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社民派——对本国古代思想家的种种贬损和文化上的逆向歧视，罗斯巴德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评价要高得多。例如他将道家视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们信奉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完全不干预”。老子的“无为”思想散发着灿烂的自由主义思想光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段话大家耳熟能详，意思都懂。寥寥数语就揭示了我们经常说的“干预主义必然适得其反，是目的与手段背离，因此必须减少干预，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罗斯巴德认为，老子是第一个认识到干预主义的系统性后果的思想家。他对老子的批评是，深陷悲观主义的泥潭之中，对由民众去纠正压迫性的君王不抱希望，因此从立场上后退，变成了一种让人们遏制自身愿望的思想。而庄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第一个提出“天然秩序”的思想家，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
意思是说：野鸭的腿虽然短，但如果你去续长它，野鸭就会感到痛苦；苍鹭的腿虽然长，但如果你去截断它，苍鹭就会感到悲哀。所以，原本长的腿不需要去截断，原本短的腿也不需要去续长，这样就不会给它们带来痛苦和悲哀。
庄子用这个比喻来批评封建统治者强行制定规矩去管理人民，就像是把鸭子的短肢拉长、把苍鹭的长腿截短一样，都是违背了自然的秩序和本性，会导致人民的痛苦和不满。
庄子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把封建君主视为坐寇集团首领。
他用“窃钩”和“窃国”作对比，说道：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那些偷了一个带钩的人要受到惩罚甚至被处死，而盗窃一个国家的人却做了诸侯。在诸侯（即当时的统治者或贵族）的宫廷或统治范围内，他们自诩的虚伪的“仁义”之道得以存在和宣扬。而他们所宣扬的所谓“仁义”，不过是维护自身利益和统治地位的工具，而非真正的道德准则。
庄子这个目光如炬、极其透彻的洞见，与西塞罗的看法如出一辙。
西塞罗讲述了一个海盗与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
海盗被带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宫廷中，亚历山大大帝谴责海盗，说他把海上搞得不安宁，到底是何动机？海盗说：它与促使你把整个世界搞得不安宁的动机是一样的。我是用一只小船来做这件事，所以我被称为海盗；而你是利用一支巨大的舰队来完成此项任务，所以被称为大帝。
罗斯巴德认为，道家的思想辉煌了几个世纪，在几乎是绝对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思想家鲍敬言那里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鲍敬言是东晋时期的思想家，他写了一篇檄文式的极其犀利、思想深邃的论著《无君论》。由于这种学说比起嵇康、陶渊明他们，太过惊世骇俗和“离经叛道”，所以他的生平事迹不可考，而且这篇论著也没有全文流传于世。
幸运的是，同一时期“缺爹综合征”的“忠臣孝子”葛洪，写了一篇文章，叫《诘鲍》，是一篇反驳鲍敬言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保存了鲍敬言的《无君论》的片断，所以鲍敬言和他的作品，作为一个“反面典型”流传了下来。葛洪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的批判，让鲍敬言的主张流传千古，而他自己的思想，注定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行字。因为像他这样的吮痈舔痔之徒，简直是俯拾即是。
鲍敬言首先批判了“君权神授”说。他说：
“儒者曰：天生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
意思是：儒者宣称，皇天生下了老百姓，并为他们设立了君主。难道皇天真的这样谆谆告诫人们吗？这大概是那些想做君主的人编出来的吧！他说，天地万物，各有各的本性，各有各的位置，根本没有什么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别，君主制、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就没有根据和理由。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
这是在说，君主和等级制度的产生，是强者暴力掠夺弱者、智者欺骗愚者的结果。在暴力和欺骗之下，产生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分野。一旦这种制度建立，那么一方面，谁来供养君主和他的同僚，填塞他们永远无法满足的欲壑呢？只能是民众。鲍敬言由此把古代君主及其大小官吏比作吃鱼和鸟的獭和鹰：“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宿已有徒食之众，百姓养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给已剧；况加赋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冻且饥”……
另一方面，当这种君主封建等级制国家建立后，日常生活中的微小混乱将被极大增强并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程度。在有君的社会里，君主不仅“聚敛以夺民财"，奴役本国臣民，而且“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橹丹野。”
这意思是说，普通人之间的争执仅仅是微小的琐事，因为两个普通同伴之间的较力能够产生多大范围的后果呢？然而一旦国王贪欲不止，他能够调集军队，驱使与自己无怨无仇的百姓，去攻打没有罪过的国家，死者堆积如山，血流成河，以至于能漂起盾牌，染红大地。这不就是我们整天向大家论述的“全面毁灭性”战争吗？俄乌冲突中，不论是挺俄的还是挺乌的，从来没有站在俄乌双方的人民和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俄乌双方的老百姓，有多大仇多大怨？然而却在整体主义的蛊惑和裹挟下，被强制奴役，向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的人举起屠刀，他们站成两排互相射击，杀人或者被杀。俄国强制本国民众去杀人，泽连斯基不准本国人民出国，甚至要把海外的乌克兰人抓回来去打仗，他又有多正义呢？
双方的政客都对本国人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强制行为，美国政府则不断拱火，加剧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鲍敬言最光辉的思想还不止于此，他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个贤明的君主，也并不把苦难归结于个别暴君。在他看来，只要君主制存在一天，上述罪恶就是难免的。像桀纣那样，之所以能“辜谏者，肺诸候，兹方伯，别人心，破人胫，穷骄淫之恐。用抱烙之虐”，不过是“由于为君"。"若令斯人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
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个别人的品格问题，而是这个体系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只要君主制存在，任何君主都会凭借着它的威势，贪婪无度，宰割天下。即便是最贤明的君主，最好的也不过是少抢一点、少杀一点，这同无君主时没有剥削、没有战争，怎么能同日而语呢？
所以，奉劝他们少剥削一点，收刀入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彻底地废弃封建的君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认知水平，真不知道甩那些社民派，以及所谓的自由派、有限政府派多少条大街。许多人反对这个那个，说到底不过是，反对自己没有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