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日本的“撒切尔夫人”？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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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下，高市早苗正站在日本政治的暴风眼。她以鹰派的姿态、强硬的言辞和挑战传统的女性形象，被媒体和支持者冠以“日本铁娘子”的称号。据说，她的床头常备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偶像就是那位真正改变了英国国运的铁娘子。
一个“日本撒切尔”即将诞生，带领这个沉寂了三十年的国家走出泥潭？
这听起来像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复兴大剧。然而，当我们拨开媒体渲染的迷雾，用经济学的X光去审视高市早苗的政策蓝图——所谓的“早苗经济学”（Sanaenomics）时，一个令人震惊而又悲哀的结论浮现出来：
这根本不是什么“撒切尔主义”，而是一场穿着“铁娘子”铠甲的凯恩斯主义假面舞会。高市早苗所扮演的，不过是一个神似而魂不似的模仿者，她渴望撒切尔夫人的成功，却又畏惧撒切尔夫人的药方。
这不仅仅是高市早苗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日本，乃至更广阔范围内，一场关于“经济失忆症”的宏大悲剧。
真假铁娘子：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灵魂对决
要戳破这场模仿秀，我们必须先回到历史现场，看一看真正的撒切尔夫人，究竟是何等人物。
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强硬派”，她的“铁”首先体现在思想的坚定不移。1975年，当她还不是首相时，就在一次议会演讲中，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本书，高高举起，然后“啪”地一声摔在讲演台上。那本书，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巨匠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她对着台下所有议员，目光如炬地宣告：“先生们，这，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
这石破天惊的一幕，定义了撒切尔主义的灵魂。她信仰的不是权力，不是国家，而是市场。她深知，政府的过度干预、福利主义的无限膨胀、货币的滥发，正是通往繁荣的反方向——一条铺满鲜花却通向悬崖的奴役之路。
还有一次，一位工党议员在议会中慷慨陈词，主张对富人和企业家加重税，以实现所谓的“社会公平”。撒切尔夫人站起来，用她那特有的冰冷而轻蔑的语调，说出了一句洞穿人性的传世名言：
“为了不让富人变得更富，你宁愿让穷人变得更穷。”
这句话背后，是奥派经济学对人类行为最深刻的洞察。对企业家加税，惩罚成功，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减少投资、转移资产，甚至关闭工厂。最终结果是什么？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减少，就业岗位流失，物价上涨。谁是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那些最需要工作、最依赖廉价商品的穷人。那位议员迎合的，不过是人类最原始的嫉妒心，而撒切尔夫人捍卫的，却是经济运转最冰冷的铁律。
所以，撒切尔主义的药方是什么？是痛苦但必须的“手术”：
紧缩货币：哪怕引发短期剧痛和大规模失业，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扼杀通货膨胀，因为稳健的货币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大规模私有化：将臃肿低效的国有企业（铁路、航空、电信）全部推向市场，让竞争的浪潮去芜存菁。
削减福利与管制：打破工会的垄断权力，削减政府开支，放松市场管制，释放企业家的活力。
大规模减税：不是为了讨好民众，而是基于“政府的钱来自民间，就应该还给民间”的信念。
现在，让我们用这面“真镜子”来照一照高市早苗的“早苗经济学”。
她学到了什么？皮毛而已。她唯一与撒切尔夫人相似的主张，是削减消费税，这确实能暂时缓解民众对抗通胀的压力。但除此之外呢？她的政策内核，与撒切尔主义背道而驰，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货币政策上，她是坚定的“安倍经济学”继承人。 她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是“输入性的”，因此绝不能加息，必须维持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麻醉剂，用滥发货币来掩盖经济的结构性弊病。撒切尔夫人是用“休克疗法”治疗通胀，而高市早苗是想用“吸食鸦片”来忘记通胀。
财政政策上，她主张“积极的财政投资”。 这意味着更多的政府项目、更多的国家干预。这与撒切尔夫人的“小政府”理念完全相反。
企业政策上，她甚至提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方案：由政府“支援”那些亏损的企业，去为员工加薪。 这简直是经济学上的反面教材。一个亏损的企业，本就应该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释放出劳动力、资本等资源，去往更有效率的部门。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输血”僵尸企业，这不仅是对市场法则的公然违抗，更是对所有健康经营企业的惩罚。
高市早苗有没有主张大规模削减日本那已经让国家不堪重负的福利？没有。 有没有主张打破日本那盘根错节、令人窒息的行业管制？没有。
结论是清晰的：高市早苗的药方不是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化手术刀”，而是凯恩斯主义的“续命吗啡”。她想要的，是在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不触动任何既得利益集团的前提下，通过印钞和花钱，凭空变出繁荣。这，是彻头彻尾的幻想。
日本的诅咒：一座为“撒切尔”准备好的华丽囚笼
或许有人会说，即便高市早苗是撒切尔夫人转世，在今天的日本，也注定失败。
这话，说对了一半。因为日本，已经为任何一个真正的改革家，精心打造了一座无懈可击的囚笼。
第一重囚笼：福利的“老龄化死循环”。 日本的福利体系，是一个被选票绑架的怪胎。它极度向掌握选票的老年人倾斜，而对代表未来的儿童和年轻人异常吝啬。结果是什么？年轻人被沉重的税负压得喘不过气，不敢结婚、不愿生育。新生儿数量连年断崖式下跌。而随着这批无儿无女的年轻人步入老年，他们手中的选票将更多，会继续投票给那些承诺维持和扩大老年福利的政客。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老龄化 → 福利向老人倾斜 → 年轻人负担加重 → 生育率暴跌 → 进一步老龄化。 任何试图削减老年福利的政治家，都无异于政治自杀。
第二重囚笼：管制的“铁幕”。 日本的经济，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由。以农业为例，强大的“农协”（JA）组织像一个隐形的计划经济委员会，牢牢控制着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定价。进口农产品受到严格限制。这直接导致了日本匪夷所思的物价。在日本超市，一颗辣椒折合人民币卖到五六块钱，是常有的事。你想在家炒一盘青椒肉丝？成本可能高达一两百元。这背后，是无数普通消费者，在为低效的、被保护的农业部门支付“管制税”。而农业，仅仅是冰山一角。
第三重囚笼：思想的“凯恩斯钢印”。 这是最可怕的一重囚笼。日本人似乎集体患上了一种“历史失忆症”。他们忘了，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1950-1970年代），恰恰是管得最少、市场最自由、企业家精神最旺盛的时代。那时的日本政府，是典型的“小政府”。然而，日本人却将那场经济奇迹，错误地归功于政府部门（尤其是通产省）的“英明指导”和产业政策。
于是，当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他们开出的药方，不是重拾当年成功的自由市场模式，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加码政府干预、产业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的刺激。从“安倍经济学”到如今的“早苗经济学”，换汤不换药。
他们就像一个病人，明明是吃了某种食物才健康起来的，后来生病了，却坚信当初的健康是拜另一种毒药所赐，于是拒绝服用健康的食物，反而日复一日地加大毒药的剂量。
这种怪诞的现象，又何止于日本？在它的一些邻国，我们也能看到相似的影子。明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源于对市场的拥抱和对管制的放松，但当经济遇到困难时，最先想到的，却往往是重新捡起那些早已被证明失败的“有形之手”。
结语：一场无人喝彩的落幕
高市早苗的“铁娘子”之梦，终究只是一场梦。她也许真的在阅读撒切尔夫人，但她只看到了铁腕的姿态，却未能理解自由的灵魂。她渴望成为一个历史的开创者，却最终选择做一名现实的裱糊匠。
这出悲剧真正的令人心寒之处在于，即便台下的观众——日本民众——也似乎并不渴望真正的变革。他们习惯了温水煮青蛙般的舒适，习惯了政府的庇护和输血，哪怕代价是国家的缓慢沉沦和未来的黯淡无光。
撒切尔夫人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她的远见，更在于她敢于告诉民众“没有不劳而获的午餐”，敢于带领国家承受“短痛”以换取“长兴”。而今天的许多政客，包括高市早苗在内，他们所做的，只是不断地许诺免费的午餐，哪怕他们心中清楚，这顿午餐的账单，终将由子孙后代来偿还，连本带利。
或许，日本真正需要的，不是下一个“撒切尔夫人”。而是一场集体性的、痛苦的觉醒：重新记起是什么让他们真正强大过，并鼓起勇气，打碎那座名为“安逸”的华丽囚笼。否则，无论谁上台，上演的都将是同一出戏码，直到舞台的灯光，彻底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