选举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甚至天真地觉得，选举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自由、是否文明的唯一标准。

那时，天天想着行使自己所谓的“宪法权利”，满心满眼都是参政议政的念头，总觉得只有主动参与到所谓的“民主进程”中，只有投票选举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利，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

那时，羡慕别人的工会。我们的工会只会搞活动，人家的工会是把大家团结起来，与资本家平等谈判，制约资本家的剥削，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曾天真地觉得，人家的工会是劳动者的“保护伞”，罢工是劳动者对抗资本家的“唯一武器”，那些不参加工会、不愿罢工的劳动者，都是“懦弱的”“被资本家洗脑的”。

那时，觉得政府必须分成两派，通过选举轮流上台，另一派因为了解政府运作的内幕，才能更好地监督政府，防止权力滥用，而扩大选民基础，就是为了让更多人拥有真正的权利，让更多人的声音被听到，让政府的决策更符合民众的利益。

当然，通过他们的传播，确实让我接触了很多西方的思想，也慢慢的接触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随着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深入钻研，随着对西方社会现实、工会运作模式、两党选举本质的全面了解，我彻底看清了这些认知的谬误，打破了幻想。

要戳破公知的伪装，首先要厘清一个核心概念：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的根本分野，不在于“是否追求公平”，而在于“资源如何配置”，这也是奥地利学派与计划经济支持者最核心的分歧所在。

计划经济的核心，是“指令型生产”与“指令型分配”——由政府而非市场，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本质上是用政府的政策，替代市场的价格信号与资源配置逻辑，由权力中心说了算。

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早在1920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计划经济的致命缺陷，并非“人性自私”或“激励不足”——即便假设政府官员都是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计划经济依然无法运行，其根本问题在于“经济计算的不可行”。

米塞斯认为，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是反映社会需求、调节资源配置的“无形之手”，脱离了价格和货币信号，任何政府都无法精准判断社会的真实需求，无法核算生产成本与收益，最终必然导致资源错配、供需失衡，进而引发普遍的短缺与低效。

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和苏联早已反复上演，成为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苦难教训。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县城，粮食短缺是普遍现象，老百姓要凭粮票、布票、油票等各类票证购买基本生活物资，很多家庭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但当地的酒厂却在政府指令下持续生产白酒。

这种生产完全不考虑市场需求，生产出来的白酒往往质量参差不齐，却又必须按政府规定的价格销售，最终要么堆积在仓库里浪费，要么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分配。

1989年苏联1200种生活消费品中有1150种供应不足，36个大城市再度实行凭卡限量供应，老百姓为了买面包、买肥皂，常常要排队数小时甚至一整天。而苏联的军工企业却在生产大量用不上的武器装备，轻工业工厂堆积如山的皮大衣无人问津。这种“过剩与短缺并存”的荒诞，正是计划经济无法进行有效经济计算的必然结果。

那些鼓吹西方“自由民主”的公知，所倡导的“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养老”，恰恰是在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只是换了一层“西方福利”的华丽外衣。

他们刻意回避“免费”背后的本质，反复宣扬“福利面前人人平等”，却从未告诉大众，所谓的“免费”，从来不是真正的无偿，而是通过政府强制征税，将社会财富集中起来，再由政府进行指令性分配——这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统收统支”的逻辑完全一致。

区别仅仅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而他们口中的“免费福利”，分配主体是民主选举的，但核心逻辑都是“政府主导资源分配”，而非市场主导。

公知们之所以刻意美化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的安稳，恐惧自由市场中“人人自我负责”的竞争与不确定性，他们所追求的，从来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被政府“兜底”的、无需承担风险的“伪自由”。

公知们津津乐道的英国NHS全民免费医疗为例。由于取消了价格机制，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再由市场需求决定，而是由政府指令规划。这种模式直接导致英国医疗系统陷入严重的排队困境。

最新数据显示，英国有733万人在排队等候诊疗，其中近36万人等候时间超过1年，是2019年同期的261倍；急诊排队超过12小时的患者达165万，仅去年就有2.3万名患者因等候时间过长耽误治疗去世。这与当年苏联老百姓排队买面包、中国老百姓排队买粮票的逻辑毫无二致。

即便是公知们吹捧的“自由灯塔”美国，其医疗领域的管制也早已偏离自由市场轨道，陷入了半计划经济的困境，逐渐沦为“政府干预+利益集团勾结”的畸形模式。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图林制药公司，其“达拉匹林”价格从每粒13.5美元暴涨至750美元，药企通过巨额游说费用勾结政客，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共同体，阻碍了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特朗普曾两次签署行政令试图降低药价，要求药企在广告中披露药品原价，却均被药企通过诉讼和游说阻止，最终不了了之。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下的住房分配制度，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住宅，但1978年中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比建国初期还下降0.9平方米，缺房户、无房户占城市总户数的47.5%。

很多家庭一家几口挤在十几平米的狭小平房里，甚至还有人长期居住在单位的仓库、走廊里。普通老百姓想要获得一套住房，往往需要排队、送礼、托关系，很多房屋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居住环境恶劣。

美国其住房领域的管制也同样导致了诸多乱象，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基本逻辑。次贷危机就是美国管制房地产市场引发的。美国纽约市长期推行租金管制和可负担住房计划，试图通过政府干预降低住房成本，最终导致房东失去了维护房屋的动力，29%的管制住房出现品质劣化问题，墙体脱落、水管漏水、电路老化等问题普遍存在，而非管制住房的这一比例仅为8%。

公知们鼓吹“免费住房”，本质上是想回到“政府包办、指令分配”的计划经济模式。

至于免费养老，政府主导的养老模式，往往是“统一标准、统一分配”——拿你的钱帮别人家养老人。那些精力充沛、全世界旅游、天天广场舞的大妈，就是在工地搬砖的你我在供养着。而你的父母还要自己种菜、买菜挣那点零花钱。

公知们之所以执着于鼓吹这种“伪福利”“伪公平”，本质上是恐惧自由市场中“人人自我负责”的核心机制。

随着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深入学习，随着对西方社会现实、工会运作模式、两党选举本质的全面了解彻底打破了曾经的幻想。

工会的罢工权，本质上是一种特权，它强制捆绑劳动者，对不参加工会、不愿罢工的劳动者构成了权利剥夺——那些只想安心工作、通过劳动获得报酬、不愿参与罢工的人，会被工会的罢工行为裹挟，失去工作机会、承受经济损失。

工会通过罢工向资本家施压，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福利，而资本家则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受损的还是普通民众；同时，工会的领导层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与政客勾结，成为新的利益集团。

所谓的“两党选举”“扩大选民基础”，也从来不是为了保障民众权利，本质上只是政客收买选民的手段，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政客为了赢得选票，不惜许诺各种不切实际的福利，比如免费医疗、免费住房、提高养老金等，而这些福利的资金，最终都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本质上是“用一部分人的钱，收买另一部分人的选票”。

所谓的“反对党监督”，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反对党监督执政党，不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而是为了抓住执政党的把柄，为下一次选举铺路，一旦反对党上台，往往会推翻执政党的政策，推行自己的利益主张，导致政策反复无常，最终损害的还是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利益。

被奉若圭臬的“民主保障自由”“选举即民主”的论调，更是彻底崩塌。奥地利学派认为，民主从来不是自由的前提，真正的自由源于自由市场的自主选择，源于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非政客的选票许诺；自由的核心，是个人拥有财产权、选择权和交易权，是不受政府和他人的强制干预，而不是通过选举获得“参政议政”的权利。

回望中国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的成功，本质上就是打破计划经济的桎梏、拥抱自由市场的过程，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实现腾飞、亿万人民能够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指令性生产与分配模式，引入了市场价格机制，允许个体经营、鼓励企业竞争，让资源在市场的调节下实现高效配置——农民可以自主决定种植什么、种植多少，企业可以自主决定生产什么、卖给谁，个人可以自主选择职业、自主创业。

正是自由市场的活力，让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让亿万人民摆脱了贫困，获得了比计划经济时代多得多的自由与选择。

如今，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医疗费用偏高、住房价格波动、养老金缺口等，这些问题也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从来不是“市场化过度”，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是政府干预过多。

正是政府对药品价格、医疗服务价格的过度管制，对公立医院的过度保护，导致市场竞争不足，医疗服务质量难以提高，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正是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导致住房资源配置失衡，价格波动剧烈。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不是退回计划经济，不是推行“免费”模式，而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完善价格机制，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任何脱离市场、依靠政府指令的分配模式，最终都会走向短缺与低效；任何试图退回计划经济的尝试，都是对历史教训的无视，更是对民众利益的损害。

那些鼓吹西方民主的公知，本质上是一群思想僵化的“遗老遗少”，他们既不理解自由市场的真谛，不懂得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的重要性，也忘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苦难，忘记了亿万人民为了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所付出的努力。

他们只是在利用“公平”“自由”的口号，贩卖自己的复古幻想，试图让中国退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这不仅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违背了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正的自由，不是政府包办一切的“伪安稳”，不是无需承担风险的“免费福利”，而是市场赋予每个人的自主选择与奋斗权利，是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进行交易、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回报。

真正的公平，不是平均主义的“免费”，不是“劫富济贫”的再分配，而是在自由竞争中实现的机会均等，是每个人都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得属于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指令和特权。

中国的未来，不在安稳的免费中，而在于自我负责，在于市场化改革、释放市场活力的道路上。

如果被公知们的“伪自由”“伪公平”迷惑，试图退回计划经济的老路，那么短缺与低效，就会在眼前重现，亿万人民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作为曾经被西方“民主自由”叙事迷惑的人，深知打破认知误区的艰难，也希望更多人能够看清公知的伪装，看清计划的弊端，认清自由市场的真谛，共同守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