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退史（九）
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推动同一股观念潮流的，可能是来自两个敌对政党的领袖。
西奥多·罗斯福是共和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是民主党人，但他们都是进步主义最坚定、也最有权力的实践者。
他们俩，性格迥异，风格不同，但目标一致：打造一个强大的、积极有为的中央政府，用国家的权力，去驯服失控的资本主义，实现他们心中的“公共利益”。
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简称TR），是个“意外”当上总统的人。
他本来是麦金莱总统的副总统，结果麦金莱在1901年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了，他因此继任大位。
老罗斯福，简直就是进步主义精神的人格化身。
他精力无穷，喜欢打猎、探险，是个行动派。
他不像之前的总统那样，认为自己只是个被动的法律执行者。
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总统观”——“管家理论”。
他认为，总统是全体美国人民的“管家”。
只要宪法没有明文禁止，为了人民的福祉，总统什么都可以干。
你看，这跟杰斐逊那种“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观念，完全是反着来的。
在老罗斯福这里，变成了“法无禁止即可为”。
这是一种主动的、进攻性的权力观。
他上任后，立刻挥舞起了他著名的“大棒”，砸向了他认为危害公共利益的三大目标。
第一棒，砸向“托拉斯”。
老罗斯福并不反对大企业本身，他认为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他反对那些利用垄断地位，扼杀竞争、欺压消费者的“坏托拉斯”。
1902年，他指示司法部，起诉了由金融巨头J.P.摩根组建的铁路垄断托拉斯——北方证券公司。
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从来没有一个总统，敢于挑战华尔街的顶级大佬。
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1904年，政府居然赢了！北方证券公司被强制解散。
这一仗，为老罗斯福赢得了“托拉斯驯服者”的赫赫声名。
他用行动证明，联邦政府的权力，要大于任何一个商业帝国的权力。
第二棒，砸向“不作为”的劳资关系。
1902年，宾夕法尼亚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煤矿工人大罢工。
寒冬将至，如果罢工持续，整个美国东北部的取暖和工业，都将陷入瘫痪。
按照以前的惯例，总统要么不管，要么就是派军队去镇压罢工工人。
但老罗斯福，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
他把矿主和工会领袖，都请到了白宫，进行“调解”。
当矿主们态度强硬，拒绝任何妥协时，罗斯福威胁他们，说要动用军队，去接管煤矿，由政府来经营！
矿主们吓坏了，最终被迫做出了让步。
这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第一次在劳资冲突中，不再自动站队资方，而是以一种“公共利益仲裁者”的身份，强行介入。
第三棒，砸向被破坏的自然环境。
作为一个热爱自然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老罗斯福对“镀金时代”那种掠夺式的资源开发，痛心疾首。
他大力推动环境保护运动。
在他任内，通过总统行政令和国会立法，划定了1.5亿英亩的国家森林，建立了5个国家公园和51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以“为子孙后代保留”的名义，将大片土地和资源，从私人开发中，划归国家所有和管理。
老罗斯福的这一系列行动，极大地扩张了总统和联邦行政机构的权力。
他向美国人民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政府形象：一个强有力的、保护普通人利益的、对抗“特殊利益集团”的“管家”。
一）伍德罗·威尔逊，国家的“导师”
如果说罗斯福是个牛仔，那么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个教授。
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是个严肃的、充满道德理想主义的政治学者。
他认为，美国的宪法，那个由麦迪ソン等人设计的、充满了“分权与制衡”的机器，已经过时了。
他说，那种分权制衡的设计，是为了防止暴政，但它也造成了政府的低效和软弱，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
威尔逊崇拜的是英国那种议会内阁制，他希望有一个更强大、更统一、更有效率的政府。
他认为，总统，应该像一个英国首相一样，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和“导师”，负责为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
1912年，由于共和党内部分裂（老罗斯福脱党参选，分散了选票），威尔逊成功当选总统。
他上台后，立刻发起了一场被称为“新自由”的改革。
如果说罗斯福的改革，还只是针对一些具体的“坏人”，那么威尔逊的改革，则是更系统性的、旨在永久性地改变政府与经济关系的制度建设。
他一口气，完成了三件奠定后世美国政府权力格局的大事：
第一，建立了现代的关税和税收体系。
威尔逊首先大幅降低了保护性关税。
这既打击了被他视为“特殊利益”的工业集团，也赢得了消费者和农民的欢迎。
但关税降低了，政府的钱从哪来？
答案是：联邦所得税。
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正式授权联邦政府，可以不按州的人口比例，直接向公民的收入征税。
这是美国财政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为联邦政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可以随着国家财富增长而无限增长的、强大的、稳定的财源。
从此，联邦政府的钱袋子，直接跟每个人的钱包连在了一起。
第二，建立了现代的中央银行体系。
威尔逊认为，杰克逊摧毁第二银行后，美国那种混乱的、不受监管的私人银行体系，是造成周期性金融恐慌的根源。
1913年，他力排众议，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案》，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联储”。
美联储，是一个“准政府”机构。
它表面上由12家地区的私人银行组成，但它的最高决策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由总统任命。
它被授予了发行货币（美元）、调节利率、监管银行的巨大权力。
那个被杰克逊杀死的“金融集权怪物”，在将近80年后，以一个更复杂、更“科学”的形式，复活了。
汉密尔顿的幽灵，在华盛顿的上空，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第三，建立了现代的反垄断监管体系。
威尔逊认为，老罗斯福那种“打官司”式的反垄断，效率太低。
必须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专业的机构，来随时监督市场。
1914年，他推动国会，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这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被授权可以主动调查、并制止企业从事“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从此，联邦政府的手里，有了一个可以随时伸进市场，去定义“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强大工具。
二）进步主义的巅峰
罗斯福和威尔逊，这两位分属两党的总统，联手完成了进步主义的革命。
在他们之后，美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守夜人”国家了。
一个庞大的、拥有强大财源（所得税）、强大金融工具（美联储）和强大监管权力（各种委员会）的现代中央政府，已经初具雏形。
剧本B（集权强大）的观念，在“进步”和“科学”的旗帜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它不仅改变了法律和制度，更深刻地，是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的期望。
人们开始习惯于，在遇到任何社会或经济问题时，第一个想到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该怎么办”，而是——“政府应该做点什么？”
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是不可逆的。
而就在威尔逊的第一个任期即将结束时，一场来自欧洲的、席卷全球的巨大危机，即将把这个刚刚被“进步主义”武装起来的强大国家机器，推向一个它从未涉足过的权力巅峰。
那场危机，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好的，进步主义的改革，已经为美国政府装上了一个强大的新引擎。
现在，一场世界大战将为这个引擎，踩下史无前例的地板油。
三）集权的总动员
当欧洲在1914年夏天，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泥潭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绝大多数人都抱着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态。
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立刻宣布了美国的中立。
他呼吁美国人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保持“不偏不倚”。
这完全符合美国自华盛顿以来，一直奉行的“孤立主义”传统——不卷入欧洲的纷争。
然而，到了1917年，威尔逊却领着美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战争。
是什么，让美国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除了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刺激和英法贷款的捆绑等现实因素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观念的转变。
威尔逊，这位理想主义的教授总统，把这场战争，从一场欧洲列强的“狗咬狗”，升华为了一场捍卫“民主”与“永久和平”的全球圣战。
1917年4月2日，威尔逊在国会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请求宣战的演说。
在这篇演说里，他没有过多地谈论美国的船只被击沉，或是领土受到了威胁。
他把调子，拔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道德高度。
他说，这场战争，是“为人类权利的最终和平，为世界各民族的解放……为所有大小国家的权利而战”。
他提出了那句足以载入史册的口号：“世界必须安全以迎接民主”。
这是一种全新的美国外交观念的诞生。
之前的美国，信奉的是“典范”式的民主。
就像山巅之城，我们自己把民主搞好了，你们看着学就行了。
而威尔逊提出的，是一种“传教士”式的民主。
我们不仅要自己搞，我们还有责任，有使命，拿起枪，去把民主推广到全世界，去改造那些“不民主”的国家。
这种崇高的、充满普世主义色彩的理想，把一场本来肮脏的战争，包装成了一场神圣的十字军东征。
它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人民的参战热情，也为政府接下来采取的一系列极端集权措施，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道德合法性。
四）战争工业委员会：计划经济的首次试验
一旦宣战，整个美国，就变成了一部巨大的战争机器。
而要让这部机器高效运转，达到政客的目的，显然需要集权。
进步主义者们一直以来梦想的那个“由专家规划和管理的社会”，在战争的催化下，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
威尔逊政府成立了一系列权力空前的联邦机构，来全面接管和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战争工业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由华尔街的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领导，被授予了近乎独裁的经济权力。
它决定，哪个工厂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比如，它会下令，让一家生产妇女紧身胸衣的工厂，转而去生产军用刺刀。
它设定，几乎所有重要工业品的价格，从钢铁到煤炭。
它统筹，全国铁路的运输，决定哪批货物可以优先运送。
它甚至标准化了无数民产品的生产，比如，它规定，全国只能生产几种特定型号的自行车和犁。
这在美国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它实际上，就是一次战时计划经济的大规模试验。
那个在“镀金时代”被奉为神明的“自由市场”，在“国家利益”和“赢得战争”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面前，被毫不犹豫地，暂时搁置到了一边。
除了WIB，还有：
粮食管理局，在未来的总统赫伯特·胡佛的领导下，鼓励民众“为自由而节食”，搞“无肉星期一”和“无麦星期三”，并设定了小麦和猪肉的政府收购价。
燃料管理局，实行“夏令时”以节约能源，并控制了煤炭的生产和分配。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联邦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介入和控制了整个美国经济。
汉密尔顿的梦想，在这一刻，以一种他自己可能都无法想象的极端形式，实现了。
五）对自由的战争
为了赢得海外的“民主圣战”，威尔逊政府在国内，却发动了一场针对个人自由的战争。
为了塑造“万众一心”的战争意志，政府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
这个机构，本质上就是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宣传部。
它制作了成千上万的海报、小册子和电影，把德国人描绘成野蛮的、杀害婴儿的“匈奴人”，把战争宣传成一场善与恶的决战。
它还招募了75000名被称为“四分钟人”的志愿者，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教堂和集会上，在电影换片的四分钟间隙，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
光有宣传还不够，还必须消灭“不和谐”的声音。
1917年和1918年，国会先后通过了《间谍法》和《镇压叛乱法》。
这套法律，比当年约翰·亚当斯搞的那套，还要严苛得多。
它规定，任何“不忠诚、不敬或辱骂”美国政府、宪法、国旗和军服的言论，都属于犯罪。
任何阻碍征兵、或者鼓动罢工的言论，也属于犯罪。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开始了。
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斯，因为发表了一次反战演说，被判处十年监禁。
一个电影制片人，因为拍了一部描写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军暴行的电影（当时英国是盟友），被判刑。
德语书籍被从图书馆焚烧，德裔美国人受到骚扰，甚至连德国泡菜都被改名成了“自由白菜”。
那个曾经被视为美国立国之本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在国家主义和战争狂热的巨浪面前，被冲得无影无踪。
最高法院，也为这种压制，提供了司法上的支持。
在著名的“申克诉美国案”中，霍姆斯大法官提出了那个著名的“清楚而现实的危险”的标准。
他认为，在和平时期可以被容忍的言论（比如在人群中喊“狼来了”），在战时，如果会造成“清楚而现实的危险”（比如在满座的电影院里谎称“着火了”），就可以被限制。
这个判例，虽然看似划定了一个标准，但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拥有限制言论自由的权力。
六）一个永久性扩张的政府出现了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了。
美国和它的盟友，赢得了胜利。
但这场战争，给美国留下的，绝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
它留下了一个永久性扩张了的联邦政府。
政府的规模急剧膨胀。
战时建立的很多临时机构，虽然在战后被裁撤，但“政府可以管理一切”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总统的权力空前加强。
威尔逊在战争期间，几乎像个战时独裁者，为后来的总统，树立了一个“强人”的榜样。
联邦的开支和国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打仗，联邦政府的预算，增长了二十多倍。
高税收和巨额国债，从此成了常态。
民众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人们已经习惯了政府的大规模干预，习惯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联邦政府的身影。
进步主义者们，通过一场世界大战，最终完成了他们的事业。
他们成功地摧毁了“守夜人国家”的最后残余。
然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当威尔逊的“国联”梦想在巴黎和会上破碎，当美国人民厌倦了崇高的理想和沉重的税负时，一股强烈的反弹情绪，开始酝酿。
人们渴望“回归常态”。
一个短暂的、看似是向“小政府”和“自由市场”回归的时代，即将在战后的废墟上，拉开帷幕。
但所有人都没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下一场更大危机来临前，一次短暂而虚幻的平静。
那个被战争喂养得无比强大的集权怪兽，只是暂时睡着了。
好的，世界大战的狂热退潮，留下了一个疲惫却又强大的国家。
现在，美国人试图踩下急刹车，来一次“昨日重现”的掉头，但历史的车轮，早已无法回到原来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