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种国人最常犯的逻辑谬误

为什么“一切类比都是不当类比”。

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学习辩论，辩论队老师首先教我们的一个常识就是“不要用类比推理！”“一切类比都是不当类比”。不仅自己在辩论的时候不能用，而且辩论时要观察对手，只要对手采用“A是B，就像C是D”这种类推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你就可以立刻点出他在使用不靠谱的类比推理，然后这一节你基本上就稳赢了。

在辩论中使用类推去论证自己的观点，就像一个棋手下围棋时盲目打吃或自我紧气，是非常低级的错误。

但这种低级错误，在现实中却是很多中国人最常犯的，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没有逻辑学这么课程，所以很多人难以发现类比推理的荒谬，甚至将这种论证方式奉为圭臬。

举个例子，比如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看到就有大V如此堂而皇之的论证俄罗斯“教训”乌克兰的合理性：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好比是村里的一对夫妻，虽然没领结婚证但村里人都知道他们是两口子，乌克兰想加入北约就好比是这妻子突然变了心，跟外来的村霸勾勾搭搭。那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打乌克兰就好像丈夫打老婆，两口子家庭纠纷是常见的事，不能说丈夫就不对。

你看在这个论证当中他连做了三个类比——把俄乌关系比喻为夫妻关系，把乌克兰靠拢西方比喻为妻子变心，把“特殊军事行动”比喻为丈夫打老婆。最终得出结论，因为“两口子闹矛盾”是正常的，所以“特殊军事行动”也是正常的。应该“劝和不劝离”。

我们且不说，哪怕这种类比成立，认为丈夫只要结了婚就有权以“出轨”为由家暴妻子，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安嘉和”、很恐怖的固有观念。

仅从逻辑学而言，该论者在这里以家庭关系去强行类比国际关系，就是很不当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夫妻关系到底有何相似之处？谁给你的勇气做如此强行类比？梁静茹么？

在严谨的推理形式当中，与类比推理比较接近的推理形式是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

归纳推理的方法是通过观察客观世界，看到A、B、C、D都拥有特质E、F、G、H……，然后得出结论，由一定程度的关于个别事物的观点过渡到范围较大的对于一般事物的观点，由特殊具体的事例推导出一般共性、原则、规律。

比如我们看到现实中这个人会死、那个人会死、万万人都会死，于是我们就可以进行归纳推理——我们都是人，人终有一死。

这就是归纳推理。

而演绎推理则是把这个过程再倒过来，由一般事物的普遍性原则、推测个别事物也应服从这个原则。

比如：“人终有一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也会死。”

这就是演绎推理。

你可以看出，正经、严谨的推理，要经过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两步，由个别归纳到一般，再由一般演绎出个别。

但类比推理的错误就在于，它把这个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过程“偷懒”省略了，缺少了对普适规律的总结，直接从一个个别，跳到另一个个别。这就是强行比附。

换句话说，从“就像我会死”直接一步类推到“所以你也会死”，快是快了不少，但这样想很容易出问题。

比如我小的时候，老师为了论证“没有国哪有家”这个命题，会说“没有国哪有家？大河不满小河干。”还让我们以此为题写作文。

儿时的我听到这话时就觉得特别费解，怎么就“大河不满小河干”了呢？我们日常所见到的那些河流，比如长江、黄河，都是支流给干流供水啊，应该是“小河不满大河干”才对么。那么照此推理，应该是“没有家哪有国”才对。

于是我就把这番思辨（抬杠）写到了作文里。

然后，我就喜提“请家长”了。

再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老师说的“大河不满小河干”指的应该是另一种河流——比如浊水溪，原本是一条干流，快入海的时候分成四条支流，以这个“个别”来论证，“大河不满小河干”就是成立的了。

但问题就在于，当你做这个类比，一定要将国与家的关系跟大河与小河进行比附，得出某种因果关系时，你必须要有意忽略不符合这个关系的反例。比如当你说“大河不满小河干”你就只能谈浊水溪，不能谈长江黄河。

如果有人抬杠，说你咋不提长江黄河？那怎么办？

那你最好有让他闭嘴的权威和强力。

比如我的小学老师，她有权请我的家长。

但遗憾的是，在我们文化思想史上，以类比推理进行论证，恰恰是非常多的。比如儒家思想，就特别喜欢以“父子”关系去类比“君臣”关系，强调“臣事君，犹子事父。”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类比推理，它是不严谨的，如果我们用亚里士多德古典逻辑学对这句话的思维进行规整，你会发现父子关系本质是一种血缘关系，而君臣关系却是一种契约关系、或者人身隶属关系。

把血缘关系强行跟契约关系做类比，跨度如此之大，这岂不是应了葛优老师说的那句话，“步子迈大了，咔，扯容易扯淡”么？

但几千年来，我们就把这个类比推理就这么延续下来了，不仅由子事父推出了臣事君，还推出了妻事夫。

所谓三纲五常，基本逻辑其实全是类推，交给我的辩论老师，他会说这全是“不当类比”，都会被驳的体无完肤。

那么类比推理之外，孔子有没有尝试对这个问题做过其他方式的逻辑思辨呢？

似乎也是有的，比如，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你看在这里，孔子似乎试图做一个归纳推理，他说我很少见到有孝悌之人喜欢跟领导抬杠。这就是想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总结出“孝子必定是忠臣”的规律。

但很遗憾，这个归纳本身也是不严谨的。

孔子说他没见过孝子不是忠臣？

那是因为他见人见的太少。

外国的咱就不提了，就说两汉之间的王莽，那可是个把儒家孝行顶在脸上的大儒，他不仅事母至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甚至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都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你说他不“孝悌”么？可你看看他最后干了啥？

归纳推理的证伪方式就是举出反例，所以王莽这一个反例，就能把儒家的归纳尝试打回去了。

于是，后世儒生又只好回去继续玩类比推理。

其实放眼整个世界，在轴心时代，不仅古希腊发现了类比推理的不靠谱，古印度其实也有类似的论述，比如佛教有“五量”之说：现量、比量、譬喻量、神通量、圣言量。其中譬喻量就类似于“类比推理”。但譬喻量只能用来“说法”（悟道者向信众解释已经得证的佛法），却不可以用来“证道”，你在悟道当中是不能用譬喻量去进行思维的，否则容易走火入魔。

而这种对类比推理的反思，我国先秦时代也有人提过，比如墨家的《墨经》一书中就直接说：

“异类不比，说在量。”

又言：“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糜与鹤孰高？虭与瑟孰悲？”

作为后发学说，《墨经》这里显然就是批判儒家以孝子比忠臣、以家比国的类推。它指出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木头和夜晚，一个是空间长度，一个是时间长度，你说谁更长？智慧与粟米，一个是精神财富，一个是物质财富，你说谁更多？官爵、亲缘、德行、物价，四种不同的标准，你说谁更贵重？以类比进行思维，其实是一种要命的思维陷阱，得出的结论，都是不靠谱的。

可惜的是，墨家这种对类比思维宝贵的反思，在后世并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反而在我们的文化中率先断流了。

因为特别喜欢“打比方”的儒家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也有了“说不过你就请家长”的权威。

这就导致了我们之后的类比思维特别发达，甚至古代儒学教育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强化类比思维。

你看私塾先生在给儿童开蒙的时候，总会训练他“对对子”——先生说“天”，学生要对“地”，先生说“雨”学生要对“风”，先生说“君臣”，学生要对“父子”，然后则是“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这种“对对子”在为学生将来写诗作赋的对偶做准备的同时，强化的其实就是类比思维。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为缺乏了悬于高处的“理念世界”，不是先通过归纳推理，从个别到一般，再通过演绎推理，从一般到个别的。而是从一个“个别”，直达另一个“个别”——这就是类比推理，这就是直线思维。

总是从一个个例类比到另一个个例，所以我们的思维总在现实世界的平面上来来回回，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那种由个例上升到普适，再由普适推测个例的思维模式，是很少见的。

又因为反例是类比推理的天敌，所以国人在思维中又产生了两种伴生习惯：

第一特别不能容忍反驳自己类推的反例，比如王莽的存在，对儒家“孝子如忠臣”的类推就是个致命的反驳，于是儒家一定要把王莽说成是一个伪君子。

另一种则是比烂思维，或称“whataboutism”很多国人特别喜欢寻找他人论证中的反例，因为他们太习惯类比推理，于是潜意识里觉得所有的推理都和类比推理一样，只需要一个反例就可以将其击溃。

这两个习惯，前者导致了不宽容、后者导致了不认账。从根源上讲，它们都肇因于我们过于习惯的类推。

文章的最后，我想提一下梁启超。

梁任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当然是伟大的思想先行者，但问题在于，他又是个少年早慧，受了过于系统儒家教育的人。所以你看他的文章，虽然很多说的都是西方思想、维新精神。但思维逻辑，到头来还是传统中国特别注重“类比”的哪一种。

举个最著名的例子，比如他的《少年中国说》吧——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写文章，就是这么喜欢这样狂用类比、排比——把少年比作朝阳、比作乳虎、比作白兰地酒，然后又把中国比作少年，这也是整篇文章的说理逻辑。

但是，他自己和后人从来很少问一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类比？为什么少年就一定是朝阳？中国就一定是少年？这三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内在联系？

人家梁任公不管，四六骈文的劲头上来了，写的爽就行了！

更遗憾的是，我们还就喜欢梁启超的这种“爽劲”，你看至今中小学生背《少年中国说》就喜欢背这两段。

但是这样的写作，对梁启超想要达到的维新、启蒙，意义其实不大。因为说到底，他更重于抒情，而不是说理。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对于近代中国的作用抵不过福泽谕吉、中江兆民这些人对维新时代日本作用的原因。

国家、文明，毕竟和个体生命有着本质不同，不能以“少年、老年”去强行进行对比。一个国家走向现代，需要的是体制的革新，是法治的建设，更是每个公民思维方式的改良与清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心平气和、认真扎实的去讨论一些事，那么建设与革新才有指望。

再到后来，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的好友，现代哲学家金岳霖先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逻辑救国”。

是的，逻辑救国。对于国人来说，学一学基本的逻辑常识，理顺一下自己的思维。起码把动辄以类比思维想问题、一提什么国际大事就拿自己村口那点事作类比的习惯改掉，可能才是于国于己都最好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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