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会赢得领土，但输掉了未来

原创古原古老板的老巢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军队越过乌克兰边境，发动了被克里姆林宫称为"特别军事行动"的全面入侵。

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乌克兰的命运，也彻底重塑了俄罗斯的国内外环境。

三年过去了，西方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数十万人的军事伤亡、国际孤立以及内部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已经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与战前截然不同的国家。

繁华下的痛苦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的生活依然充满活力。

特维尔大街上的咖啡馆座无虚席，古姆百货商场里的奢侈品牌虽然有所减少，但国产替代品和来自"友好国家"的商品已经填补了货架。

然而，这只是表面。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安东·特罗扬诺夫斯基在2023年底的报道中写道："莫斯科市中心的繁华与边远地区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精英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与战争隔绝的平行宇宙中，而普通家庭则承受着实际的经济压力和亲人被征召入伍的恐惧。"

34岁的莫斯科居民玛莎·库兹涅佐娃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已经学会了在新环境中生存。没有麦当劳？没关系，我们有'美味，就是点'（Vkusno i Tochka，接管麦当劳俄罗斯业务的本土品牌）。没有IKEA？我们有'IDEA'（俄罗斯本土家具品牌）。生活继续，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正的正常。"

虽然官方数据显示俄罗斯通货膨胀率在2023年底控制在4.5%左右，但实际生活中的价格上涨远超这一数字。

根据莫斯科独立调查机构Romir的数据，基本食品价格在2022年3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实际上涨了约30%，而很多进口商品价格翻了一倍。

来自喀山的中学教师阿廖沙·彼得罗夫向《金融时报》描述了他家庭的经济状况："我的月薪从战前的45,000卢布（约合750美元）降至实际购买力相当于500美元左右。妻子在一家被制裁的银行工作，收入也下降了。我们已经取消了今年的假期计划，减少了肉类消费，孩子们的课外活动也只能保留最基本的。"

《经济学人》杂志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约62%的俄罗斯家庭表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他们的经济状况出现恶化，其中25%的人描述为"严重恶化"。

2022年9月，普京宣布"部分动员"，征召约30万预备役人员参战。这一决定直接改变了数十万俄罗斯家庭的生活。

来自叶卡捷琳堡的娜塔莎·索科洛娃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哭诉："我丈夫亚历山大去年10月被征召，四个月后我们收到了他在巴赫穆特战死的通知。政府给了我们一次性赔偿金500万卢布（约合5.5万美元），但没有人能替换我孩子们的父亲。"

根据俄罗斯非官方统计组织"Mediazona"与BBC俄语服务的联合调查，截至2024年初，已有至少35,000名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战争中死亡，而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而据乌方公布的战报，俄罗斯已经死亡了七十万士兵。

每一个死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个来自鄂木斯克的家庭故事：

33岁的尼古拉·伊万诺夫在被征召并接受两周训练后被派往赫尔松前线，一个月后死亡。他的妻子卡佳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不得不搬回父母家生活。

"赔偿金很快就用于偿还贷款和必要的生活支出，现在我们依靠父母的退休金和政府的最低补助生活，"卡佳说，"最痛苦的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尼古拉是如何死的，为什么死，他的死亡究竟有什么意义。"

战争爆发后，估计有50-70万俄罗斯人离开了祖国，其中大部分是中产阶级、IT专业人士、记者和知识分子。

这次"第四波"俄罗斯移民潮流失的是俄罗斯的未来，精英的逃离对所有的产业都将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现居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前莫斯科程序员德米特里·科瓦廖夫告诉《卫报》："我们不是逃避征召，而是逃避整个系统。我无法在一个将邻国称为敌人的国家生活和工作，无法忍受每天醒来看到更多死亡和破坏的消息。我的许多朋友都做出了类似的选择，现在我们的圈子分散在土耳其、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

据彭博社报道，俄罗斯IT行业在战争初期流失了约10%的专业人才。

战时经济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历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包括冻结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中央银行海外资产、将主要银行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能源禁运等。

从表面看，2022年，俄罗斯GDP仅下降2.1%，远低于最初预测的8-10%降幅。2023年，俄罗斯经济甚至实现了约3.5%的增长，主要由军工生产和政府支出驱动。

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娜塔莉亚·祖巴列维奇解释道："俄罗斯经济表面上的韧性源于几个因素：政府大幅增加军事支出、替代进口渠道的建立、与'友好国家'贸易的增加，以及央行的有效干预措施。但这种增长是畸形的，主要集中在军工和相关领域，掩盖了许多民用产业的衰退。"

能源出口是俄罗斯经济的支柱，西方的能源制裁迫使俄罗斯寻找新的市场。根据俄罗斯海关数据，2023年俄罗斯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增加了约40%，对印度的出口则从战前的微不足道增长到每日超过150万桶。

然而，这种转向是通过低价实现的。

俄罗斯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出口原油的平均价格比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低20-30美元/桶。据《金融时报》估算，这种折扣每年使俄罗斯损失约500-600亿美元的收入。

俄罗斯能源巨头Gazprom的高管在不愿具名的情况下告诉路透社："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短期的市场调整，而是整个能源出口体系的结构性重组。向亚洲的转向需要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和长期合同，而这些都发生在不利的价格条件下。"

战争使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体成为经济数据增长的主要来源。

据俄罗斯国防部数据，2023年军事订单同比增长约70%，许多工厂转为24小时三班制生产。

然而，军工领域的繁荣掩盖了其他部门的困境。

汽车制造业产量在2022年下降了约67%，消费电子、航空运输和零售业也遭受了严重打击。

叶卡捷琳堡经济学院教授瓦西里·奥列霍夫向《俄罗斯商业咨询》表示："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军事凯恩斯主义'，即通过军事支出刺激经济。这在短期内可能支撑GDP数字，但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挤压了民用投资，扭曲了资源分配，并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的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俄罗斯与"不友好国家"（西方及其盟国）的贸易额下降了约60%，而与"友好国家"（主要是中国、印度、土耳其、中亚国家等）的贸易增长了约35%。

西方的技术制裁对俄罗斯高科技产业造成了严重打击。包括微电子、航空、汽车和电信在内的关键领域严重依赖西方技术和零部件。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调查，俄罗斯国产"超级电脑"中约70%的核心组件来自美国和欧洲制造商。制裁后，俄罗斯不得不通过灰色渠道和第三国进口这些组件，成本提高了3-4倍，且供应不稳定。

莫斯科一家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库兹明对《经济学人》表示："我们被迫回到10-15年前的技术水平。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无法获取，即使通过第三国采购也面临巨大风险和成本。这不仅影响了我们当前的生产能力，更严重的是扩大了我们与全球技术前沿的差距。"

面对制裁，俄罗斯政府大力推动"进口替代"战略。官方宣传充满了本土化成功的案例，可是进口替代，不过是用效率更低的方式取代了效率更高的跨国合作。

据《福布斯》俄罗斯版报道，在官方宣称的3500多个"进口替代"项目中，只有约15%实现了真正的技术突破，大多数所谓的"国产化"产品仍然依赖进口关键组件。

圣彼得堡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经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坦言："我们被要求在一年内开发出之前从德国进口的精密机床零部件。表面上我们完成了任务，但实际上我们只是找到了中国供应商，并进行了外观设计的本地化。核心技术仍然依赖进口，只是供应链变得更长、更贵、更不可靠。"

航空业是技术孤岛效应最明显的领域之一。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到2023年底，俄罗斯民航公司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从部分飞机上拆卸零部件以维持其他飞机的运行。俄罗斯旗舰项目MC-21客机的量产被迫推迟，因为其约40%的关键组件来自西方供应商。

战争使军工部门成为资源分配的优先领域。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2023年国防预算增长到GDP的约6%，创下苏联解体以来的新高。

这种资源分配扭曲了整个产业体系。

《新闻周刊》俄罗斯版引用一位匿名政府官员的话："我们正面临着苏联晚期的同样问题——军工部门吸收了太多的资源和人才，挤压了民用产业的发展空间。长期来看，这种模式不可持续，因为创新和生产力提升主要来自竞争性的民用部门。"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的工程师德米特里·科尔涅夫描述了这种转变："我们工厂原本60%的产能用于民用设备生产，40%用于军工。现在这个比例完全颠倒了。薪资确实提高了，但工作强度和压力也成倍增加。许多年轻工程师宁愿放弃更高薪水，也不愿意参与军工生产。"

战争还严重地破坏了俄罗斯劳动力市场。一方面，约30万人被动员参军，另一方面，大量高技能人才离开了国家。一些领域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根据俄罗斯劳动部的数据，2023年建筑业、IT行业和制造业的空缺职位增加了约40%。俄罗斯政府简化了中亚移民工人的入境程序，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莫斯科建筑公司老板伊戈尔·奥尔洛夫表示："我们失去了约20%的熟练工人，有些被征召，有些则离开了俄罗斯。现在我们主要依靠来自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人，但他们通常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经验。项目延期和质量问题变得常态。"

货币崩溃

战争爆发后，卢布汇率经历了剧烈波动。2022年3月，卢布兑美元一度跌至1:150的历史低点，但随后在央行严格的资本管制下迅速反弹，甚至一度升至1:50以上。这种表面上的"强势"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俄罗斯央行前高级经济学家亚历山德拉·普罗科彭科告诉《彭博商业周刊》："卢布的汇率已经与经济基本面脱钩，完全由行政手段维持。这种人为干预虽然避免了货币崩溃，但扭曲了价格信号，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

2023年下半年，随着军费支出增加和能源收入下降，卢布面临新一轮贬值压力，汇率稳定在1:90-100美元区间。央行被迫将基准利率提高到15%以上，这虽然稳定了汇率，但也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和家庭债务负担。

根据《莫斯科时报》2024年的报道，俄罗斯的卢布兑美元汇率在过去一年内贬值了近三分之一，食品价格上涨了30%以上，许多家庭面临着“买不起食品”的窘境。

被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迫使俄罗斯加速发展自己的金融基础设施。俄罗斯央行的金融消息传输系统(SPFS)和国家支付卡系统(Mir)成为俄罗斯金融独立的核心工具。

据《金融时报》报道，到2023年底，约45%的国内银行间交易通过SPFS系统处理，而Mir卡在国内支付市场的份额超过70%。然而，这些系统的国际接受度仍然有限，主要局限于前苏联国家和部分"友好"国家。

俄罗斯金融科技协会主席安德烈·波波夫表示："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平行的金融世界，这既是制裁压力下的必然选择，也是重构全球金融格局的战略机遇。但无论如何，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巨大投资，短期内无法完全替代全球主流系统。"

俄罗斯央行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林娜被广泛认为是稳定战时经济的关键人物。她采取的高利率政策、资本管制和外汇市场干预虽然避免了金融崩溃，但这种代价不过是由平民在承担。。

《经济学人》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纳比乌林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战时经济条件下平衡通胀目标、汇率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些目标在当前环境下往往相互冲突，迫使央行做出艰难选择。"

纳比乌林娜本人在2023年末的新闻发布会上坦言："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前条件下，经济政策的选择空间已经大幅缩小。无论是通胀风险、预算赤字还是结构转型，都需要非常规方法和新思维。"

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银行业转向了更为彻底的国有化。大型国有银行如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和外贸银行(VTB)承担了更多政策性职能，而私人银行和外资银行的份额大幅下降。

据《俄罗斯商业观察》报道，到2023年底，国有银行控制了俄罗斯约75%的银行资产，比战前高出近15个百分点。这种集中化加强了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但积累了庞大的风险。

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瓦西里·索尔金分析道："我们正在回到一种类似苏联的单一银行体系，虽然形式上仍然存在多家银行，但实质上它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工具，而非市场化的金融中介。这提高了短期稳定性，但牺牲了长期效率。"

通过不断地超发货币，俄罗斯普通平民与企业的储蓄，正在被政府搜刮一空，未来的俄罗斯，将严重缺乏面向消费者生产的资本，经济长期衰退不可避免。

不平等的战争负担

战争给普通俄罗斯人带来的艰辛与政治精英的奢华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据《纽约客》报道，莫斯科市区的高档餐厅和夜总会依然灯火通明，价格不菲的香槟和鱼子酱销量甚至有所增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莫斯科餐厅老板告诉《卫报》："我们的高端业务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增长了。官僚和与政府有联系的商人成了主要客户，他们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制裁影响。一个普通周末晚上，你能在我的餐厅看到至少3-4位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和他们的家人。"

战争下，俄罗斯的政府支出替代了私人支出，承包商赚得盆满钵满。

据《政治》杂志报道，2023年，官方报销的克里姆林宫及政府高级官员的国外旅行支出增长了约35%。目的地从战前的欧美转向了阿联酋、土耳其、马尔代夫和泰国等"友好"国家。

俄罗斯寡头们大量财产被西方政府没收，但富人总是更有办法保护自己的。

根据彭博社的亿万富翁指数，尽管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富豪们的总财富在战争初期缩水约800亿美元，但到2023年底，多数人已经找到了保护资产的新途径。

《金融时报》对20位受制裁寡头的调查显示，约70%的人通过将资产转移到"友好"国家、改变公司所有权结构或利用家庭成员持有资产等方式规避了制裁影响。

一位匿名的莫斯科金融顾问向《福布斯》俄罗斯版透露："富人总是比法律快一步。当美国财政部还在确定某个寡头的资产清单时，这些资产早已经通过复杂的离岸结构转移到了看似无关的第三方名下。"

战争重新塑造了俄罗斯精英们的结构。

传统的能源和金融寡头让位于与军工复合体相关的新兴精英。

《外交政策》杂志报道："尤里·波里索夫、谢尔盖·切梅佐夫等与军工企业相关的人物在普京的权力圈中影响力显著上升。他们不仅获得了丰厚的政府合同，还在关键政策决策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俄罗斯国防工业委员会前成员德米特里·罗戈津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承认："这场冲突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权力平衡。那些能够为国家安全和军事需求提供支持的人自然获得了更多资源和影响力。这不仅是经济逻辑，也是地缘政治现实的反映。"

战争的代价在俄罗斯社会中分配极不均衡。

据莫斯科独立智库Levada Center的调查，约65%的征召士兵来自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居民在征召人员中的比例不到10%。

《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发现，俄罗斯最富有的20%家庭在战争期间实际收入下降了约5%，而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则下降了近25%。如果以购买力计算，比起战前，俄罗斯的最贫困的普通平民损失了近一半的购买力。

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工厂工人谢尔盖·科兹洛夫在接受采访时愤怒地说："我们的孩子在前线死亡，而莫斯科的富人们继续开着奔驰，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为什么总是普通人为政治家的决定付出代价？"

意识形态的代价

乌克兰战争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了强化民族主义叙事的契机。普京反复将这场战争描述为对抗"集体西方"的"生存斗争"，并将批评者标签为"民族叛徒"。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主持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成为这种叙事的主要传播者。在他的黄金时段节目中，他经常宣称："我们不仅在为领土而战，我们在为俄罗斯文明的存续而战。如果我们失败，俄罗斯将不复存在。"

然而，据《大西洋月刊》报道，这种叙事在社会不同群体中的接受度差异显著。城市中产阶级和年轻人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而年长者和农村居民则更容易接受。

战争导致俄罗斯教育和媒体空间进一步军事化。

2022年9月，俄罗斯教育部引入了新的"爱国主义对话"课程，每周一在全国学校举行。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些课程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正义性。

历史教科书也被修订，俄罗斯是被迫应对北约扩张的受害者，成为了标准课程。

一位来自莫斯科郊区的高中教师玛丽亚·伊万诺娃匿名告诉《卫报》："我们被要求传授的不是历史，而是宣传。如果学生提出质疑，我们被指示将他们引导回'正确'的观点。许多教师，包括我自己，都感到深深的道德困境。"

同时，俄罗斯最后几家独立媒体在战争开始后被迫关闭或迁往国外。《新报》、电台"回声莫斯科"和电视台"雨"等标志性媒体机构被关闭，数百名记者离开了俄罗斯。

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到2023年底，超过95%的俄罗斯媒体空间直接或间接受到国家控制。仅通过Telegram渠道和VPN访问的独立新闻来源维持着信息多元性，但其影响力有限。

乌克兰战争加速了对异见声音的压制。自2022年2月以来，约有20,000人因反战言论被拘留，超过500人面临刑事指控。

莫斯科社会学家格里戈里·尤丁在流亡前对《经济学人》表示："我们正在目睹一个社会的封闭。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封闭，也是对内部不同意见的封闭。"

大俄罗斯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有政治和社会成本，也有巨大的经济代价。

俄罗斯财政部的内部评估（经《华尔街日报》披露）显示，截至2023年底，战争和随后的国际孤立直接和间接成本已超过450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2021年GDP的近30%。这一数字包括军事支出、制裁损失、资产冻结、基础设施重建和人力资本流失等。

前俄罗斯央行顾问谢尔盖·阿列克萨申科表示："大俄罗斯主义的真正悲剧在于，它迫使国家将有限资源投入到扩张和对抗，而非发展和创新。结果是一种表面上的强大掩盖着深层次的脆弱，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反复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虽然官方宣传聚焦于"为祖国英勇献身"的叙事，但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感到被国家遗忘和背叛。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来自俄罗斯东部城市伊尔库茨克的安娜·马卡洛娃的故事。她的儿子伊利亚在赫尔松战役中丧生，遗体直到三个月后才被送回。"当地官员来参加了葬礼，给了我一面旗子和一张证书，然后他们就消失了。没有任何心理支持，没有对未来的保障。一次性赔偿金很快就用于还债和基本生活费。现在，我甚至不敢在公共场合谈论战争的真相，因为害怕被逮捕。"

由于财政不堪重负，对于伤残军人的后续支持也难以持续。

数万名带着身体和心理创伤的军人返回家园，却发现医疗和社会支持系统准备不足。《纽约时报》报道了25岁的前士兵伊戈尔·波波夫的经历，他在巴赫穆特失去了一条腿："政府承诺的高科技假肢迟迟不到，我不得不依赖慈善组织。康复中心人满为患，排队等候时间长达数月。许多雇主一看到我的伤残证明就婉拒了我的工作申请。"

战争的人力成本在俄罗斯全境分布极不均衡。

据《经济学人》分析，从人口比例来看，来自布里亚特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和达吉斯坦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伤亡人数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5-7倍。

来自西伯利亚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巴托尔·达巴耶夫告诉德国电视一台："我们这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被征召或自愿参战。经济困难、高失业率和高额军饷使许多年轻人别无选择。现在，我们的城市充满了寡妇和孤儿。这是一场我们没有选择的战争，却由我们付出最大代价。"

但是，人的适应力是很强的。

战争持续三年多后，多数俄罗斯人已经适应了"新常态"。

莫斯科社会学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约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调整了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的经济现实。

38岁的叶卡捷琳堡居民尼娜·索洛维娃描述了她家庭的适应："起初我们恐慌,担心会回到90年代的物资短缺。但人类是有适应能力的生物。现在我们知道哪些进口商品有替代品，哪些值得通过亲戚从哈萨克斯坦带回来，哪些可以完全放弃。我们减少了肉类消费，自己种更多蔬菜，放弃了出国旅行计划。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但我们别无选择。"

《华尔街日报》的观察指出："俄罗斯人表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同时也逐渐对严峻现实麻木。这种社会心理状态让克里姆林宫能够将'特别军事行动'无限期延长，而不必担心大规模社会抗议。"

不同社会群体对战争和国家状况的认知差异加大，社会也正在分裂。

Levada中心的民调显示，约65%的俄罗斯人主要通过国家电视获取新闻，这一比例在老年人和农村居民中高达80%以上。

圣彼得堡大学传播学教授伊琳娜·科尔苏诺娃解释道："我们正在目睹一个社会的认知分裂。一部分人，特别是年长者和远离大城市的人群，完全生活在官方媒体构建的现实中。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年轻的城市居民，通过VPN和Telegram获取多元信息。这两群人对同一事件的理解可能完全相反，甚至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26岁的莫斯科程序员瓦西里·什特科夫讲述了家庭内部的分裂："我的父母完全相信电视上说的一切，认为俄罗斯正在与纳粹作战。而我通过独立媒体了解到的现实完全不同。我们已经不再讨论政治，为了保持家庭和平，我们谈论天气和健康——这是我们唯一能达成共识的话题。"

俄罗斯未来无比黯淡

俄罗斯正从一个全球化的资源出口国转变为一个更加封闭、自给自足但也更加低效的经济体。

政府的权力在战时不断膨胀，历史经验表明，在战争中扩大的权力，并不会在战后马上消失。

为了防止社会动乱和战死士兵家属的情绪，部分战时体制将长期在俄罗斯存在，而这将扼杀经济活力。

本来俄罗斯就是低生育率人口，但战争将进一步扩大人口危机。

莫斯科国立大学人口学教授安娜塔西亚·拉基托娃警告："我们正在失去最具生产力的人口群体——年轻男性死于前线或残疾返回，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则离开国家。这种人口结构扭曲的影响将持续几十年，远超战争本身的时间跨度。"

根据《俄罗斯报》最新的统计，在过去的五年内，俄罗斯的青少年劳动力数量减少了近五分之一。人口专家指出，俄罗斯正面临人口时间炸弹。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减少约15%-30%。

但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俄罗斯民众心里的大国梦，其实离他们更远了。

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对抗，不会消失。即使解除部分国际制裁，欧洲各国对俄罗斯不可能恢复到过往的关系。欧洲民众视俄罗斯为最大威胁的情绪，正在被俄乌战争点燃，俄罗斯人成为欧洲大国、世界大国的梦想不仅会破灭，还会成为进一步被孤立的欧洲孤儿。

最终，国际的话语权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俄罗斯没有。

抱着几个蘑菇蛋自认为是个大国，那只是大号朝鲜。俄罗斯人通过战争和对抗来实现大国梦的路，是一条死路。

纳入领土的克里米亚，每一年需要几百亿美元的财政补贴，成为了俄罗斯各地对中央财力汲取最大的地区。而处理乌东俄族人的问题，未来也需要天量的资金。

在2014年前，俄罗斯人均GDP达到1.4万美元，中亚国家、乌克兰有大量的年轻人去到俄罗斯工作，那时的俄罗斯人，瞧不上中国人的生活，有能力的俄罗斯人，渴望去的地方是伦敦。

今天，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生活无比羡慕。普京不停地往中国跑。俄罗斯人与普京，已经别无选择，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将成为一个依附者。

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注定成为贫弱之国，大国之梦已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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