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格管制到全盘中央计划

原创漫天雪798 漫天霹雳Plus

今冬西红柿价格居高不下，甚至超过了猪肉，西红柿炒鸡蛋变成了鸡蛋炒西红柿，主要原因是：

1、种植面积大幅减少。2025年上半年价格低迷，仅1.5元/斤左右，种植户亏损、改种，主产区种植面积大幅下降；

2、极端天气减少了产量。夏秋季连阴雨，冬季寒潮，导致主产区减产超过40%，上市推迟，到货量锐减，并形成了供给断茬；

3、部分产区改种高端番茄，普通西红柿生产进一步减少。

4、正常成本上升。大棚、农资、人工成本上升，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导致边际企业退出。

以上均导致了供给下降，当需求并没有同步下降时，供求规律亘古不变，供给下降，物价上涨。

最近，西红柿价格已经出现了回落，而鸡蛋价格在上涨了。春节过后，西红柿价格必然会继续下降。这也是供求规律所决定的。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以及它的价格体系，就像一台精密的复杂仪器，在不断地调整供需。有人喜欢说，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价格体系在“自动地”、“自发地”调整供需。只有在比喻和极不严谨精确的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价格总是人的有目的行动的结果。是因为2025年年初价格低迷，因此种植者无利可图，选择转产了，所以到年底供给减少了，涨价了。由于价格高，更多人开始生产，增加供给，所以2026年价格又会降下来。

价格涨涨落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价格表达了供求双方的主观价值、边际效用和机会成本，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价格，也没有所谓客观的、合理的价格。

价格反映了一种财货的稀缺程度。它向市场上的所有人发出信号：这种商品现在非常稀缺，消费者需求强烈。因此在生产端，它“告诉”生产者，克服环境等方面的困难，将资源投入到这个行业，就是有利可图的；而在消费端，它“告诉”消费者，这种财货现在很紧缺，因此应当节约利用，寻找替代品，而在需求定律的作用下，价格每提高一点，都会减少需求。由此，在供求双方的共同作用下，价格就会重新下降。

市场就这样在不断的动态调整中，达到供求的相对均衡。

价格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往往被人们忽视，被当局无视或者轻视。他们不知道，仅仅依靠自由市场价格体系的有效运转，就可以有效地将稀缺资源配置到消费者迫切需求的用途之中，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打造一个高效运转的经济体系，造福所有人。

它绝对不需要任何中央计划机构的指导和调控。任何指导和调整，都将扰乱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进程，必将造成资源配置的错乱。而任何资源的错误配置，都将减少消费者的效用满足。

一切指导和调控，也都不是他们宣称的那样目标正义，而是扩张自身权力，并照顾特定利益集团的手段。当他们要管制某种商品价格的时候，是为了迎合舆论，稳固自身的统治。当有关部门说要促进价格的合理回升的时候，可以问问他们：要不要促进西红柿价格的合理回升？你认为西红柿价格已经够高了，但是对于种植西红柿的人来说，他们有一万种理由认为价格更高才“合理”。难道西红柿就“低贱”，不需要“促进”了吗？所以当他们宣称促进价格合理回升的时候，必定是促进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回升，而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不变——实际上是相对下降，而由此有利于前者。

市场价格对生产结构的调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任何事物都受到亘古不移的自然规律的规制，人不可能超越自然法则行事，与天斗与地斗的结果只会是自食恶果。尤其是那些必须经过一定的生产周期才会形成的财货，不可能一蹴而就立即供给增加。那是上帝都办不到的事。

西红柿——以及任何财货——的生产，必然占用各类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一经被配置到这个生产过程中，就相对稳定下来了，要改变它——转产——要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有些农户看到西红柿价格高，生产它有利可图，但是，他目前正在从事土豆的生产，虽然土豆生产利润率比西红柿低，但是要把种植土豆的要素转移到西红柿，则要权衡生产结构转换的成本。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转换生产线的损失并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这种转换才是值得的，否则反倒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和企业家损失。

这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稀缺性的问题。资源总是有限，用在这里就用不到那里。要把一种资源从被“绑定”的生产结构中“解放”出来，必然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因此，现有的资本结构为经济的调整施加了一个“保守主义”的因素。它不可能超越自然法则所决定的周期而行，所以调整总需要一定的过程。市场从不万能，但是市场从不失灵。

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无视自然法则，寄希望于瞬间短平快地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只要手握枪炮，通过一纸命令，就不但可以改变永恒不变的供求法则，而且可以改变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能够立竿见影地起到增加西红柿供给、降低西红柿价格的结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已经把自己视为超越上帝的存在。

当经济学家对他们讲解供求规律、需求定律等基础性概念的时候，他们不是认为这是在普及科学，不承认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法则，而是认为这是无视他们的权威。

的确，经济学的存在，对妄自尊大者是一种蔑视和挑战。真正的经济学家总是在抨击各类管制和干预，他们不可能与政府结盟。那些手握权柄者越是在心里觉得经济学家说的是对的，就越是恨他，希望除掉他，扫除自己权力行使道路上的眼中钉、绊脚石。

于是，价格管制措施就会出台。

民众对此山呼万岁，对他们崇敬有加，认为他们代表了自己的心声。大部分民众连基本的供求规律都懒得思考，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却看不到长远的损失。他们不知道，一旦赋予当局管控价格的权力，那将足以毁灭市场经济，重回严重短缺、等级制、配额制的大公社之中。

政客们把价格高企，归结为资本家的贪婪，甚至开始教育消费者要懂得节制、体谅他们的难处。没有比这更加荒唐的事情了，因为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比政客更加贪婪、更不懂得节制的生物了。

价格管制的经济学原理非常简单：

它就是将价格规定在市场形成的价格之下。按照需求定律，价格的下降必然刺激更多的消费，而必然打击供给。由此，就无法形成市场状态下的自然出清，供给不足而需求过剩。即人为制造了短缺。

因此价格管制之下必然出现的状况是：排长队买面包，无尽的等候。但是短缺是客观存在的，必定有人无法得到满足。

我们可以以最良好的动机去揣摩实施价格管制的当局官员：他们就是为了让大众都能以低价买到需要的商品。但是其结果却必然事与愿违，那就是大部分人买不到了。因此，干预主义是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它将造成资源配置的错乱。本来，价格是识别需求迫切程度的指标，在自由市场上，谁愿意出高价，谁就是迫切的需求者，因为他对手里的货币的边际效用的评价，低于想要购买的财货，否则它就不出价。只要这种交换形成，那就必然对他是有利的，他的迫切愿望得到了满足。

高价起到了“筛选”功能。它将那些需求并不迫切的人筛选了出去，让他们等候降价、或者直接抑制欲望而减少购买或者不购买。他之所以能等待、少购买或者不购买，正是由于他的需求并没有那么迫切。

由此，自由市场上的价格体系，总是可以将资源“分配”到对它评值最高、需求最迫切的人手中，实现稀缺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这在一种资源高度匮乏的状况下，尤其重要，必须把稀缺资源配置到最能产生效益的领域中，否则就是浪费，将造成全社会的贫困化。

然而一旦实施了价格管制，情况就发生了逆转。

那些需求并不迫切的人，无所事事的人，去排队了，他们大量购买，不是用于迫切需求，而是将它囤积了起来。而那些真正需求迫切的人、忙于生产的人，反倒买不到了。这就是把资源从高效的用途转移到了低效的用途中，是一种严重的混乱、错配和浪费。

这时候，当局不会反思自己的干预造成了短缺和混乱，而是认为这是由于干预得还不够；社会大众也会认为，干预的力度不够，要使用雷霆手段。

于是，第一种“干预递增效应”出现。

当局开始打击囤积，把囤积者视为社会公敌，调动公众情绪，认为是他们的囤积行为导致了短缺。谁囤积居奇，轻则罚款，重则坐牢。

但是短缺并不是囤积者造成的。囤积者想必无法购买一件根本就没有生产出来的商品。事实上，囤积者在市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平抑价格曲线的作用——他们在人们需求不迫切的时候买进，在需求迫切时卖出，增加了供给，抑制了陡峭的价格曲线，使价格的走势更加平滑。

商品的短缺是价格管制的结果，供给减少本来就造成人们的恐慌，越是短缺，人们就越是要囤积。排长队现象无法杜绝，想要缓释未来不确定性也罢，想要从中渔利也罢，总有人想多囤积。

因此继续叠加干预，开始限购。每人只准购买一份。

但是这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大不了过去排一次可以买10份，现在排10次，每次买一份。

因此必须实名登记，必须拿着身份证买东西。一个人就只能买一份，多了根本不能买，将限购落到实处。

但是稀缺已经形成，非常严重，总有人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这些不满足的人开始闹事。

于是开始配给制。由当局来分配有限的物资应当属于谁。

这就是发粮票、布票、糖票、肉票、月经带票，各种票证。这时候价格体系就已经被完全消灭了，以价格来分配物资，被以权力来分配物资取代。

那些处在权力顶层的人，必定可以分配更多，他们不可能亏待自己；而远离权力核心的人，则能分到的很少或者根本分不到，每年过年的时候可以分到二两猪油。即便你有粮票油票，那也不一定能分到，必须凭关系。因为从客观上说，的确是物资极端短缺的，官员当然要分给与自己关系近的人。

这就是权力的逻辑代替了市场的逻辑，是赤裸裸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必须卑躬屈膝，才能求得二两口粮得以活命，所有人都必须奴颜婢膝地向权力下跪才能生存。谁越是靠近权力，谁就能过得好，整个社会变成了不事生产、而纷纷向权力靠拢的斗兽场，不劳动不得食的古老法则，被不服从者不得食的霸权逻辑取而代之。

计划经济之所以那么让人着迷，就是因为它让很多人可以从中获得短期利益。而人们总是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受益的高级种姓。

如果价格管制的法令十分严苛，生产这种被管制的财货将导致亏损和破产，且这种法令被严格执行，那么这种商品将直接从市场上消失。假若这种商品仍然被人们所需求，那么黑市就会形成。

黑市是被毁容的市场，仍然在发挥着市场的功能。它在满足人们的迫切需求。黑市由于地下运作，参与人数很少，竞争不充分，且没有市场化的消费者评价机制；加上黑市的生产风险极大，随时可能被当局扫荡。因此黑市商品必然质次价高。因为价格必须能够补偿风险，否则就没人生产了。

但是能花大价钱买到劣质的商品，总比花多少钱都买不到，一切凭关系，还是要好一点。

苏联人民在严酷的价格管制下，一切正常渠道的供给都短缺严重，只有通过黑市，在满足日常所需。在现代世界，战前的乌克兰人民，有40%的生活物资，也是通过黑市，或者贿赂的方式获得的。因为腐败的乌克兰当局已经将正常生产的企业敲诈得无法生存。

黑市由于面临巨大的被罚款、坐牢的风险，因此总是很少有人敢去干，它将催生黑社会。美国禁酒令期间的芝加哥大佬阿尔·卡彭，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芝加哥人民并不恨他，是美国政府当局恨他，知识分子恨他。

不要攻击黑市。只要有黑市的地方，必然是“白市”出了问题。黑市，就是人们灾难中的救生艇，没有泰坦尼克号豪华，但是它在关键时刻能够救命。打击黑市，就是在堵死人们求生的最后一条道路。

我们再看第二种“干预递增效应”。

如果要保证对一种商品的价格管制成功，仅仅对其本身进行价格管制是行不通的。当对一种商品进行价格管制后，用来生产这种商品的上游专用生产要素，将立即失去价值；非专用要素，则会以损失价值的方式转换用途，从原有的生产结构中撤出。

这意味着，如果只管制消费端，生产端的成本并没有下降，那么将直接杀死供给，导致这种商品全部消失，谁都买不到了。如果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那么将没有要素来生产被管制商品，它们会流转到其他行业。

因此，伴随着这种商品的价格管制，必然的下一步管制措施是：对生产这种商品的一切生产要素，也进行价格管制。

比如，如果对西红柿进行价格管制，那么用来生产西红柿的上游生产要素和资本品的价格，也必须管起来。大棚、化肥、农药、种苗，以及检测、种植、运输物流、机械设备、电力、水费，直至要把土地和劳动力这两种原始要素的价格也管起来。

这会导致这种商品的供给进一步下降，直至消失。

人们会开始寻找替代品。现代社会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没有什么不可替代，没有什么商品是缺乏“弹性”的。

由于需求增加，这种替代品的价格开始上涨。由此必须对这种替代品的价格进行管制。

那么上述各类后续干预措施重新来一遍，直到把所有商品的价格全部管制起来。

这时候计划当局有几种选择：

一是一边进行全盘价格管制，一边进行补贴。这是罗斯福式的控制主义。补贴实际上就是政府出资来购买生产要素，就是没收一人的财产来转移支付给另一人。它导致的结果就是受补贴的行业产能过剩，发生倒牛奶现象，另一方面，人们饥肠辘辘，从政府的救助机构领取食物，罗斯福变成了人民的大救星。它只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即对所有行业都进行价格管制和补贴，并指令他们如何生产，那就是全盘计划。事实上，罗斯福也做到了，他搞的，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经济。

二是全盘国有化。一种是兴登堡式社会主义，企业和个人的财产仍然保留名义上的私有制，但是整个生产，以及价格、工资、利润，所有的经济体系全部由政府控制。罗斯福采取了这种做法，纳粹德国也延续了这种做法。一种是苏联式社会主义，一切财产公有化，一切生产国有化，全面消灭私有财产和价格，由中央计划当局来组织生产，计划委员会每天忙着为40000种商品“定价”，一切凭权力分配和供应。

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价格，没有经济计算，不知道人们的迫切需求，不知道如何将稀缺要素配置到生产过程最为经济，因此他们就像无头苍蝇，经济混乱和崩溃很快发生。为了保障生产和供应，让不至于更多的人饿死，中央计划当局必须拿着皮鞭和镣铐，抽打着人们去生产他们认为重要的某种商品，所有人都变成了“集体农奴”，生产出了一大堆导弹，然而就是生产不出茶叶蛋。

三是终结价格管制，回归自由市场。这时候价格体系将重新发挥作用，组织起有效的生产，商品供给短缺的局面将立即缓解。就像战后德国，路德维希·艾哈德勇敢地违抗盟军占领当局命令，解除价格管制一样，第二天，商店里就摆满了各类商品，开启经济复苏的强劲进程。

并没有“第三条道路”。要么要么层层叠加管制直至全盘控制，导致经济崩溃，要么解除价格管制回归自由市场。一切“中间状态”都不可能是稳定的、持久的。

几千年来，人们基于嫉妒、反资本主义的心态，计划当局基于权力唯物主义和掌控一切的野心——不要把他们理解为基于良好的愿望，那是天真的——价格管制几乎贯穿了人类的历史。管制所到之处，一片肃杀景象，制造了无数惨绝人寰的灾难，数以亿计的民众，惨死在管制之下。

相比于文中提到的某种商品由于供求关系而价格上涨，发生的价格管制现象，另一种更加恶劣的现象是，计划当局由于永不餍足的贪欲而疯狂增发货币，导致了普遍物价上涨，然后甩锅给市场，继而实施严苛的价格管制——一边自己纵火，一边假装在救火。

再严格的价格管制命令，也无法消灭人类需求。只要人们有需求，愿意出高价覆盖生产成本，就必然会有人铤而走险去生产。于是当局采取严刑峻法，让许多生产供给者惨死刀下。

罗马皇帝戴里克先，中国的王莽和诸葛亮等，都公然采取降低铸币成色的办法，公开掠夺民众财富。铸币成色的下降和由此造成的货币数量增加导致了价格上涨，随后价格控制法令颁布。戴里克先认为对于一个索取高价的人来说，死刑并不过分。他们实行了最严格的价格控制，但结局都是帝国的崩溃、劳动分工和市场体系的解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法国大革命期间，货币制造的技术大幅“改进”了，法国人不必再采用降低铸币成色的笨拙的办法了，他们有印钞所了。结果是更加疯狂的货币扩张，前所未有的价格上涨。这时候，杀人的手段也“技术进步”了，他们有了吉洛汀医生发明的断头台。这个断头台最后非常恰当地被用在了推行货币扩张和价格管制法令的罗伯斯庇尔头上，当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巴黎民众喊道：“砍了那肮脏的法令和头颅”！

我们讲述这些历史，是为了反驳人们的另一个常见谬论：要想价格管制法令实现令行禁止，只需要严刑峻法。然而，戴里克先和罗伯斯庇尔不可谓不严酷，可是他们的价格管制措施都完全失败了。

再严酷的命令，也无法改变自然法则；再强大的权力，也有它无法改变的人类生存状态。

人们通常认识不到价格体系在自由市场中的灵魂作用，不明白市场价格代表了每个人的自由、财产、尊严与福祉。人们也认识不到价格管制的长远危害，反而在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总是呼吁当局出面管制价格。我们希望通过这篇短文，让人们知道，价格体系的自由运转对人类生存与福祉的极端重要性，也让人们始终保持对权力的高度怀疑和警惕：价格管制离全盘中央计划，以及生命的消逝，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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