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集体主义”病毒

身在美国的朋友，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美国正身处一场高烧不退的政治狂热中。

打开手机，各种新闻和评论区里，人们的情绪就像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左边骂右边是“种族主义”，右边骂左边是“白左圣母”；这边说要“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一下”，那边说要“为了社会公平管一管”。

我们被各种宏大的口号裹挟着，被迫站队，仿佛不选一边就是一种背叛。我们感到愤怒、撕裂、困惑，却又说不清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只是隐约觉得，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变质。

今天，我想带你跳出左右互搏的泥潭，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当一回“政治体检医生”。我们要一起诊断一种正在我们身边悄然蔓延的、极具迷惑性的思想病毒——“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说白了，集体主义的核心思想就一句话：“为了集体的目标，个人的权利可以、也应该被牺牲。”

这里的“集体”可以有很多马甲，比如“国家”、“民族”、“阶级”或者某个“进步团体”。这种思想就像一种病毒，它不在乎宿主是左派还是右派，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激进的民族主义里都有它的身影。只要有机会，它就会寄生、复制、扩散，最终的目标都是一个：侵蚀个人的自由。

更可怕的是，它的入侵往往不是青面獠牙，而是温情脉脉。它不会一开始就说要抢你的财产、堵你的嘴，而是通过一些看似“有道理”的症状慢慢渗透。哈耶克早就警告过我们，通往奴役之路，往往是由善意铺成的。

下面，就是这份“集体主义”病毒的六大核心症状。我敢打赌，你在两党的政策和言论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影子。

症状一：确立一套“唯一正确”的道德密码

任何社会都需要道德。美国国父们提出的道德基石很简单：生命、自由、财产权。这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不证自明的权利，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卫它们。法国思想家巴斯夏说，这之外的，都是耍流氓。

但集体主义者会偷换概念。他们会创造一套全新的、绝对的、不容置疑的道德密码。比如“为了民族复兴”或者“实现终极社会正义”。

这套新道德被包装得像一种新宗教。它最恨的，就是有比它更高的权威存在——无论是上帝，还是“个人良知”。因为它认为，人本身没什么内在价值，你的一切价值都来自于你对集体的贡献。

这套道德密码不寻求“容忍”，因为它觉得容忍就意味着还有辩论的空间。它要求的是“彻底接受”和“绝对忠诚”。信徒们会产生一种“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崇高感和道德优越感，然后心安理得地去排挤、打压那些“不接受”这套密码的“异端”。

一旦大多数人接受了这套道德，那么以“美德”之名行使绝对控制，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症状二：理直气壮地拆除“路障”

当新的道德密码开始深入人心，下一步，就是拆除那些阻碍权力扩张的“路障”。

这个过程起初总是很微妙的。可能只是“一条小小的监管规定”，或者“一个临时的行政命令”，再配上一些“这是人民的呼声”或者“情况紧急，必须果断”之类的说辞。

一个健康的社会，本该有各种各样的“路障”来制衡权力，比如三权分立、程序正义。这些制度就像马路上的减速带，虽然有时候会让效率变慢，但它的核心目的，是防止权力这部汽车失控。

但集体主义者会告诉你：“现在都堵车了，还遵守什么交通规则？直接把减速带铲了，我们才能一脚油门踩到底，尽快到达目的地！” 于是，任何阻碍他们议程的人或制度，都会被视为“敌人”。他们会把自己信得过的人安插在各个关键岗位，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民众，而是为了确保“自己人”能高效地执行唯一正确的意志。

好比说，一个复杂的社会就像一片热带雨林，里面有无数动植物在自行互动，信息复杂得超乎想象。而中央计划者却傲慢地认为，他们这几个“专家”坐在办公室里，就能规划好整片雨林的生态，然后由上至下地强制执行。

症状三：熟练运用“我们 vs 他们”的话术

集体主义最擅长的，就是制造分裂，然后在分裂中凝聚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话术。

它的公式很简单：找到一个敌人，然后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唯一代言人。

这个敌人可以是“华尔街的精英”，也可以是“外来的移民”；可以是“不爱国的资本家”，也可以是“思想腐化的知识分子”。通过给对方贴上“贪婪”、“邪恶”、“落后”的标签，一场“我们 vs 他们”的斗争就开始了。

这种话术极具煽动性，因为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了简单的敌我矛盾，为你所有的不如意都找到了一个可以怪罪的对象。它让你感觉自己属于一个光荣的“我们”的集体，从而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和认同感。

症状四：量身定做“阴谋论”

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说，有些揭露政府滥权的“阴谋论”是有价值的。但集体主义者搞的，是另一种“阴谋论”——由国家驱动、用来打击对手、合理化自己干预行为的阴谋论。

这种阴谋论往往没什么真凭实据，但特别能调动情绪。比如，把所有物价上涨都归结为“无良商家在囤积居奇”，把所有失业问题都归结为“资本家在恶意剥削”。

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达到三个目的：

1. 激发民众对某个群体的愤怒和不信任。
2. 将民众的注意力从政府自身的失误上移开。
3. 为政府下一步出手干预市场、加强监管，创造完美的借口。

你看，真相在集体主义叙事里无足轻重，服务于集体目标的情绪和忠诚才是一切。

症状五：绑架“功利主义”，画一张未来的大饼

功利主义，简单说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集体主义者恰恰最会绑架这个概念。

他们会说：“为了未来的宏伟蓝图，牺牲你现在的一点利益是值得的。”“我们这个法案，虽然会暂时伤害一小部分人，但长远看将造福整个社会。”

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他们总是在推销各种“政府项目”和“解决方案”，告诉你只要政府出手，就能解决一切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拿出各种乐观的数据模型，信誓旦旦地承诺“这个法案将创造XX万个就业岗位”、“这项投资将让经济增长X%”。

为了让你吃下眼前的苦药，他们甚至会表演一出悲情戏，告诉你他们也知道这很难，但这是“为了更伟大的利益”而不得不付出的“微小代价”。

这种逻辑的巨大谬误在于：一小撮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根本不可能预测由亿万个自由个体组成的动态社会的未来。人类本就不擅长预测，而把这种预测权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只会把这种缺陷放大无数倍。

症状六：以“慈善”之名，行“合法抢劫”之实

税收、补贴、福利、关税……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什么？

巴斯夏给了它们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合法的抢劫”（Legal Plunder）。

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把一部分人的财富，通过强制手段拿走，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财富先是被集中到一个中央机构，然后由这个机构来决定如何再分配。

这个过程总是被各种慈善和高尚的言辞包裹着。比如“帮助穷人”、“刺激经济”、“偿还国债”。但巴斯夏一针见血地指出：“被强制的慈善，就不再是慈善，而是抢劫。”

当政府取代你，来决定你的钱该怎么花、该“帮助”谁的时候，它不仅仅侵犯了你的财产权，更扭曲了整个经济的信号，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

你的诊断眼镜

朋友，讲到这里，我想你已经明白了。

这六个症状，就像六张试纸，可以帮你检测出任何政策和言论背后的“集体主义”病毒含量。关键在于，它与左右无关。一个右派政客可能大搞民族主义和保护性关税（症状3和6），一个左派政客可能鼓吹用高税收实现社会公平（症状1和6）。他们的外衣不同，但病毒的内核是一样的。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有了一副全新的“诊断眼镜”。

从此，当再有人用“集体”的名义，要求你让渡一丝一毫的个人权利时，你便可以保持警惕。当再有人用宏大的许诺，来为眼前的强制措施辩护时，你便可以洞察其背后的逻辑陷阱。

自由，从来不是一次性被夺走的，而总是一点一点被蚕食的。正如哲学家休谟所警告的：“任何形式的自由，都很少会一下子全部丧失。”

我们可能在各种议题上观点不同，但这没关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唯一必须站在一起捍卫的，是自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