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秘密不是国家确权，而是权力退场

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自问世以来，便被全球学界与政策界奉为破解发展中国家贫困迷局的经典之作。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就是：产权界定是资本的基石。

他引用布罗代尔的观点，把那些游离于国家法律之外的经济活动，称之为“钟罩”之外。这些非法经济在拉丁美洲和发展中国家占比极大，穷人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掌握了巨额的“沉睡资产”，这些资产不被本国法律承认，处于非法、非正式状态，没有纳入全国性的资产登记和交易网络之中，因此估值很低，也没有办法进行抵押、交易，无法实现资产增值。所以，穷人所有的，是“死的资产”，而不是“活的资本”。

而之所以存在这些非法的经济活动，不是因为这些穷人想逃税、脱离政府监管，或者穷人不知道资本增值的办法和好处，而是现行实在法对他们极其不利。例如德索托曾问秘鲁政府官员：登记办理一家企业，需要多长时间？官员按照秘鲁法律规定回答说只需要一天。可是当他和他的团队在利马郊区举办一家服装厂时，光是登记注册就耗时289天，花费了1231美元，这是工人最低月薪的31倍。而要想获得在一块国有土地上建造一座房屋的许可，需要6年11个月，与52个部门打交道，完成207道手续。

他提出了非常有洞察力的观点：人们之所以遵守法律，是因为遵守它是对自己有利的，当遵守法律的成本高昂，无法带来现实的利益，那么就会选择游离于现行实在法之外，而通过自发的契约，形成自己的法律。简言之，黑市的形成，是管制和干预的结果；黑市，才是真正的市场。

由此认知出发，德索托从1990年代开始，出任藤森政府的经济顾问，后来又担任多届秘鲁政府的官方顾问至今，一直主导推动的政策就是：为那些非法的土地和房产确权、为非法的经营活动颁发正规的营业许可，将其纳入正式经济、即国家许可之中。

对于以上观点，尤其是“产权是资本形成的基石”，我们深表认同。市场经济的根基就是产权，资本是经济进步的引擎。一个产权无法得到保障的社会，将提升人们的时间偏好，导致所有人倾向于即时满足而忽视长远，由此会消耗资本，降低劳动生产率，陷入普遍贫穷之中。

可是，德索托主导的秘鲁经济改革，只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从1990年算起，至今已经30多年，并没有推动秘鲁的经济腾飞。秘鲁至今仍然是一个人均GDP不足万元的、在拉丁美洲也只排在中间位置的落后经济体。世界银行的追踪显示，当德索托和秘鲁政府为170万宗非法占地和房屋确立产权后，银行对其的信贷支持并没有增加，相反，大批特权阶层趁机收购贫民资产，导致穷人再次流离失所，重新回归非正规经济之中。

要知道，如果是正确的经济改革，30年，已经足以打造一个高度繁荣的经济体了。亚洲“四小龙”、中国的改革开放，都不过就是三四十年光景。

“德索托方案”号称是十多个国家的改革蓝本，可是无论是亚洲的菲律宾、柬埔寨，还是拉丁美洲的海地、洪都拉斯，亦或是非洲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

就出在：德索托只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原因是什么？然而他开出的药方，却是“请强盗来守护财产”的致命毒药。他对产权的形成、什么是真正的法律、以及什么是资本主义，都存在着重大的误解。我认为其根源在于他无法脱离国家主义的固有框架，把权力当成了万能良药，最终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削减权力，而是扩张权力。

须知我们评判一项改革措施是不是边际改善的标准，就是看它到底是在削减还是在增加权力。因为权力每增加一分，自由就缩减一分，繁荣就减少一分。

具体说来，主要存在以下认知误区：

第一，对产权来源的认识错误。

德索托提出，资产要转化为资本，必须具备“可表述、可交易、可抵押”的属性，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国家通过法律赋予其正式产权。在其认知中，产权的合法性完全来源于国家的承认，没有国家颁发的证书，穷人的资产就只是“非法占有”，既无法获得法律保护，更无法进入正规市场。

这种观点本质上是“法律实证主义”的谬误，与私有财产的伦理相背离。他实际上误解了产权本身。

让我们重申弗里德里克·巴斯夏在《法律篇》中的洞见：财产权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的唯一职能就是保护财产权。

产权是什么？产权来源于人对自己身体的直接控制，以及对其经先占、生产和交换所得之物的排他性控制。“你的”、“我的”，就是产权的直接表达；互不侵犯的基本原则，就是产权的基本要义。

确权，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确权的办法应当是：如果没有相反证据，财产的当前占有人，应当被推定为其合法的所有者。这并不是权宜之计，或者害怕变革的保守主义，而是产权理论的基本原则。因为，只有当前占有人，与该财产产生了直接的、可识别的客观联系，如果有人提出异议，那么他应当举证。否则，这项产权就理所当然地、排他性地属于当前控制人。

它需要国家背书和承认吗？并不需要。国家的法律只能“保护”产权，而不能“创造”产权。现实中，国家扮演的角色，恰恰是破坏和侵犯产权。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千方百计防范其对产权的侵犯，而不是天真地期望黄鼠狼给鸡看守鸡窝。

秘鲁贫民窟的穷人所拥有的财产，有谁提出异议了吗？并没有。是因为秘鲁政府将所有土地变成所谓的国家财产，才让他们的财产处于非法状态。而那些被驱逐的印第安人，本应返还他们被掠夺的财产，秘鲁政府却不返还，因此，实际上那些秘鲁国有企业和特权阶层拥有的资产，才是非法的。

整个秘鲁、乃至拉丁美洲，财产的“正规”与“非正规”，按照严格的产权理论，完全是颠倒的。这才是整个冲突的起因。

当非法的产权在一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那必然是因为管制和干预破坏了正常的产权，是人为的立法将整个社会划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阶层，制造了阶层矛盾和对立。这个时候正确的改革措施应当是：砍掉管制和干预，让产权通过自由行动和资源契约得以形成，而不是让这些非法产权通过国家立法的确认而确立。如果仅仅是确立这些产权，而不砍掉其他管制和干预，那么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产权被纳入国家的“法允资产”，成为征用、征税、监控、特权阶层掠夺的对象。因为国家可以修改并解释自己制定的所谓法律。

秘鲁的情况，正是上述理论的活证明。

实际上，德索托在书中已经谈到了“美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提到了著名的西进运动和淘金热时期，矿业小区如何通过自由行动和自愿契约确立产权的历史。淘金者和牛仔们通过自发约定、口头协议，实现了土地的交易与流转，形成了繁荣的农业与商业体系，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拓殖者的产权，并没有国家颁发的地契，没有官方的法律背书，却因其符合“先占原则”和自愿契约，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尊重。美国的《西北法案》和《宅地法》，尽管也有瑕疵，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因势利导，只要拓殖者持续耕种满7年，就自动获得160英亩土地的所有权，自己用猎枪和铁丝网、牛仔们自行成立私营警察组织，捍卫自己的产权即可。

他引用美国国会的证词肯定这种自发的财产权规范：“它充分体现了美国人民建立帝国和秩序的特殊天才，因此，这一制度理应得到保留和确认，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展示了公众的主权性，而且，它只要求我们不要破坏……”

德索托甚至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你要知道产权属于谁，就听听狗叫声（意思是，进入他人的私有财产领地时，产权人的狗会吠叫）。而且他说，要确立产权并不难，只是技术问题，产权总是有它的线索，政治人物只需要深入田间地头即可。他也非常认可民间自发通过社区约定、自愿契约的形式形成的产权。

既然已经认识到这种自发的产权规则的合法性，奇怪的是，德索托得出的结论却南辕北辙：要求国家予以确权！

国家主义思维禁锢了他的头脑，让他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像芝加哥学派一样，把产权的确认任务不假思索地分配给了政府，给了政府终极的决断权，他实际上是在说：“国家说的就是对的”。由此，也让他听不到“狗叫声”。

第二，对国家的本质的认知错误

也难怪，德索托的职业生涯，其实一直是政府的经济顾问，是秘鲁政府的宠儿，他属于“主流的”。在《资本的秘密》中，除了产权是资本的基石这一正确认知之外，另一条主流一直是：国家是中立的、公正的、能够为穷人提供服务的“公共机构”，它是穷人财产的守护神。

可是拜托，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者都不难发现，在拉丁美洲魔幻而又悲惨的历史中，从西班牙殖民者和克里奥尔人，到独立后秘鲁本国的军事贵族，再到现今的特权阶层和民粹主义者，他们哪一个成立的国家，不是在掠夺穷人呢？他们可曾有过一丝中立和公正？把希望寄托给他们，而不是大众的自由精神，难道不是与虎谋皮吗？

德索托在书中指出的繁文缛节的审批程序，将穷人排除在外，难道是穷人们乐意的，还不是秘鲁政府搞出来的？

为什么会搞出这些幺蛾子？

因为拉丁美洲的土地制度从西班牙殖民开始就是不公平的。革命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恢复产权，而是把侵犯者从殖民者变成了“自己人”。在美国扶植亲美政权后，这些人又变成了和美国勾结压迫本国民众的民族公敌。然后，在沸腾的民意之下，民粹主义政府又没收这些资产变成了国有资产，许诺福利收买穷人换取选票利益。

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拉丁美洲的民情总是民族主义加阶级斗争的模式。人们信奉政府可以为他们做主，对其赋予了不切实际的期望，这就是不断地向上授权，让其集中权力，就把一切管起来了。只要人们相信国家可以公正行事，可以照顾每个人，这个问题就无解。

然后，繁文缛节的审批，实际上为特权阶层竖起了一道坚固的护城河，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所有平民排除在正规经济的“钟罩”之外，攫取垄断利益。所以我们看到，管制和干预措施会叠床架屋，越来越多，直至把整个经济窒息。

到一定程度，广泛的领取了政府福利的人群，都变成了食税阶层、既得利益者，他们就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这个时候，德索托还相信秘鲁这个国家的中立、公正，能够为穷人造福吗？

德索托在书中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论断，难道他不知道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定义吗？马克思说：“它是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其典型标志就是军队、警察和监狱。”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而言，国家的税收、管制、产权登记费用，本质上都是一种掠夺——穷人本就生活贫困，却还要承担高额的注册费用、税费，才能获得国家认可的产权；而精英阶层则可通过特权，逃避税收与管制，甚至借助国家权力，掠夺穷人的资产。通过“简化官僚流程、降低注册成本”改善穷人处境，无异于“希望强盗少抢一点，却不否认强盗抢劫的合法性”，是徒劳无功的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穷人被掠夺的命运。

此外，当国家垄断法律秩序后，会逐渐取代民间的自发秩序，摧毁穷人通过社区规则、声誉机制建立的产权体系——当人们习惯依靠国家界定产权、解决纠纷，民间的自发规则就会逐渐消亡，国家则可凭借垄断地位，随意修改产权规则，牺牲穷人利益，满足精英阶层需求。

第三，对法律和立法的认知错误

哈耶克说，法律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创设的。当今世界的所谓法律，都不过是打着法律名义的立法和命令，95%以上都应当予以废除。

这就是“法律”和“立法”的分野。

那些基于产权原则、为了定分止争、人们通过自愿行动达成的规则体系，才是真正的法律。例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就是法律，它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走向和平与繁荣。而立法，如果它符合法律，那就是良法，如果它违背了法律，那就是恶法。恶法非法，自始至终都不应当有效，应当立即予以废除。

赋予立法机构立法权，本身就是对自由社会的一种侵犯，就是对民间自愿秩序的否定。它意味着立法机构和多数群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规范所有人行动，侵犯人们的产权。它将导致人们时间偏好的提高，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因为既然可以人为制定，那就可以随着民情的改变和立法者意志的改变而修改，重要的是，司法还是垄断的，解释权还是他们的。这会将社会推向所有人都违法的险境之中。“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不就是秘鲁的真实写照么？

正如金塞拉所说：立法不过是控制。立法泛滥，正在扼杀真正的法律。

事实上，德索托已经认识到：一种权利要获得合法性，未必通过正规法律予以确认，一群人强烈支持一种特定惯例，就足以使之被推到一种权力地位，并对正规法律形成有效对抗。

在一段对律师群体的一段富有洞察力的否定性评价中，德索托认为法律改良的任务不能交给律师，而应当交给有责任感和爱人民的政治家。因为现在的错误法律，哪一个不是律师群体创造的呢？他说，这些律师，大都忙于研究西方法律，以及如何对他们进行调整，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地方性的实践原则，并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民俗学者最适合研究的项目和领域。如果律师想在创造完善的法律方面发挥作用，就必须走出法律图书馆，走进不合法的社会部门，因为后者才是建立合法的正规法律制度的唯一信息来源。

因此他说：除了恐怖分子，就没有任何阶层或团体能像他们那样，有能力破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和恐怖分子不同，律师知道怎样合法地实施破坏。

他还引用布鲁诺莱奥尼的观点说：古罗马人和英国人都认为，与其说法律是被制定出来的，不如说它是被发现的。

可是奇怪的是，他不能做到逻辑一致。既然民间自发的秩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而那些立法者和律师们创造的，恰恰是制约人们行动的命令，那为什么一直要舍本求末地要求“实现重大的法律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呢？为什么就不能直接确认民间的秩序为法律呢？为什么非要国家立法才算有效呢？为什么只有政府制定的法律，才是“正规”的呢？为什么必须“让那些不合法协议，进入全新的、综合性的正规社会契约中呢”？

国家主义思维深入骨髓。

与财产权的“正规”与“不正规”的彻底颠倒一样，整个秘鲁，以及德索托本人，对法律和立法的认知，也是完全颠倒的。

正确的认知是这样：秘鲁的非正规产权，才是正规产权；那些不正规的民间契约，才是法律。如果秘鲁人民的认知发生了上述转变，整个秘鲁才能迎来灿烂的明天。

第四，信贷不是资本的来源，储蓄才是

德索托的核心执念，是将“信贷”视为资本形成的关键：认为只要穷人获得国家颁发的地契，就可以用其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进而将“死资产”转化为“活资本”，实现财富积累。这种观点是对资本形成机制的彻底曲解——信贷不创造资本，储蓄才是资本的唯一来源；资本形成的真正前提，不是国家确权，而是财产安全与市场自由。

资本是储蓄的产物，是人们放弃当前消费、将资源用于未来生产的结果。没有储蓄，就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就没有生产的扩大与财富的积累。信贷的作用，只是将已有的资本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而非凭空创造资本。将信贷视为资本形成的“魔法”，本质上是混淆了“资本转移”与“资本创造”的区别——穷人即便获得贷款，也只是获得了他人的储蓄，而非创造了新的资本；若没有足够的储蓄作为支撑，信贷扩张只会导致通胀，进一步掠夺穷人的财富，让穷人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这正是拉丁美洲国家不遵守财政纪律、导致债务型国家和超级通胀，最终导致穷人被持续掠夺的悲惨历史。我们都知道，信贷扩张有坎蒂隆效应，它是扩张权力、照顾裙带特权集团的工具，穷人的购买力，就是这样被剥夺的。

真正的资本形成，不需要国家确权，不需要银行信贷，只需要财产安全与市场自由两个核心条件。只要财产权得到切实保护，人们就会愿意储蓄、投资、扩大生产；只要市场是自由的，人们就可以通过自愿交易，实现资产的价值增值，形成资本。历史上无数案例印证了这一点：中世纪的商人法体系，没有国家确权，没有银行信贷，商人通过自发约定、私人仲裁，实现了商品的跨国交易，积累了大量资本；美国西部的拓荒者，没有国家地契，没有银行贷款，通过开垦土地、种植作物、自由交易，建立了繁荣的农业经济；华人南洋社团，在没有国家保护的情况下，通过自发形成的产权规则与信用体系，开展商业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

德索托将“地契+信贷”视为资本形成的关键，忽视了资本形成的真正核心——自由。在发展中国家，穷人贷不到款，不是因为没有地契，而是因为国家控制了银行体系，垄断了信贷资源，将大量资本投向了精英阶层与国有企业；穷人的资产无法转化为资本，不是因为没有正式产权，而是因为国家通过管制、税收、通胀等手段，破坏了财产的安全性，阻碍了市场的自由交易。即便是在德索托主导的秘鲁产权改革中，虽然为大量穷人颁发了地契，但穷人获得银行抵押贷款的比例几乎没有上升——银行依然嫌穷人收入不稳定、风险高，不愿向穷人放贷。这一事实印证：国家确权无法解决穷人的信贷问题，只有打破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垄断，实现市场自由，穷人才有可能获得信贷，将资产转化为资本。

德索托还忽视了民间自发信用体系的价值。非正式经济已形成完善的民间信用体系——社区长老的见证、个人的声誉、长期的合作关系，都是民间信用的重要基础。这种信用体系，虽无国家法律背书，却比官方信用体系更高效、更可靠，更能满足穷人的信贷需求。国家一旦介入，建立官方信用体系，就会摧毁这种民间信用体系，让穷人失去获得信贷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垄断、对民间信用体系的破坏，是导致穷人难以获得信贷、资产无法转化为资本的重要原因，而德索托的方案，恰恰强化了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进一步堵塞了穷人获得资本的渠道。

我们希望揭开真正的资本的秘密，那就是：

国家退场，自由归位！

解决秘鲁贫困问题的唯一方案，不是“国家确权”，而是“彻底的自由放任”，具体包括以下核心要点：

第一，废除一切土地管制与产权登记制度，回归先占原则。取消国家对产权的垄断，明确承认穷人通过先占、劳动获得的产权合法性，无需国家颁发地契与官方法律背书。只要通过拓殖某一资源，就拥有对该资源的绝对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受自然权利严格保护，任何个人与组织（包括国家）都无权侵犯。同时，允许民间自愿开展产权登记、公证、契约等活动，国家不得垄断、不得干预。

第二，废除一切营商壁垒与管制政策，实现市场自由。取消企业注册的繁琐手续、高额费用与行业准入限制，取消价格管制、外汇管制、利率管制，让人们可自由创业、自由交易、自由竞争。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与自由，任何商业活动都应被允许，国家不得干预。唯有实现市场自由，穷人才有机会通过自身劳动与智慧，积累财富、形成资本。

第三，废除秘鲁央行与法定货币，恢复硬通货与自由银行体系。央行的存在是通胀的根源，法定货币的发行是对穷人财产的掠夺——央行通过印钱稀释货币价值，导致物价上涨，让穷人的储蓄不断缩水。废除央行，取消法定货币，恢复金本位，允许私人银行自由发行货币、开展信贷业务，才能终结通胀掠夺，保障穷人储蓄安全，让资本真正积累。

第四，废除秘鲁司法垄断，实现司法市场化。取消国家司法机构，尊重私人仲裁、社区执行、商业法庭等民间司法体系，让人们通过自愿选择解决产权纠纷与商业争议。民间司法体系基于自然权利与自愿契约，比国家司法体系更高效、更公平、更贴近普通人需求，能更好地保护穷人的财产权。中世纪的商人法、美国西部的私人仲裁，都是民间司法体系的成功实践，无需国家暴力背书，就能实现纠纷的公正解决。

第五，严格遵守财政纪律，全面减税，直至减到0；全面缩减开支，直至缩减到0。坚决杜绝举债和通胀为政府开支融资。让穷人真正拥有自身劳动成果，自由地储蓄、投资、扩大生产，真正实现财富积累与资本形成。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积累储蓄，而不是奢望国家照顾，任何福利政策，都是对储蓄精神的打击和对生产的嘲讽。

第六，全面自由贸易。我们坚决反对德索托所说的着眼于国内释放产权，不必舍近求远，“一味地呼吁开放经济，却使经济改革仅仅为少数特权阶层打开大门，使大多数人关在了门外”的荒唐论调。如果产权成立，那么一个人想与地球上任何人交换，都是他的权利；对外开放，才是打破特权集团垄断的根本途径，因为只要对外开放，那些保护特权集团的国内干预主义政策就行不通；而且，对外开放造福最大的，恰恰是秘鲁国内最贫困的人群，他们将加入国际劳动分工中，享受全世界超级生产力带来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这就是理论。任何政治行动策略，当然要考虑其现实状况，就像德索托所说的那样，“在整理鹰巢的过程中，避免被老鹰抓伤”。但是，这终究只是政治行动策略，它必须服从于经济学原理，朝着理论揭示的方向迈进，否则，只会遭遇失败，或者只会将矛盾掩盖并向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