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与郎咸平，二十年前的一场争论

你家里有两台冰箱。

一台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另一台是单位发的，名义上属于“公共财产”。

夏天到了，你想吃根冰棍。你会先吃哪台冰箱里的？

大概率，你会先吃那台“公共”冰箱里的。因为，吃自己的，是纯粹的消耗。而吃公共的，有一种“不吃白不吃”的微妙快感。反正，吃完了，单位还会再发。

现在，我们把这个场景放大一万倍。那台“公共冰箱”，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而那个总想着“不吃白不吃”的念头，就是国企几十年来，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的总根源。

国有企业，这个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占据着半壁江山的庞然大物，它到底是什么？它应该向何处去？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贯穿了整个改革开放史。而这场争论，在21世纪初，因为两个人的激烈交锋，而达到了一个思想的沸点。

这两个人，是郎咸平，和张维迎。

他们的辩论，被媒体称为“郎张之争”。这场争论，不仅是一场关于企业效率的学术探讨，更是一场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财富观念和改革路径的、全民参与的思想大论战。

要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你就必须理解这场争论。

一）张维迎的“冰棍论”

让我们先把时钟，拨回到1990年代中后期。

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正面临着一场全面的、深重的危机。

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这些曾经的“共和国长子”，大多已经变成了步履蹒跚的“巨婴”。它们机制僵化，人员臃肿，负债累累，产品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

据统计，到1997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有近一半处于亏损状态。它们像一个巨大的“失血口”，需要国家财政不断地去输血，才能勉强维持生存。

更严重的是，它们占用了社会上最优良的资源——银行的贷款、城市的土地、行业的准入许可——却创造出最低下的效率。

不改革，死路一条。这在当时，已经是决策层的共识。

于是，一场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雷厉风行的大规模国企改革，在时任总理朱镕基的主导下，拉开了序幕。

“抓大”，就是保住那些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少数大型央企，比如石油、电信、电力等。

“放小”，就是把那些数量庞大、亏损严重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从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剥离”出去。

剥离的方式，五花八门。有关闭破产的，有租赁承包的，但最主要、也最引人争议的，是出售和改制。

也就是，把这些中小型国企，卖给私人，或者通过管理层收购（MBO）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私营企业。

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它带来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下岗潮”，数千万的工人，失去了他们的“铁饭碗”。

同时，这个过程，也充满了混乱和不公。

很多国企，在出售和改制的过程中，其资产被严重低估。一些国企的厂长和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和地方官员勾结，用极低的价格，就把一个原本价值几千万、上亿的工厂，变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

这个过程，被很多人痛斥为“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明目张胆的抢劫”。

就在这个背景下，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也饱受争议的理论，叫作“冰棍论”。

张维迎说，很多人，看到国有资产在改制中，被低价卖掉了，觉得很痛心，觉得是国有资产流失。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这些亏损的国有企业，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资产”，它是一个“负债”。

它就像一根正在融化的冰棍。你今天把它放在手里，它值一块钱。但它每时每刻都在融化，都在滴水。你如果舍不得卖，明天，它可能就只值五毛钱了。再过几天，它就化成了一滩水，一文不值了。而且，为了防止它融化，你还得给它配一个耗电的冰箱（国家财政补贴）。

所以，对于这些正在融化的“冰棍”，最理性的做法，不是把它抱在怀里，眼睁睁地看着它化掉。而是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卖出去。

哪怕只卖了一毛钱，也比它最终化成水，要好。因为，你不仅收回了一毛钱，还甩掉了一个需要不断补贴的“包袱”。

而买下这根“冰棍”的那个私营企业主，他会怎么做？

他会立刻想办法，让这根冰棍，停止融化。他会去改革管理，会去开拓市场，会去裁减冗员。他可能会让这根只值一毛钱的冰棍，重新变成一个能持续创造利润的、价值十块钱的雪糕工厂。

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是国家“损失”了一家国企。但实际上，整个社会，获得了一个能够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有活力的企业。这是一个典型的“帕累托改进”。

张维迎的“冰棍论”，用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为当时那场充满争议的国企改制，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学辩护。

他想说的是：不要再纠结于那些账面上的“存量”了。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东西是不是资产，不取决于它的历史成本，而取决于它未来创造现金流的能力。 一个不能创造正现金流的东西，就不是资产，而是垃圾。

这个理论，在当时，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它为那些顶着巨大压力，推行国企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了理论的武器。

但是，这套纯粹的、甚至有点“冷酷”的市场逻辑，很快就将迎来一位强有力的、来自民众情感和道德直觉的挑战者。

他就是郎咸平。

二、郎咸平的“保姆论”

2004年，一位常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口才极佳的财务学教授——郎咸平，突然在内地声名鹊起。

他把矛头，对准了当时几家正在进行MBO改制的、声名显赫的上市公司，比如格林柯尔、TCL、海尔。

郎咸平用他那套标志性的、极具煽动性的演讲风格，和详尽的财务数据分析，向公众讲述了一个个“国企掌门人如何化公为私、鲸吞国有资产”的“精彩”故事。

他指责这些著名的企业家，比如顾雏军、李东生、张瑞敏，利用复杂的资本运作手段，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掏空了上市公司，把原本属于全体股东（尤其是国家）的财富，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郎咸平的这些指控，细节是否完全准确，我们暂且不论。但它所传递的核心信息，却像一把利剑，刺中了当时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那就是，对“改革原罪”的愤怒，和对“为富不仁”的憎恨。

在回应张维迎的“冰棍论”时，郎咸平提出了一个同样形象，也同样深入人心的“保姆论”。

他说，好，我承认，国企是一根正在融化的冰棍。但是，你作为国企的厂长、高管，你是谁？你是国家请来，看管这根冰棍的“保姆”。

你的职责，是想办法，让这根冰棍，不要融化得那么快。你应该去改善经营，你应该去想办法。

但是，你这个“保姆”，干了什么？

你不仅没有好好看管，你还监守自盗！你眼看着冰棍要化了，你不去想办法，你反而跟外人说，这根冰棍不行了，快成水了，你们谁要？一毛钱拿走！

然后，你偷偷地，让你自己的亲戚、或者你控制的公司，用一毛钱，把它买下来了。

郎咸平质问道：“我们请你来是当保姆的，不是让你把主人的财产，都变成你自己的财产的！”

这个“保姆论”，一经提出，立刻获得了潮水般的喝彩。

因为它完全诉诸于人们的道德直觉和朴素情感。它把一个复杂的经济制度变迁问题，简化成了一个清晰的、非黑即白的“好人与坏人”的道德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国企厂长是“坏保姆”，人民大众是“被窃的主人”。故事简单，角色分明，充满了戏剧张力。

郎咸平，由此被很多人，奉为“郎监管”、“郎旋风”，是敢于为中小股民和普通百姓说话的“良心学者”。

而张维迎等市场派经济学家，则被贴上了为“资本家”、“窃国大盗”辩护的标签，受到了舆论的猛烈攻击。

这场“郎张之争”，表面上，是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

张维迎，更看重的是“效率”。他认为，无论过程如何，只要最终的结果，是把一个亏损的国企，变成了一个盈利的私企，那对整个社会，就是有益的。

郎咸平，更看重的是“过程的公平”。他认为，即便国企效率低下，也不能容忍它在改制的过程中，被内部人所侵吞。这种“起点的不公平”，会毒化整个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去看，我们会发现，这场争论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观念冲突。

三、两种“坏”，哪一种更坏？

张维迎和郎咸平，都看到了问题的部分真相。但他们，都没有给出最根本的解决方案。

张维迎的问题在于，他过于强调“结果主义”，而忽视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关于效率的。它更是一套基于“规则”的秩序。如果财富的转移，不是通过自愿的、公平的交易，而是通过欺骗、强制和内部人交易，那么，它就会严重地损害人们对市场规则本身的信任。

当人们普遍认为，致富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创新和诚实劳动，而是通过“钻制度的空子”和“官商勾结”时，这个市场的长期健康，就无从谈起。

而郎咸平的问题，则更为致命。他开出的药方，比疾病本身，还要毒。

郎咸平看到国企改制中的种种弊病，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是“停止MBO”，是“停止私有化”，是“加强国家监管”，是“把保姆的权力关进笼子”。

他似乎认为，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个“又红又专”的、道德高尚的“好保姆”，再配上一套完美的监督体系，国企这个“公共冰箱”，就能够被管理好。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

它又回到了那个“计划者思维”的死胡同里。它不相信制度，而寄望于“人”。

国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保姆”的好坏。而在于“保姆”这个职位的存在本身。

只要一个企业的产权，是“公有”的，是属于一个缺位的“所有人”的，那么，任何一个被任命的“代理人”（无论是厂长还是党委书记），他都没有真正的激励，去为这个企业的长期价值负责。

他的激励，永远是短期的。他会在自己的任期内，尽可能地去追求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目标，比如，做大账面利润，向上级邀功；或者，为自己和亲信，谋取更多的灰色收入。

而企业的长期亏损、技术的落后、竞争力的丧失，这些成本，最终都将由一个最无辜的群体来承担——全体纳税人。

所以，国企的问题，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管理权”的问题。

你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完美的制度，去让一个“不是老板”的人，像“老板”一样去思考和行动。

因此，郎咸平和张维迎，实际上，是在讨论两种“坏”：

一种，是“改革中的混乱之坏”。 是在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寻租和不公。

另一种，是“公有制本身的制度之坏”。 是一种持续的、低效的、不断侵蚀社会财富的、结构性的坏。

哪一种“坏”，更坏？

毫无疑问，是后者。

第一种“坏”，是一次性的“阵痛”。它虽然不公平，但它至少打破了旧的、僵化的体制，释放了生产力，创造了新的财富和就业。

而第二种“坏”，是一种慢性的、会耗尽整个国家元气的“癌症”。

郎咸平，因为看到了“阵痛”的丑陋，就主张，我们宁愿得“癌症”，也不要动“手术”。

这个观念，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的共鸣。因为它迎合了人们对“公平”的渴望，和对“富人原罪”的仇视。

“郎张之争”的最终结果，在舆论场上，是郎咸平的大获全胜。

这场胜利，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续的改革进程。

从那以后，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基本陷入了停滞。

取而代之的，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口号。国家，重新开始向国有企业，注入大量的资源。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上：试图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保姆”，来管理那个公共的、不断融化的“大冰棍”。

而张维迎，则因为他那套不讨人喜欢的“市场逻辑”，逐渐被边缘化。

这场争论，没有真正的赢家。

中国，失去了一次彻底解决国企问题、建立真正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历史机遇。

而郎咸平所点燃的那把民粹主义的火焰，则继续燃烧。它将和后来崛起的国家主义思潮合流，共同构成一股强大的、足以让市场经济的航船，偏离轨道的巨大力量。

后来，司马南接过了这杆大旗。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