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2024年在达沃斯向世界经济论坛(WEF)发表的演讲在很多方面都是卓尔不凡的。
它是一次历史性的演讲。
它是迄今为止2024年WEF最受瞩目的演讲,埃隆·马斯克在X上数次作了数次推荐。
自由的敌人将WEF在达沃斯的会议描述为资本主义精英的集会。
这是聪明之举。
因为当WEF要求干预人民的生活时,自由的敌人就可以说,即使是资本主义的WEF也推荐这些措施。
WEF是一个与建制派和国家密切联系的组织。WEF总体上是捍卫2030议程和社会工程的。WEF代表着赞成国家获得权力和金钱的商业精英。
因此,米莱不是在友善的听众面前演讲。
由《大重置(Great Reset)》的作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傲慢地介绍,然后当着开会的政治和商业精英们的面,告诉他们,他们正在背叛让西方伟大的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原则,这需要一点胆量。
他的演讲,是对WEF的几乎毫不掩饰的攻击,这让WEF的精英震惊不已。
正如WEF不是资本主义的先驱一样,亚当·斯密也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典范。
诸如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或穆瑞·罗斯巴德这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用相当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亚当·斯密,认为他相较于像A.R.J.杜尔阁(Turgot)或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这样的前辈,向后倒退了要命的一大步。
毕竟,从奥派的角度看,他对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家的影响是致命的。
根据奥派的观点,商品的价值是主观的。
是行动的主体发现了新的目的和对它们作出主观的评价。
行动者也寻找他主观上发现适合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
另一方面,亚当·斯密提出了一种客观价值论。
对斯密来说,商品的价值不是主观地由行动者的心智决定的,而是内在地包含在商品本身之内。
对亚当·斯密来说,决定这种内在价值的是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成本。
如果要花一个小时制作一条面包,两个小时制作一块蛋糕,那么蛋糕的价值是面包的两倍。
从奥派的角度看,商品价值取决于主观估值。
如果有人麸质过敏,对他来说,面包便一文不值。
如果你不喜欢蛋糕,你几乎不原因用面包交换蛋糕,无论烘焙蛋糕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
从亚当·斯密的客观价值论到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只有一小步。
如果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中所包含的劳动,而工人因为雇主收揽了利润而没有获得商品出售的全部收益,那么这位工人显然是被剥削了。
我们已经在第5章详细批判了这种理论。
由于其客观价值论,亚当·斯密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现成的理由,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带来了超过1亿人死亡的巨大灾难。
但是,关于斯密还可以多说几句。
虽然斯密总体上谴责重商主义、捍卫自由贸易、资本积累的益处、劳动分工和古典自由主义,但是,他的作品充满了例外和矛盾。
例如,斯密支持《航海法(Navigation Act)》,该法案寻求减少英国人对进口商品的依赖。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限制。
斯密还赞成政府对利率的控制、政府基本设施计划和国立教育。
在这种背景下,亚当·斯密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
而且,他甚至走得更远,在斯密的市场观中,他关心的是如何解释价格在长期中如何决定的。
他关心长期均衡价格。
这种静态的长期均衡价格观影响了当今的新古典主义理路,后者是以均衡模型为基础的。
在这些与现实不一致的均衡模型的基础之上,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客认为,国家干预是可取的。
任何声称亚当·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人都发现,证明国家干预的合理性是很容易的。
他可以说:甚至亚当·斯密也拥护这些国家干预。
过去200年,人类的繁荣出现了惊人的发展。
这种繁荣是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基于私有财产的自由企业带来的,资本主义令人印象深刻。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9倍。
今天,地球上生活着80多亿人。
同时,人均收入增加了15倍。
工业革命前,人类不仅数量少了许多,也更贫穷得多。
是资本主义带来了这种繁荣与人口的增长。
贫困率从1800年的95%降到了2020年的5%(米莱2024,第5页)。
仅仅过去20年,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每年使7000万人脱贫。
因此,仅仅过去20年,就有14亿人脱贫。
这首先是因为[此处删去十个字]中国,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世界贸易敞开了大门。
印度也开始开放它那过去被干预主义摧毁的经济。
资本主义的益处的经验证据非常明显,米莱高兴地加以引用,即使“证据”一词,从奥派的角度看是有问题的。
因为经验主义或历史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历史只能说明理论已经知晓的事情。没有理论,就不会历史,只会有不连贯的数据。
如果你想理解历史,你首先需要一种人的行动理论。
这种人的行动理论,就像眼镜一样,我们通过它看待和解释世界。
任何戴着马克思主义眼镜的人会在任何地方都看到冲突和阶级斗争。
如果你戴上凯恩斯主义的眼镜,你会在任何地方都看到可以归结为总需求缺乏的经济危机。
任何带着新古典眼睛的,会在任何地方发现市场失败。
拥有一幅正确的眼镜,一种正确的理论,是很重要的。没有理论,我们无法在人的行动领域观察到任何有意义的事物。
如果我们不了解人的行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手段是什么,交换是什么,货币是什么,我们甚至没有能力理解“在咖啡店买一杯卡布奇诺”这类现象。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外星人观察这种购买行为的情景。
天外来客对人的行动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一无所知。
他既不了解人的行动是什么,也不了解目的、手段、交换或货币是什么。天外来客可以在科学工具的帮助下测量运动和温度,并进行化学分析。
他可能发现两个主要由碳和水构成的活物(咖啡消费者和服务员)。
他也可以测量这些活物发出的声音频率。
他会观察到一个活物如何将一些液体(咖啡)放在一个容器(杯子)里,而另一个活物放下一张塑料卡片(信用卡)。
因为这个外星人不具备关于什么是人的行动,什么是交换,什么是货币的理论,他不可能理解在发生什么事情。
从追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奥派主要人物的角度看,理论是从人的行动公理中演绎出来的。
人会行动。
行动是有意图的行为。
行动总是意味着有目的。
一切行动都涉及一种行动者主观上认为适合实现其目的的手段。
主观评值或目的的主观重要性被称为价值;手段的主观评值是其效用。
行动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和稀缺性,因为要不然就无需行动。
行动也意味着成本。
成本是目的的主观价值,如果行动者决定为了某个目的使用特定手段,那么就必须放弃成本。
某个行动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如果它成功了,就会存在企业家利润:所实现的目的之主观价值大于成本,亦即所放弃的目的之主观价值。
亏损的情况正好相反。
这种基本的人的行动理论,先于任何经验观察而有效且普遍为真,人们可以用它推导出经济规律。
例如,交换规律——它是关于人际交换的规律。
这需要作一些假设。
为了让交换规律可以应用,必须有不止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此外,必须存在主观上的不同事物,且人们对它的估值不同。
现在,交换规律说,自愿交换事先有利于交易各方的利益。
交易各方期待改善自己的境况,否则他们不会交易。
这种交换规律是逻辑性地、演绎性地从这些假设、关于人的行动的先验知识及其意涵中推导出来的。
这种规律不可能不是这样的。
当然,交换规律是一个简单的规律。
然而,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管制阻碍了自愿交易的发生。
如果工资低于特定数量,最低工资禁止自愿地用工作换钱。
在那种情况下,本来可以事前让双方受益的自愿交换被阻止了。
交换规律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身边的现实。
借由更好的现实知识,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通过以行动公理及其意涵为基础的逻辑演绎推理作出进一步的假设,从而推导出越来越复杂的经济规律。
通过这种方式,政治经济学规律一步步地被演绎出来。
通过价值理论、交换理论、价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理论、商业周期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所有这些经济规律都是普遍适用的。
无论时间地点,自愿交易总是在事前有利于双方。
当然,只有在前提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才是可适用的。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人际交换规律就不适用。
很明显,鲁滨逊在他的孤岛上无法交易这一事实,是无法驳斥该理论的。
交换规律在鲁滨逊的环境中根本不适用,因为前提假设不存在。
在现实中,存在着多元的、变动的和重合的影响因子,其中最重要的是,价值或效用根本无法测量。
因此,经验主义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经济学规律。
当然,在推导这些规律时,经济学家可能犯下逻辑错误。
因此,重要的是一次次考察经济规律。
因为人是会犯错的。
奥地利学派将人的行动逻辑称为行动学(praxeology)。
在经验观察之前,行动学演绎性地从人的行动原理中推导出经济规律,它是先验有效的。
人的行动的这些规律是先验的,客观真实的。
当然,存在普遍经济规律,对当权者来说就是一根肉中刺。
因为这些规律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那些当权者宁愿去试试某些事情,看看它究竟能不能起作用。
他们想,也许最低工资终究还是能促进繁荣的。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使人们能够自由地创造目的和手段,并在市场中通过劳动分工和交换来满足他人的需要,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
储蓄和资本积累,以及创新导致繁荣增长。
正如米莱所强调的那样,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可思议的繁荣增长,从经验上表明了(illustrate)这种先验理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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