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焦虑带来的机会
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过后，大国竞争，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成为新的主旋律。
半导体，作为现代数字经济的基石，自然成为这场竞争的焦点。
美国决策者们日益担忧，其尖端芯片制造能力过度集中在东亚，尤其是台湾。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以及新冠疫情暴露出的全球供应链脆弱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芯焦虑”。
确保本土拥有先进、可靠的芯片制造能力，被提升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其产业政策，从过去的自由放任转向更积极的干预和扶持。
2022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便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举措。
该法案计划投入数百亿美元，激励芯片制造商在美国本土建立或扩大生产设施，并加强研发和人才培养。
对于英特尔而言，这就是瞌睡遇到了枕头。
这家曾经的行业领导者，在过去十年中，由于战略失误和执行不力，在芯片制造工艺上逐渐被台积电和三星超越。
其IDM（整合设计与制造）模式的优势减弱，甚至开始将部分高端芯片外包给台积电生产。
然而，英特尔深厚的本土根基、强大的研发实力（尽管在制造上暂时落后）以及在美国政商界的巨大影响力，使其成为美国重振本土半导体制造业战略的核心支柱。
英特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新任CEO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上任后，高调宣布了IDM 2.0战略，核心之一就是大力发展“英特尔代工服务”（Intel Foundry Services, IFS），意图在芯片代工市场与台积电、三星展开正面竞争。
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仅仅依靠英特尔自身的力量显然不够，它需要借助美国政府的东风——巨额补贴、有利的政策环境，以及某种程度上对竞争对手（尤其是台积电）的战略约束。
因此，英特尔不再仅仅是一个市场参与者，它开始积极扮演起“压力集团”的角色。
它将其自身的复兴目标，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技术领导力紧密捆绑在一起，游说政府，影响政策制定，并在舆论场上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叙事。
英特尔的诉求，不仅仅是获得补贴，更在于确保美国的资源和政策向本土企业倾斜，甚至不惜以牺牲或“驯化”外国领先企业（如台积电）为代价。
利用国家力量，施压台积电
英特尔对台积电施压，并非通过传统的商业手段，而是更侧重于利用其在美国国内的特殊地位，影响美国政府对台积电的政策和态度。其策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先是塑造“国家安全”叙事，强调本土制造的重要性。
英特尔不断向美国政府和公众强调，过度依赖台湾（即台积电）的芯片制造存在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
基辛格等高管在各种场合发声，将支持英特尔、发展美国本土制造能力，等同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这种叙事策略，有效地将英特尔的商业利益包装成了国家利益，为争取政府支持和资源奠定了基础。
英特尔还打着倡导“公平竞争”的名号，实则寻求政策倾斜。
英特尔一方面呼吁全球范围内的“公平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则积极游说，希望《芯片法案》的补贴和优惠政策能够更多地向像英特尔这样的美国本土IDM企业倾斜。
虽然法案也向台积电、三星等在美建厂的外企开放，但英特尔试图在规则制定和执行层面，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条件。
例如，英特尔强调其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的“全价值链贡献”，以区别于仅在美国设厂的纯代工厂。
《芯片法案》提供的巨额补贴对任何芯片制造商都极具吸引力，包括台积电。然而，获得补贴并非没有条件。
法案中包含了一些限制性条款，如限制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扩张、要求分享超额利润、提交详细的运营数据等。
这些条款赋予了美国政府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杠杆。
英特尔作为美国本土的“宠儿”，在与政府就补贴条款进行谈判时，无疑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同时，美国政府在与台积电谈判时，英特尔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压力——如果台积电不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要求（比如技术转移、帮助扶持美国本土供应链等），那么补贴的力度、附加的条件、乃至未来的政策待遇，都可能对其不利。
英特尔的存在，使得美国政府在面对台积电时，有了更多的“牌”可以打。
更可恨的是，英特尔的高管们公开言论施压，制造舆论。
英特尔高管，尤其是基辛格，曾发表过一些被认为是指向台积电的言论。例如，他曾强调“真正的技术领导力需要研发和制造紧密结合”，并指出“如果研发不在美国，美国就不会在半导体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这被广泛解读为对台积电将核心研发留在台湾的不满，暗示台积电仅仅在美国建厂是不够的，还需要将更核心的技术能力带到美国。
这不仅是商业竞争的喊话，也带有向美国政府和台积电施压的意味。
最近传出的英特尔与台积电成立合资企业的消息，可以说是英特尔施压策略的一个新阶段。
如果属实，台积电以少数股权（传闻为20%）参与运营英特尔的工厂，这在商业逻辑上显得颇为蹊跷。台积电作为技术领先者，为何要投入资源帮助其直接竞争对手改善运营？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是在美国政府（白宫和商务部被指参与撮合）的强大压力下，台积电不得不做出的又一次让步。
这种合作模式，可能让英特尔有机会近距离学习台积电世界领先的工厂运营和良率控制经验，甚至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技术诀窍。
这对于急于提升代工能力的英特尔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利好。而对于台积电，则更像是“割肉”来换取在美国市场的“平安符”。
台积电的步步退让
面对来自美国政府和英特尔的双重压力，台积电的应对策略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从最初的审慎、犹豫，到后来的逐步妥协，乃至如今被广泛认为的“身不由己”。
第一步退让：（2019-2020）：
早在美国对华为实施严厉制裁，并开始讨论供应链安全问题时，美国政府就已开始向台积电施压，要求其赴美建厂。
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对此持悲观态度，他曾多次公开表示，美国缺乏制造业所需的工程师文化和成本优势，赴美建厂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注定失败”。
这代表了台积电最初的立场：基于纯粹的商业和运营考量，赴美建厂并非明智之举。
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地缘政治的压力最终超越了商业逻辑。
2020年5月，台积电宣布将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建设一座5纳米晶圆厂。这被视为台积电在美国压力下的第一个重大让步。
第二次退让：投资加码与技术升级（2021-2023）
宣布建厂只是第一步。随着美国《芯片法案》的推进和拜登政府对“美国制造”的持续强调，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承诺不断加码。
最初的120亿美元很快膨胀到400亿美元（增加一座3纳米工厂），随后又提升至650亿美元（计划涵盖更先进的工艺）。
更令业界关注的是，台积电开始将越来越先进的制造技术引入美国工厂。根据美国官方信息，亚利桑那的第二工厂将生产3纳米芯片（预计2028年投产），第三工厂甚至计划引入2纳米及更先进的A16 Nanosheet (GAA) 工艺（预计2030年前投产）。
这打破了台积电长期以来将最先进工艺“根留台湾”的策略红线。
将尚未在台湾大规模量产的尖端技术直接布局到美国，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这背后，美国政府的持续施压和对技术转移的明确要求，显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英特尔作为美国本土的竞争者，自然乐见其成，甚至就是幕后推动这一进程的始作俑者。
如今，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额据称可能追加到1000亿美元。而与英特尔的合资传闻，则预示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可能损害台积电核心竞争力的合作模式。
如果台积电真的需要投入资金和技术力量去“扶持”英特尔的工厂运营，那么“割肉喂鹰”的比喻将变得无比贴切。
此外，基辛格关于研发必须在美国的言论，也让人担忧台积电未来是否会被迫在美国建立大型研发中心，进一步将核心能力外移，并为美国培养本土的半导体人才——这无疑将直接助益英特尔等美国公司。
苏洵在《六国论》中描述六国割地赂秦以求苟安，最终却加速灭亡的悲剧，被许多观察者用来形容台积电当前的处境。“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台积电在美国的每一次让步，看似暂时满足了美方的要求，换取了短暂的喘息空间，但美国的欲望似乎永无止境，压力接踵而至。
从最初的建厂，到投资加码，再到技术升级，乃至可能的技术合作与研发转移，台积电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其独立性和战略自主权正在被不断蚕食。
后果
如果台积电持续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最终蜕变为所谓的“美积电”，它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风险和挑战：
将最先进的制造工艺，甚至未来的研发能力，大规模转移到美国，并可能通过合资等形式与英特尔等竞争对手分享运营经验，无疑会削弱台积电赖以生存的技术领先优势和成本控制能力。
美国工厂的运营成本远高于台湾，效率也面临挑战，长期来看可能拖累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深度融入美国半导体战略，意味着台积电的经营决策将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政府政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它可能被迫优先满足美国客户的需求，配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甚至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冲突中选边站队。其作为全球中立代工厂的独特地位将被打破。
美国扶持台积电在美建厂，根本目标是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土供应链。一旦英特尔或其他美国公司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掌握了先进制造能力（部分可能还是在台积电的“帮助”下实现的），那么台积电在美国的战略价值就会下降。
届时，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像现在这样“重视”台积电？
台积电若成为了美积电，那么台湾本土产业还将出现空心化。
台积电是台湾经济的支柱和技术皇冠上的明珠。其核心技术和产能的大量外移，不仅可能导致台湾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流失，还可能引发人才外流、供应链断裂等一系列问题，对于台湾经济是最重大的打击。
毫无疑问，英特尔作为推动者，也必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可以说，英特尔并非简单地在旁边“捡便宜”，而是主动出击，巧妙地利用了地缘政治的变化和美国国家战略的需求，将自身的商业竞争目标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从而获得了不对称的优势，对台积电形成了有效的“降维打击”。
接下来，针对半导体产业的关税战，正在白宫酝酿。
只要不在美国生产，就将有巨额关税，把半导体产业逼回美国，对于美国政客来说，比全面关税战更有可执行性。
未来，台积电是否还能找回掌控自身命运的主动权？它是否能在满足美国战略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的核心利益和技术独立性？它是否能够平衡好在美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布局？
很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台积电的决策者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