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关于经济与道德的论述，有没有道理？

最后给出了一个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结论：

我常常说，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们的法治一般说来是向上发展的，同样情况下，经济要下滑的时候，很多破坏法治的现象出现了，所以在很多领域都能看到犯罪现象，中国在经济问题上更能体现出法治的问题。但有些国家经济虽然困难和下滑，或者失业现象严重，犯罪现象不像我们这样表现得这么严重。

这是我的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我们的道德也在下滑，而我们的道德下滑跟我们的法治有密切的关系。

江平教授前面的论述是有瑕疵的。他所说的市场自由与市场秩序，其实都是产权问题。自由，就是财产。保护每个人的财产，就是在保护每个人在自由；对盗抢欺诈等所有侵犯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正是自由的题中之意。

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国家的唯一职能就是保护产权。那么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中出现的问题，前者是由于国家超越了它的职能权限，任何超越保护产权这个职能权限的做法，都必然走向它的职能的反面，即侵犯一部分人（民企和消费者）产权，这就成了自我否定。而后者，是放弃了自己保护产权的职能，那么既然你放弃承担这个职能，又不允许市场化的安保机构履行这样的职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那同样是自我否定。

所以，不论是市场自由的法治也好，市场秩序的法治也罢，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捍卫自由，保护私产。

那么做这样的区分其实没多大必要。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江平教授关于产业政策的观点，有很好的正面意义。但是我们经济学人，就爱较真，并喜欢将逻辑贯彻到底。那么我们要在他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即便是给国企和民企同样的产业扶持政策，照样不符合法律。用江平教授的话讲：“哪部法律规定产业政策了？”用大家的钱，“平等”地补贴某个产业中的国企和民企，就合乎法律原则了吗?那反倒扩大了被补贴的群体，即加重了掠夺，更不合法。

因此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取消一切产业补贴。

江平教授最后给出的关于经济与道德、以及法治问题的关系的结论，即经济上行，道德就上行，法治就上行；经济下滑，道德也下滑，法治也不彰，在经验上是正确的。

我们要做的是，对这种经验观察给予经济学上的理论解释。即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说江平教授关注的“经济与法治”问题，即他认为经济与法治的正向相关关系。

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破坏法治的人是谁呢？

这个答案你懂的。

那么为什么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多破坏法治的现象？是因为有人总是认为，经济规律是无用的，强制力可以改变一切。当经济下行，总想采取临时措施，来“刺激”经济。而这些“刺激”措施，必定违逆市场规律——市场不需要刺激，因此它不但在经济上是适得其反的，而且必然破坏法治。因为归根结底，国家的法定职能中，并没有“刺激经济”这一项。它的唯一职能只是：保护产权。而要“刺激经济”，就必定就要破坏产权，也即破坏法治。

比如常见的刺激经济措施，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通过举债或者信贷扩张的方式兴办大型工程、发放产业补贴和救济金、最低工资法，等等，无一例外，均会侵犯产权，而且，按照江平教授的说法，法律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

注意，我们说的是法律，不是立法。而且还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问题。

那么在经济上行的时候，为什么法治也向上发展呢？

经济上行的原因是什么？是奉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归根结底就一句话，有效地保障了产权。有效地保障产权，就是在奉行法治。

因此这个逻辑关系颠倒了。是保护产权，即坚守法治原则，推动了经济繁荣，而不是相反。不能把现象当原因。

下面说说经济与道德的正向相关关系。

简要讲三个历史事件阐明这个问题。

第一，奴隶制为什么消亡？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水平突然提高了，或者是林肯发布了一个《解放奴隶宣言》并打了一场空前惨烈的美国内战吗？

并不是。

奴隶制的消亡，是因为奴隶只会将工作干到免于被惩罚的程度，劳动生产力很低。而一个自由劳工有强大的经济激励，因此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创造出更大价值。奴隶主与自由劳工合作生产，为双方都带来了更大的收益。因此奴隶制消亡了。

这个根本性的洞见，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抛开林肯并不想解放奴隶，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维护联邦统一这个问题不谈，就说为什么当时会出现大量的黑奴从南方逃离到北方，以至于联邦最高法院专门做出判决，要求北方自由州必须将逃亡的奴隶遣送回蓄奴州呢？

因为北方工业州资本积累速度更快，技术进步更快，工业在快速扩张之中，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而南方的逃奴到了北方以后，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不但为企业主创造更大价值，而且取得了远高于在南方的工资，北方人因此乐意收留他。

因此出现的一幕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基本成了一纸空文，那些逃奴不但不会被遣送，反倒是北方白人发起了一场组织黑人逃亡的运动，他们通过地下铁路、灰狗大巴运动等形式，源源不断地将黑人奴隶运到北方。

不论他们打的口号是什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如果黑人到北方，生活境遇还不如在南方做奴隶——南方奴隶主普遍对黑奴很好，因为那是他们的“私有财产”——那他是绝对不会留在北方的。

这时候你如果从现象上观察，会发现北方人的确更加文明和人道，但是真实的原因是经济动机。也就是说，经济因素才是瓦解奴隶制的关键所在。

第二，纽约出租车司机，过去为什么不愿意送客人去哈莱姆黑人区？

在纽约官方和平权运动人士看来，这是妥妥的道德卑下，种族歧视。

但是真实的原因并不是出租车司机道德卑劣，就喜欢种族歧视，而是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地方是著名的暴力街区，送人到那里，风险很大。

本来就不愿意去，雪上加霜的是，纽约市政府实行严格的牌照管理限制准入，以及严苛的价格管制，不允许进行“价格歧视”，必须对所有地区和人员“一视同仁”，因此造成了出租车的供给严重不足，并且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补偿风险。

这个问题后来的解决办法是，市场自发地出现了大量的“黑车”，绕开了纽约市政府的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最终使干预措施土崩瓦解。这时候人们发现，出租车司机的“道德”“突然”就提高了，愿意送人去哈莱姆区了。

因此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是道德问题，而同样是经济问题。

第三，1980年代满街的小混混去哪里了？

1980年代，街上小混混非常多，盗抢、欺诈案件时有发生，后来为什么减少了？

同样不是因为人的道德素养突然间提高了，或者法律规定更严了、威慑力更大了，而是因为，经济进步使得人们很容易找到工作，通过和平合作的手段就可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过上体面而又风险更低的生活，所以犯罪率下降了，看上去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都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