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最近很火。
我也来当一回侦探，分析一下可能的结果。
坊间最为流行的一种猜想叙事是：指鹿为马，低价截留？
意思是，是不是专家看出来是真迹，故意说是假的，好留给后人或者自己人捡漏？
如果你回到事实本身，你会发现这个动机很难成立。
第一，时间跨度不对。
1961年张葱玉、谢稚柳鉴定为“伪”，到1997年南博申请调剂处理，中间隔了整整36年。
第二次是1964年6月，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三位专家再次鉴定，认为“仇英江南春图卷，假”
各位，如果是一个局，这布局的时间成本也太高了。张葱玉1963年就去世了，他怎么可能为了30多年后的一笔交易去撒谎？
第二，声誉成本不对。
那一代鉴定大家，视名声如性命。
在那个没有商品经济、大家拿死工资的年代，他在学术上撒谎，除了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换不来任何实际利益。
因为当时可不能倒卖文物、也没有文物拍卖会，难道这些专家们能联合起来预知将来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所以，这五个专家层面的“变卖动机”，很难成立。
有人说，还有嫌疑人，就是1997年的博物馆经办人
我们来看那个成交价：6800元。
那是2001年的6800元。虽然不算少（当时普通人工资可能就一千左右），但对于能够操盘“馆藏文物处理”这个级别的人来说，为了6800元去冒“倒卖国有资产”的杀头风险，性价比太低了。
更重要的是，这笔交易是有“发票”的，是有“红头文件”批复的。
原江苏省文化厅1997年4月21日批复同意，1997年5月8日移交，然后在四年后，2001年才开票销售。
97年就移交了，2001年才销售掉，这也不符合一般的动机。
如果是有意为之，不应该移交后很快就销售掉吗？为什么要过四年后才卖掉？
更何况，六十年代的专家如何与九十年代的博物馆负责人勾结起来呢？这很难成立。
没有六十年代的两批专家的鉴定为假，就不可能有九十年代末的清理库存。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两批专家鉴定为假，但这个馆的负责人却鉴定为真，于是想办法把他卖出去，但这种可能性也太小了吧。
更重要的是，这些画到底是真是假，到现在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因为谁也不知道，拍卖会上拍出高价的画，是不是南京博物馆里清退的画。至少当下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我倒是觉得真正有意义的，倒是去理解一下当年庞家捐画的情境。
1959年，是庞莱臣的孙子庞增和，带着一家老小，把137件“虚斋旧藏”捐给南京博物院的时刻。
你要理解这个行为，首先得理解庞莱臣是谁。
庞莱臣，号虚斋，那是晚清民国收藏界的“半壁江山”。他的藏品，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在这块土地上那是数一数二的。故宫、上博、南博，现在的镇馆之宝里，很多都盖着“虚斋”的印章。
但是，到了1959年，庞家的处境是什么？
各位，那是1959年。
我们通常认为“公私合营”是1956年的事，那为什么到了1959年还有所谓的“上交财产”？
这就涉及到了当时企业家群体的“两步走”生存逻辑：
第一步（1956年）：交出“生产资料”（工厂、机器、店面）；
第二步（1958-1959年）：交出“生活资料”与“忠诚”（古董、黄金、定息、甚至是‘心’）。
1959年前后，正处于第二步的高潮期，这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政治名词，叫“交心运动”。
我给你举几个具体的例子，你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体感温度了。
荣毅仁可是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标杆，坊间称为“红色资本家”。
1956年，荣毅仁带头把荣家的商业帝国（申新纺织等）实行公私合营。
这就是交“厂子”。
1958-1959年，这个阶段发生了什么？
熟悉历史的人知道，当时正在搞“大跃进”。
荣毅仁不仅在政治上积极表态，还在经济上做出了更进一步的举动，什么举动呢？放弃公私合营的利益。
当时虽然工厂合营了，但国家承诺给资本家5%的“定息”（年息）。
对于荣家这种大户来说，这笔钱可不是小数字。
但在1958年-1959年的激进氛围中，拿这笔“剥削收入”那可是非常烫手的。
荣毅仁在这个时期，多次购买国家公债，或者以各种形式支持国家建设。
虽然他没有像一些小资本家那样被逼得直接放弃定息（国家政策名义上还是保护定息的），但他在那个时期的核心动作当然可以理解为是“政治投名状”。
因为，他要证明自己已经从“剥削者”彻底变成了“劳动者”。
《大宅门》白景琦的原型，是北京同仁堂的乐松生。
1956年，乐松生代表北京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公私合营完成。那一刻是他的“高光时刻”。
1959年前后， 乐松生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
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即使他是副市长了，他不仅要把同仁堂的技术、秘方完全贡献给国家，还要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带头表态。
在那个“拔白旗、插红旗”的年代，哪怕乐家这样拥有深厚底蕴的家族，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资产阶级情调”，往往会主动通过捐献文物、购买公债来“赎买”政治安全感。
虽然乐家的悲剧结局主要发生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但在1959年，他们已经处于一种“倾其所有，以求自保”的紧绷状态中。
早在1956年，收藏家们主动上交文物这就已经成为了顶级收藏家的某种“共识”。最著名的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
1956年， 张伯驹将自己卖掉豪宅换来的、号称“天下第一帖”的西晋陆机《平复帖》，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故宫）。
到了1958、1959年，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像张伯驹、庞莱臣家族这样的“旧贵族”，面临的压力比普通商人更大。因为他们手里不仅有钱，还有被视为“封建糟粕”或“士大夫情趣”的古董。
在当时的人看来，留在手里是雷，交给国家是功。
所以，这时候的捐，还是一种“清空”。 清空自己身上的旧时代印记，以此获得进入新时代的门票。
当时的报纸上经常刊登这样的新闻：
某某资本家，敲着锣打着鼓，排着队去银行或者相关部门，主动放弃“定息”。
某某工商业者的家属，把压箱底的金银首饰、美元存单、古玩字画，全部捐献给国家。
在那种狂热的集体氛围下，如果你家里还藏着上百幅明清古画而不拿出来，会有什么感觉？
你会感觉到一种巨大的“被孤立的恐惧”。
邻居都捐了，同行都交了，你留着想干什么？想什么呢？
这是非常普遍的行动，且带有半强迫的性质。
这解释了庞增和先生1959年行为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庞增和先生捐赠这批画，他的动机是什么？
你说他是为了爱国，目的我们不能乱猜测，有这可能，因为这也是那个时代最政治正确的语言。
但如果我们把人性看得更深一点，多站在这个人的处境想一想，这应该在当时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客观地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个人是也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保护这些脆弱的纸张和绢帛的。
随后到来的政治风浪，搞不好会让这些古董烟消云散。
设身处地的站在庞家人的角度想，当时把它们交给国家，交给博物馆，一方面是换取政治上的安全感，另一方面，或许也是这位收藏家后代内心最朴素的愿望——“希望这些宝贝能活下去”。
那么，庞家人今天的诉讼，在媒体上的各种诉求，是真的在意这几幅被判定为假的画吗？
我猜测啊，或许啊，他们的内心深度更希望，把当年他们老爷子捐赠的画，全部收回来吧。
诉讼、或媒体控诉，或许只是庞家后代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怨恨和不满。
但作为中国这段历史中的人们，我们也许也可以直面一下当年那种情势下的“捐赠”。
认真地问一句，这是不是真的是事实意义上的捐赠呢？
唉，过去这么多年了，痛或悔，也只能埋进心底吧，难以找出一个具体的解。
但社会呢，要不要给他们一个解？或是一个对当年情势的纠正机制呢？
在我看来，这个事也许不是一个刑事问题，一个舆论问题，或许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一个历史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