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暴力才能实现权力制衡

政治学理论中长久以来存在一个核心难题。“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无疑是个灵魂拷问。通常来说，为了保护普通民众免受内部犯罪的侵害和外部国家的侵略，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赋予文官政府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就是暴力的垄断权。

一旦政府获得了这种合法的暴力垄断权，它就摇身一变，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但是问题随之而来。一旦国家掌握了这种绝对的力量，如果它开始滥用权力，谁还能驯服这头巨兽呢？

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无数政治理论家。他们绞尽脑汁，试图设计出完美的宪法和政治体制。他们指望借此防止国家权力的越界，或者在权力被滥用时，能有某种机制来悬崖勒马。

在美国独立初期，这也是全社会普遍担忧的核心议题。1787年，当美国的联邦党人大力推动通过新宪法时，他们向民众做出了郑重的承诺。他们保证新宪法将严格限制政府的规模。这意味着，政府绝对不会膨胀到足以侵犯普通美国人自由的地步。

然而，许多美国人对此深表怀疑。他们不明白联邦政府为什么需要索取如此庞大的新权力。毕竟，新宪法不仅赋予了中央政府新的征税权，还为它提供了一条捷径，使其能够轻松组建军队，甚至将联邦权力直接对准各州的人民。

“别担心！”这就是联邦党人对民众恐慌的统一回复。他们拿出了选举制度和民选立法机构作为挡箭牌。他们声称这些制度足以防止联邦权力的滥用。比如汉密尔顿就信誓旦旦地保证。他说联邦政府里的任何人，都绝对无法行使新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赋予的权力。

事实证明，联邦党人彻底错了。今天的美国联邦权力，已经庞大到18世纪的美国人做梦都想不到的程度。而美国的各个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了联邦政府的行政附属单位。

如今，如果还有人声称联邦政府从未行使过宪法未授予的权力，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随便就能举出几个反例。比如中央银行的建立。再比如《爱国者法案》赋予政府的庞大监听特权，以及所谓的“选择性服役”征兵制度。

我们同样不能说，选举和国会投票曾有效抵御过联邦权力的扩张。事实上，聚集在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不仅没有限制权力，反而通过立法不断打破所谓的“有限”承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新宪法通过后没多久，联邦政府就迅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联邦法院系统。

随后，他们开征了新的税收，甚至出台了严苛的“煽动叛乱法”。到了19世纪末，联邦政府更是开始组建规模空前的常备军。这些军队被直接用于领土扩张，以及对美国成员州进行军事镇压。

今天的联邦政府在扩张权力的道路上，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外部限制。它唯一的限制，仅仅来源于其内部的法律“专家”。这些专家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不要忘了，他们与联邦中央政府的其他人一样，都属于同一个华盛顿精英圈子。

只有真正的力量，才能制衡权力

那么，为什么美国宪法未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限制联邦权力呢？抛开多数美国人其实并不真正关心限制权力这一点不谈，最核心的原因在于，缺乏一种能与联邦权力抗衡的独立力量。允许联邦政府像现在这样运作，就好比允许一个警察局自己调查自己，来决定它是否滥用了权力。

无数经历过独立革命的美国人，其实早就看透了这一点。得益于长达八年的残酷战争经验，以及对英国统治历史的深刻了解，许多美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没有任何一纸契约，也没有任何法律框架，能够最终约束一个强大国家的特权。

换句话说，这些先驱们理解一个永恒的政治真理。一旦国家下定决心要侵犯它自己的人民，只有力量才能制衡权力。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只有事实上的武力才能制衡权力。在紧急状态下，写在纸上的理论合法权责，根本不值一提。

但这并没有让当时支持集权的联邦党人感到困扰。他们成功地自我催眠，坚信内部的“制衡机制”足以限制联邦权力。《联邦党人文集》里充满了对这种观点的长篇大论。不过，联邦党人自己到底有多相信这些说辞，其实很难说。

毕竟，《联邦党人文集》本质上是一份政治宣传手册，目的是说服人们支持新宪法。为了让宪法通过，作者们什么话都愿意说。因此，他们洋洋洒洒写了数万字，编造出各种理论，试图证明联邦政府的不同部门会如何神奇地自我限制。你要知道，这些部门同属一个政府，且被同一批统治精英控制。

他们整天把“国会绝不会让总统滥用权力”挂在嘴边。这种论调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几乎是个笑话。尽管如此，他们的最终目标还是达到了。他们成功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联邦政府，使其能够独立行使庞大的军事和强制权力。

然而，许多人当时并不买账。他们不相信国会里“开会的代表们”能阻止政府将枪口对准美国人。那些反对建立新型中央集权政府的人，后来被称为“反联邦党人”。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必须确保各州保留通过武力抵抗联邦权力的手段。

在1788年的弗吉尼亚批准大会上，帕特里克·亨利对这一立场进行了极其精辟且生动的总结。当时有人告诉他，只要召集代表开会，就能解决联邦权力膨胀的问题。亨利立刻反驳了这种天真的想法。

亨利嘲讽道，如果为了惩罚暴君，我们只需要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开个会就行了，那我们的日子也过得太自在了。他敏锐地指出，民众用来防身的武器已经不复存在。他反问在场的人，历史上有哪一次革命，是靠一群手无寸铁的人去惩罚掌权者而取得成功的？

亨利警告说，在那些号称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里，往往也存在着严苛的集会法。只要几个邻居聚在一起，就有可能被政府雇佣的士兵开枪击毙。这些士兵就是专制主义的机器。他预言，美国迟早也会看到这样的法律。

他继续算了一笔账。美国未来必将拥有一支常备军，用来执行暴政的指令。到那时，民众拿什么去惩罚他们？难道靠下达一张惩罚令吗？谁会听从这种命令？难道靠一个拿着权杖的礼仪官，去对抗全副武装的建制兵团吗？

亨利深感绝望。他指出，新宪法赋予了中央政府无限的直接征税权，并在所有的军事要塞、军火库和造船厂拥有排他性的立法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抵抗都等同于疯狂。因为所有的国家力量都掌握在了潜在的敌人手中，而他们的驻军之地自然是全国最坚固的堡垒。

更致命的是，宪法还将各州民兵的控制权交给了国会。国会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他们，垄断所有的武力。民众根本无法强迫国会接受惩罚。亨利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武器由国会提供，他们大可以不发枪。当州里连一把火枪都没有时，民兵还能有什么用？

对于早期的美国人来说，答案很明确。那就是反对建立任何联邦常备军，并确保各州保留抵御联邦入侵的自卫手段。这些建国初期的美国人，深刻理解“只有力量才能制衡权力”这句话的真正分量。

法国大革命后的自由派反思

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的古典自由派学者阵营中，也发出了极其相似的担忧。在经历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拿破仑帝国的覆灭以及长达25年的战乱后，法国自由派做出了深刻反思。他们发现，大革命的灾难不仅仅源于其狂热的意识形态。

另一个致命的问题，是革命者对政治权力进行了空前的集中化。通常来说，反对国家扩张的人往往比较天真。他们不明白维持独立的地方力量对于抵抗中央政权有多重要。但那些渴望扩大国家权力的人，对此却心知肚明。

因此，那些追求强势政府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渴望更大程度的政治集权。法国的革命者正是如此，他们在法国推行了史无前例的政治集权。然而，革命者们其实是捡了个现成的便宜。因为在法国旧制度时期，长达数个世纪的集权化进程就已经打下了基础。

正如经济学家罗斯巴德在政治思想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法国的专制王权一直在努力集权。他们的目的与后来的革命者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打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并让中央政府能够轻易地镇压任何敢于反抗的人。

到了大革命爆发时，这个集权过程已经非常深入了。历史学家斯普鲁特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他指出，法国国王曾明确试图消除法国领土上的政治碎片化。国王致力于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完全纳入王室的控制之下，并垄断对外的外交代表权。

斯普鲁特强调，虽然直到大革命前，法国贵族仍保留着许多特权，但这与早期领主们所拥有的巨大政治自治权有着本质区别。在王权巩固之前，一些大领主甚至可以把自己的领地称为“独立王国”。但在王权巩固之后，他们就只剩下一些可怜的特权了。

请注意法国政府试图垄断所有外交事务这一行为的重要性。在政治被彻底整合之前，许多贵族拥有自己的军事防御力量。正是因为手里有枪，我们才能将贵族的领地称为“独立王国”。

这对中央政府来说，显然是一个极其棘手的现实。因为一旦中央政府企图越界，这些地方机构完全有能力通过武力进行抵抗。

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他指出，在过去贵族掌权的时代，欧洲的君主们往往被剥夺或自愿放弃了许多属于他们的权力。在一百多年前的欧洲，许多个人和地方团体拥有高度的独立性。他们不仅能自己主持司法、征收税款，甚至还能招募和维持自己的军队。

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了这种独立性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这些地方主权者，在面对中央政权的过度扩张时，具备实质性的军事抵抗能力。托克维尔意味深长地将他们称为“私人”。这种武力威慑，构成了对国家君主企图集权的巨大制约。

然而，到了大革命时期，这种制衡力量已经被基本扫清。留给革命者的，是一件已经包装精美的战利品。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系统，而地方力量已经被剥夺了武装，变得软弱无力。

因此，在大革命的余波中，托克维尔看清了集权的错误。著名的法国自由派学者本杰明·贡斯当也看到了这一点。据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考证，正是贡斯当创造了“分权”这个词汇。米歇尔指出，分权正是以此名义进入了法国自由派的视野，并成为了他们最核心的主张之一。

在这场推崇集权的革命之后，贡斯当试图保留那些仅存的地方自治情感。他认为这是抵抗中央政权的重要屏障。贡斯当痛心疾首地表示，大革命破坏了旧有的地方认同感。革命者甚至打破了法国传统的地域划分，强制推行了一套由中央政府设计的冰冷的新省份区划。

贡斯当对此评论道，为了建立新的法国大厦，革命者首先把原有的材料碾成了粉末。他们甚至像给军队编列番号一样，用数字来命名各个城市和省份。他们极其恐惧民众的情感会扰乱这套冷酷的政治机器。

贡斯当敏锐地指出，如今，对“绝对统一”的崇拜，已经被大众当成了某种宗教教条。这其实只是少数狭隘之人的狂热，以及许多奴性之人的盲从。

正如学者拉尔夫·雷科所展示的，贡斯当的应对策略，是强调地方认同和宗教认同的极端重要性。他希望这能成为抵抗中央权力的基石。在贡斯当看来，“爱国主义”必然是建立在地方感情之上的。

贡斯当认为，爱国主义只能存在于对地方利益的强烈依恋中。而那些盲目的“爱国者”却向这种地方利益宣战。他们抽干了爱国主义的天然源泉，试图用一种对抽象实体的虚假狂热来取而代之。

贡斯当说这番话，不仅仅是因为他偏爱法国地方文化的连通性。更重要的是他看透了权力的本质。他认为，地方利益中蕴含着抵抗的种子。这种抵抗是中央权威最不愿看到的，也是他们急于连根拔起的。如果没有了地方的独立性，任何能够制衡中央的力量都不可能真正成长起来。

而作为激进派的巴斯夏，将贡斯当的观点推向了极致。他干脆主张彻底废除法国的常备军，主张用武装的平民来取代它。

这种利用民间力量对抗中央权力的理念，是巴斯夏和贡斯当国家观的自然延伸。正如历史学家米歇尔所写，在他们眼中，国家与个人是两个截然对立、甚至充满敌意的原则。国家获得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个人权利的倒退。

在这种视角下，个人与国家永远无法互补。因此，为了防范国家机器的吞噬，人们必须努力保护宗教、地方机构和个人的非国家权力。这本质上是一个零和博弈。必须通过不懈的抵抗，甚至是武装抵抗，来制衡国家的强制力。

沿着这条逻辑演进，到了19世纪末，巴斯夏的门徒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得出了终极结论。他认为，我们必须质疑国家垄断暴力的基本概念。为了打破这种垄断，莫利纳里甚至公开提倡广泛的分裂与脱离主义。

结语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观。后期的法国自由派学者表现得充满怀疑和现实主义色彩。他们绝不会被那些所谓“法律能抵御国家权力”的空头支票所蒙骗。这与英美体系中那种天真地迷信政府内部“制衡机制”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美国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天真。早期的美国反联邦党人其实早已看穿了联邦政府的底牌。他们深刻理解，联邦集权的最终结局，就是将所有的暴力垄断权集中在一个单一的中央政府手中。

当然，历史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反联邦党人失败了。那些高呼“统一美国”的倡导者赢得了胜利。正如大革命后的法国一样，贡斯当的那句警告在今天的美国依然振聋发聩。当人们将“绝对统一”视为不可侵犯的宗教教条时，真正能够制衡权力的力量，便已经在悄然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