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提法的由来
1961年4月，刘少奇同志在湖南农村做调查研究
一、察风观色：刘少奇觉得没有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
1961年3月14日至23日，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当时农村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是自公社化以来研究解决农业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开得很活跃，但在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上却出现了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经毛泽东几次直接给农民写信和中央三令五申的指示和批评，农村“左”倾错误已基本得到纠正，群众生产和生活已大有好转；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退赔问题远未弄清，农村问题还相当严重，最困难的时期尚未过去。两种意见，各有各的材料和数据，一时难定是非。刘少奇在会上讲了话，他说：“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放卫星，许多东西弄虚作假，都登报了，震动全世界。我们确实犯了不少的错误，相当多的人吃了苦头，现在要引起注意。”他强调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全党要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那样，进行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便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对刘少奇发表的意见给予了肯定，他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之年、实事求是之年。会后，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分别深入基层调查考察。4月1日刘少奇身体力行，携夫人王光美从广州来到长沙，到湖南农村进行调查。
刚刚下了火车，刘少奇顾不上旅途的劳累，稍作休息后，第二天上午就听取了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工作汇报。刘少奇听后说：“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这次到乡下去，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当天下午，刘少奇只向省委要了一辆吉普车和一名工作助手，带上调查用的望远镜、笔记本，收听时事的袖珍收音机等几样简单的东西，便和夫人王光美一起匆匆离开长沙，前往家乡宁乡进行调查。
吉普车颠簸在通往宁乡的砂石公路上。由于视力不太好，刘少奇借助他珍爱的望远镜，透过车窗，细心观察公路两旁的一切，感慨万千：离开家乡快40年了，山野已陌生难认。按季节应是青山堆翠、花红柳绿了，可眼下，四面山头光秃秃的，田垅里不知名的野草长得很高。远处的村庄，农民的住房被拆得七零八落，剩下许多断壁残垣。刘少奇不间断地吸烟，缓解着自己沉重的心情。当汽车行驶到离他的诞生地炭子冲16华里的王家湾时，附近有一处号称万头猪场的院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车察看，里面没几头猪。为了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工作人员架床时，却找到铺床板的稻草。鱼米之乡竟找不到稻草!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刘少奇在这里住了下来，开始更深入的调查和考察工作。头两天，他认真听取了先期到达的中央工作组的情况汇报，接着就直接找农民谈话。每每看到荒芜的田园和挖野菜的孩子，他就忧心如焚。
4月10日，初步调查完宁乡、湘潭等地的刘少奇一行回到了长沙。4月11日，毛泽东也从广州来到长沙，下榻在省委院内的蓉园1号楼。当晚刘少奇到毛泽东住处汇报了他到宁乡、湘潭农村了解到的初步情况，并表示准备亲自再剖析几个典型，以便统一全党的认识。毛泽东很赞成刘少奇的意见，指出当前湖南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即12条)贯彻不力，“五风”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整顿。两位领导人当即作出决定：派王任重、王延春等湖北省委领导同志来湖南住上三五天，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
为了准确掌握农村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进行蹲点调查。天华大队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起的一面“红旗”。中央曾派一个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星期。他们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实际情况却是: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天华大队粮食连年减产，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现象严重存在。当地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4月12日下午，刘少奇到了天华，住在大队部办公的地方王家塘。这里有两间大屋，但由于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泥墙块块剥落，屋内阴暗潮湿。社队干部觉得让国家主席住这样的地方，十分不安，刘少奇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恐怕现在多数农民还没有这种房子住呢!”
在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时，干部们一致表示，食堂有优越性，应当继续办下去，只是可以划小一点。刘少奇从他们的言谈中感到，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这些干部没有反映真实情况。
仲春的深夜，寒气从四面裹着那间简陋的办公室。刘少奇既没有睡意，也感觉不到春寒。窗外，沉沉夜色中的天华山，莽莽苍苍，伴着他不眠的身影。
4月15日，刘少奇决定不用社队干部陪同，径直到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请来8位社员开座谈会。
刘少奇自己站着，请大家入坐，他说：“今天请你们来讲话，怕耽误你们出工，让和我一块来的同志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大会做事，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半天。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想问问你们的意见。请大家向我讲真话。”说完，刘少奇取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个躬。
脱帽、鞠躬，这是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向老百姓行礼!与会的人们，谁也没做这样的思想准备，大家面面相觑，一时不知所措。片刻，大家恍然大悟：国家主席不是下来整我们的，是下来了解实情，真正关心我们乡下人，党的爱民政策又回来了。顿时，与会人员在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憾。于是多年来不敢讲也没地方讲的话，在这位近人情、知痛痒的领袖面前，像竹筒倒水一样滚滚而出。
办事稳重、年过半百的彭玉鸿接着说：“我们当社员的，总望日子过得好，上月望下月好，今年望明年好。现在呢？我们 11户人家的食堂，喂的猪还顶不上原来一户人家喂的多。办食堂，大家住在一起，鸡不能喂，蛋没有吃……看到队上这个样子，伤心呀！”说完，彭玉鸿像流浪的孩子又见到父母一样，失声痛哭起来。
年纪最大的老人杨运桂直截了当地说：“从前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生产搞得好一些，生活也好一些，人的体质也好一些。我看能分散住还是好一些，可以多喂猪，多喂鸡，多种杂粮，多种莱。”
最年轻的李正球涨红着脸，激动地说：“从前鸡鸭成群，现在一个蛋也吃不上。我们大队现在只剩得六十头猪，要分散居住，把猪放给私人养，不然都会拖死。”
……
刘少奇一边听取着群众的意见，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
座谈会后，刘少奇又仔细考察了天华大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继续走家串户，进行个别访问，先后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
刘少奇果断地决定解散天华大队的公共食堂后，又进一步指示要保障基本口粮加劳肥奖励的粮食分配制度。重新分配了自留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的被动局面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同时，他又召集省、县、社的负责同志认真研究了社员缺少炊具、住房紧张、经济退赔以及如何发展生产等一系列问题，对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刘少奇像举行记者招待会一样一一回答了大家的提问，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
5月3日傍晚，刘少奇轻车简从，回到了哺育过他的故乡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
炭子冲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引起刘少奇深深的回忆。然而，他更关心的，是今天故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在故乡，刘少奇继续进行农村情况的调查研究。他察看炭子冲和附近生产队的农田，走访社员家庭，同家乡农民和基层干部促膝长谈。一次，在同农民谈话时，刘少奇问：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农民们回答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有一次，他问几个农民，1960年门前塘里的水是不是干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干了？农民回答说：没有，还有半塘水。安湖塘是离刘少奇家不远的一口大水塘。他记得，小时侯有两年家乡发生旱灾，安塘湖和门前塘的水都干了。这次还有半塘水，可见旱灾并不是像所说的那样严重。这两件事给刘少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刘少奇多次引用这两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农村困难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的。
从天华大队到炭子冲，刘少奇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深深感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下决心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5月7日下午，他把炭子冲的干部、社员代表请到旧居的横堂屋里召开座谈会，仔细询问了乡亲们的生活情况，并决定把自己旧居分给无房的乡亲们住。在刘少奇的诚恳要求下，先后有6户农民搬进刘少奇故居居住，这也是刘少奇故居在“文革”中得以完整保存的原因。
5月9日下午，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强和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大型土坝工程之一的黄材水库。5月10日至12日，刘少奇在宁乡县城住了三天，亲自查处几起冤案和老百姓给中央写信为什么被多次扣压的问题，稳妥解决了供销社干部和工作人员搞特殊化的问题。
从1961年4月1日到5月中旬，刘少奇亲自在湖南农村调查考察了44天。这期间，他主持召开了20余次座谈会，亲自作了多本的调查笔记，并向各级干部群众作了20多场即席讲话，宣传讲解党的农村工作《六十条》，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亲自动手解决了当时农村急需解决的公共食堂、社员住房、社会供给、干部作风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5月16日刘少奇离开长沙，回到了北京。
刘少奇回到北京后，立即出席了5月21日开始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仍然是分析农村形势，研究解决农村工作和农业问题。从会上反映的情况看，党内外的思想仍然相当混乱，集中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不少同志坚持把困难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还有的自1959年批判彭德怀后，余悸尚存，不敢讲真话，不敢讲实话。在会议的关键阶段，刘少奇力排众议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我在农村调查这么长时间，亲眼看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苦，农民已经饿了一两年，很多人得了浮肿病，还死了一些人。由于农村这个社会供给的大后方出了问题，城里人生活也不好过，不少人正在挨饿，全党全国人民都应该有切身的经验了。我们要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当少数同志对这样判断形势有不同看法时，刘少奇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老天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他在会议上还为老百姓大声疾呼：“我看是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毛泽东在会议上认真听了刘少奇发表的意见和介绍的调查情况，有根有据，令人信服。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肯定了刘少奇的调查成果，并以赞赏的口气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同时毛泽东再一次提倡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像少奇同志一样真正深入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努力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196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为了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因为上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提出一年多以来，围绕国民经济调整，党内的认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尤其在涉及1958年以来一些深层次的重大问题，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比如对大跃进以来，国内形势究竟如何看？在总体上如何估价?大跃进为什么适得其反？人民公社是不是非办不可?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调查工作如何进行?这些问题无法回避，困扰着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影响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主报告，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考虑这个报告时，抱定的宗旨是：根据自己在湖南农村调查摸到的真实情况，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心不回避矛盾，不回避大家关心的问题，以此真正实现全党思想的统一。报告是刘少奇主持一个工作班子在会前起草的，这个报告稿发给与会人员征求意见后，毛泽东认为“代表中央的报告已印发，不必在会上发了”，他要少奇“口头敞开讲讲，可以加深大家的理解”。于是刘少奇又连夜写了个口头讲话提纲，他的讲话全面估价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形势，他没有遮遮掩掩，实事求是谈到了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读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刘少奇在列举当前存在的困难之后，又分析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他说，原因在哪里？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在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即：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深刻指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少奇对发生的问题分析步步深入，对造成当前困难的原因提得十分大胆，尤其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的提法是他在家乡湖南宁乡炭子冲安湖塘作调查时，他的少年看牛伙伴、贫苦农民李桂生说的话，刘少奇认为李桂生这句话代表了广大农民对当时农村形势的判断和呼声，是广大干部群众对造成当前困难原因的一致看法，完全符合全国许多地方的实际，所以，他以此作为全局工作的教训。
刘少奇敞开思路讲的这些话，突破了中央传统的表述方法，没有对农村真实情况的深刻了解，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和胆量,没有苍生在上的社会责任感，是不可能作出如此震聋发聩、引人深思的为民疾呼的。
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敢于面对现实，坚持实事求是，大胆地在指导思想上破除“左”的误区和传统方法的束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始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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