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终结永久战争了
1998 年 12 月 26 日
来源：米塞斯研究所
作者：小卢埃林·H·罗克韦尔
（本文为小卢埃林・H・罗克韦尔 1998 年 2 月发表的演讲，当时美国正准备对伊拉克发动新一轮轰炸行动。）
美国的世界帝国正在衰落吗？乍看之下，此时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奇怪。美国正准备发动一场赤裸裸的政治战争，这完全不符合正义战争理论。这场战争只会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更巨大的苦难，也会进一步侵蚀美国人的自由。然而它仍可能推进，美国纳税人的钱正被一台可怕的战争机器吞噬，用于一场帝国主义冒险。
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足够实力挑战美国的霸权与军事力量。民意似乎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表示，如果克林顿政府下令，他们会支持空袭与地面部队。当民众对政府国内事务的信任度处于历史低点时，这个帝国的外交政策机器却似乎躲过了公众的严肃审视。
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事实。但在表象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现实。帝国的根基已经开始破裂。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军事行动，并未重新积累起公众对战争国家的好感。相反，它耗尽了过去四十年积攒下的资本 —— 那时美国人相信，战争国家是保护他们免遭外国核毁灭的唯一屏障。公众对帝国的热情虽仍偏高，但与二十年前相比、甚至与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相比，都已明显降温。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对美国试图主宰全球表示不满。尤其是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属于极少数派。美国在联合国得不到共识；国际社会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态度，从勉强容忍到强烈反对，不一而足。在所有设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反战与反美团体都在积极活动。
重要的评论人士阵营已经出现倒戈，尤其是在最近这次针对伊拉克的行动中。军队本身也陷入混乱，平权行动、女性化政策与福利依赖共同使其不堪重负。而传统上为帝国指明方向、赋予意义的美国总统，如今已缺乏领导军队的道德合法性，更不用说维系一个可行的世界新秩序了。权力建制派内部的重要力量，也已脱离 “全球警察” 共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帝国正处于二战以来最不稳定的状态。
所有这些发展，对美国自由而言无疑是利好。因为归根结底，帝国与自由无法共存，二者必去其一。要么美国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入侵伊拉克，要么我们的家庭与企业免受国家代理人的侵扰；要么美国政府在一百个国家驻军，要么我们的社区不会永远被为 “利维坦” 效力的特工与法官占据。
建国者们的本意是让美国远离对外战争。他们明白，一个四处寻找 “怪物” 去消灭的政府，最终会毁灭自己的人民。如今的外交政策机器，给世界带来了可怕的代价。但其中最沉重的代价 —— 至少对我们而言最至关重要的代价 —— 是对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的侵蚀。尽管美国帝国不会轻易消亡，其终结可能尚需数年，但它的崩塌为我们提供了在国内重建自由的宝贵机会。
当然，听帝国代言人的说法，全球计划一切运转正常，媒体也乐于鹦鹉学舌。但国家的本性就是撒谎。它在征税理由上撒谎，在资金流向上撒谎，在监管动机上撒谎，在权力合法性上撒谎。而没有哪个国家像帝国那样，在外交政策中如此频繁地撒谎。
因此，让我们审视美国当前推行战争与军国主义外交政策的结构性背景，首先从国内政治环境说起。克林顿总统 —— 那个否认与莫妮卡・莱温斯基有性关系的人 —— 试图说服美国公众，萨达姆对我国构成直接威胁。但时至今日，尽管人们相比戈尔、金里奇等可能继任者更偏爱克林顿，他仍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人们不禁要问，如今是否还有任何一位总统能在道德上站得住脚，为入侵伊拉克辩护？回想 1990 年，老布什为战争辩护时，拥有克林顿所不具备的几大优势：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这是事实。诚然，伊拉克或许有其合理理由 —— 两国只因英国划定的武断边界而分离，况且科威特当时正在伊拉克领土上开采石油。此外，美国驻科威特大使艾普丽尔・格拉斯皮曾向当时的盟友萨达姆点头默许，这一点并无争议。
尽管如此，伊拉克确实入侵了科威特。而当老布什决定借此提升民望时，这次入侵给了美国一个明确、且相当有限的目标：根据联合国授权，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王室统治。即便如此，这仍不足以获得国会与美国民众的支持。萨达姆必须被塑造成邪恶独裁者、“新希特勒”，一个残害本国人民的恶魔。
于是，老布什政府开始编造一系列疯狂言论：萨达姆拥有核武器，他在科威特将婴儿从保温箱中扔出，伊拉克还将入侵沙特阿拉伯、垄断石油、推高汽油价格，进而可能引发严重衰退。正如詹姆斯・贝克的名言，这场 “美妙的小战争” 关乎 “工作、工作、工作”。
结果可想而知，美国强行将伊拉克石油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这比老布什政府编造的任何恐慌场景都更严重地限制了供应。美国政府从警告世界伊拉克可能不卖石油，转而谴责伊拉克想要卖石油，并强行阻止其出售。战争国家的背信弃义达到惊人程度。将伊拉克石油拒之门外的，是美国的制裁，而非萨达姆试图卡特尔化阿拉伯石油市场的企图。
老布什当时称，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世界新秩序的试验场。冷战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这个经济上一塌糊涂的敌人被击败后，美国非但没有解散其军事帝国，反而为它找到了新用途。美国外交精英宣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不可或缺的国家，是维系秩序与国际混乱之间的唯一力量。为了这种 “秩序”，纳税人将被永久盘剥。
美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伊拉克战争。这样一来，无论哪位在任总统需要，我们都能拥有一个敌人 —— 一个总能激情谴责美国的人。为达此目的，美国决定实施种族灭绝，让伊拉克人民挨饿、死于疾病（这就是为何美军轰炸机瞄准污水处理厂，以毒化水源）。这已造成 140 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得不到食物与药品的老人与儿童。但权力精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在一个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日益遥远的世界里，拥有一个永久敌人。
与第一次海湾战争相比，第二次海湾战争没有明确目标。它不会让联合国核查人员获得更多通道，不会让萨达姆更少挑衅，不会让他在国内失去民心、从而动摇其统治。恰恰相反，萨达姆因敢于对抗邪恶帝国，在本国人民中声望大增。
这场战争的官方理由是：伊拉克憎恨美国，因为伊拉克不希望美国人加入联合国核查小组寻找生化武器。伊拉克称他们可能是间谍，这一指控被用来证明萨达姆是偏执狂。听着他疯狂的咆哮，你或许会觉得美国在针对他。
但正如杰弗里・史密斯在《华盛顿邮报》指出的，如果美国军事策划者袭击伊拉克，他们将使用联合国核查小组收集的伊拉克能力与目标数据。美国核查人员是间谍吗？无人怀疑。
迄今为止，美国能拿出的唯一可信袭击借口，是所谓的生化武器。但即便他曾对库尔德人使用、并威胁对以色列使用，这对美国人构成直接威胁吗？当然没有。如果一个得克萨斯人或马里兰人告诉你，他买了防毒面具防范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多半会觉得他疯了。
退一步说，就算萨达姆拥有对美国发射化学武器的军事技术，还有什么比长达 7 年的经济禁运更能激怒他发动攻击？这场禁运已让伊拉克曾经繁荣的中产阶级沦落到狩猎采集的地步。还有一个更甚的方式：国务卿在国家电视台表示，她认为伊拉克 140 万平民的死亡是 “可接受的代价”。这正是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圣诞节期间所说的话。
一个外国政府要比本国政府更威胁人民，需要极其恶劣。但我们必须自问：对伊拉克人民的生计而言，谁威胁更大？萨达姆？还是美国的炸弹与禁运？无论从何种标准衡量，都是后者。这是国家的耻辱。
今昔的另一个区别，是与冷战的距离。冷战让公众习惯了帝国观念。老布什的战争发生在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仅 20 个月后，彼时所谓孤立主义情绪尚未在民意中抬头。
但冷战已结束十年。如今的初中生对冷战毫无记忆，也就不记得美国军事帝国曾成功将自己塑造成救世力量的时代。
想想看：在以往每一场战争中，美国都竭力将敌人塑造成侵略者，哪怕需要捏造罪名。缅因号事件、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珍珠港事件、东京湾事件、柏林夜总会爆炸案、科威特入侵 —— 所有这些，美国都竭力将自己塑造成外国侵略的复仇者，声称最终只渴望和平与正义。
但这一次不同。正如《纽约时报》所言，这是一场公开的政治战争，而非防御战争。克林顿政府试图利用美国战争机器，惩罚一个白宫不喜欢的人领导的政府。它甚至插手破坏和平外交努力。美国外交政策的侵略意图，从未如此赤裸裸。
由于缺乏激起公愤的导火索，克林顿政府要煽动公众对这场战争的热情，难度大得多。当然民调显示，公众支持推翻萨达姆的战争。但《纽约时报》也警告，政治民调越来越多地反映人们认为自己 “应该给出” 的答案，而非真实想法。在政治不再是公众关注焦点的时期，尤其如此。
带着这种视角解读民调 —— 它们更多反映人们认为他人的看法，而非自己的真实想法 —— 会得出有趣结论。例如，自 11 月外交精英开始叫嚣要萨达姆下台以来，支持对伊军事解决的比例下降了 9 个百分点。为期两个月的推翻萨达姆公关运动，非但没有煽动战争狂热，至少暂时产生了反效果。
这反映的不只是公众认为空袭不妥，更揭示了舆论氛围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将深远影响美国帝国未来自信运转的能力。
运营一个以战争为基础的帝国，需要的远不止纳税人的默许。它需要公众热血沸腾，为战争的目标与手段欢呼。只有这样，当伤亡与账单到来时，国家才有民意资本可以消耗。这正是现代极权项目需要阅兵、战鼓与象征性爱国展示的真正原因。
在电影《摇尾狗》中，制造与阿尔巴尼亚战争的团队，核心任务就是引导民意。为了转移公众对总统性丑闻的注意力，单纯的被动关注远远不够。于是雇佣团队创作了两首流行歌曲 —— 一首摇滚一首民谣，虚构虚假英雄，推动大众献祭仪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公众不去仔细思考战争的谎言与虚假道德。
无论是好莱坞虚构的战争，还是地球另一端真实发生的战争，这种煽动都是必要的。无论哪种情况，公众的热情与对外国流血的呼吁，都是战争计划的必需。但在后冷战时代，战鼓并非总能让人们随之起舞。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长期的战争动员甚至未能激起公众的强烈兴趣。
正如梅格・格林菲尔德在《新闻周刊》专栏所写：
“我不记得哪一场战争的前奏 —— 或者说我们即将与伊拉克发生的这场冲突 —— 像现在这样冷淡。对人们而言，它的紧迫感就像一周一次的国际关系研讨会…… 没有阵营对立，没有激烈立场，只有零散的声明、奇怪的文章、猜测与沉思。即便存在争议，也毫无方向、不成形态，无法让人们像面对重大、关键、危险的国家事务那样，保持沉默而严肃的关注……”
两党在伊拉克问题上出奇地沉默。民主党人敷衍地为白宫立场辩护，共和党人则意见混乱，一方面呼吁谨慎，另一方面要求立即除掉萨达姆。但值得注意的是，国会在情人节休会前，并未就任何伊拉克战争相关决议投票。他们决定，谈情比战争更安全。
这为反战力量提供了绝佳机会，让我们的声音得以被听见。上周，美联社一篇重要报道头条讲述了罗恩・保罗阻止克林顿在未经国会宣战的情况下对海湾动武的英勇努力。他为此提出了紧急立法。
保罗博士足够守旧，他相信宪法。这是真正政治家的行为：一个有勇气对抗总统权力僭越、并明确说 “绝对不行” 的人。文明社会的战争，不该如此进行。自两年前重返政坛以来，罗恩在这一议题上获得的关注与支持，超过其他任何议题。
对比金里奇 —— 他的宪法职责是制衡白宫权力。但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却全力支持他所谓的政敌克林顿，支持政府的任何行动。金里奇代表整个共和党威胁，只有在克林顿行动不够彻底时，才会进行政治报复。他甚至表示，不会深究莱温斯基事件，因为此时这么做 “不爱国”。
在美国之外，有不少像罗恩・保罗这样的政治家，敢于对抗美国全球霸权。事实上，这场战争前奏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美国的彻底孤立。多年来宣传国际社会、联合国与各方盟友的美好，如今美国能始终依靠的同伙，只有英国与以色列。
而这一行动对英国（其核心利益是维护地区和平）与以色列，显然都无益处。本周在伯利恒，约 900 名中小学生与大学生无视政府禁令，游行支持伊拉克。据媒体报道，他们高呼：“萨达姆亲爱的，打击特拉维夫；萨达姆亲爱的，用化学武器打击。” 学生们还焚烧美国与以色列国旗，高喊 “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可见，和平进程进展 “顺利”。
在美国与英国宣布计划对伊战争数周后，支持这一想法的国际联盟才勉强拼凑起来。首先站出来的是可靠勇敢的盟友：加拿大。然后是澳大利亚，一个对结果利益攸关的国家。最后，最令人瞩目的是，强大的阿曼加入了联盟。这可能是国家电台史上第一次提到 “阿曼” 这个词。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通过威胁与贿赂的惯用组合，为其小战争拼凑了多边遮羞布，关键是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但在当前战争中，美国几乎没有哪次外交冒险如此彻底地让阿拉伯世界联合反对我们。即便向所谓盟友砸下数十亿美金，这次也未能奏效。这足以说明美国外交政策已变得多么不可信 —— 不仅不可信，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极不受欢迎，对任何仍在乎正义的人而言，都明显不道德。
日本官方支持美国军事干预，但态度出人意料地勉强。日本民众的支持微乎其微，执政党必须正视这一事实。日本国内要求驱逐美军的组织不断壮大，尤其是在美军基地所在地。
这些团体在美国报纸刊登广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指出基地周边犯罪与车祸增加、美军飞越带来的噪音与危险、军事存在伴随的卖淫业补贴与文化堕落。居住在国内军事基地附近的美国人，对此感同身受。
就在今天，东京正在举行示威，抗议美国袭击伊拉克。2 月 3 日以来，横须贺陆军基地前每天都有抗议。2 月 6 日，56 个日本和平组织向美国大使馆提交抗议书。在广岛，请愿书每天在商场流传，然后每天传真至白宫。这些请愿书不仅要求美国离开伊拉克，还要求美国离开日本。
日本主要反军国主义组织 “日本裁军网络” 向白宫致信如下：
致比尔・克林顿：
现在与七年前海湾战争的区别在于，当前危机是由你和你指挥的美国军方单方面挑起的，而非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或违反国际法行为。
在你宣布即将对伊拉克发动袭击的今天，你必须清楚，日本民众绝不支持这种军国主义冒险与大规模屠杀。
军事袭击不仅造成生命损失，更是最恶劣的国际恐怖主义，它剥夺了伊拉克人民自主改革社会的权利。
我们知道，美国自身信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至今仍拥有超过 1.5 万枚核弹头，难道不是无视国际法院关于核武器使用违反国际法的裁决吗？
是哪个 “独裁政权” 一再通过所谓亚临界核试验，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精神？是哪个国家在用贫铀武器残害无数伊拉克儿童、伤害本国士兵后，仍在驱逐舰、飞机与坦克上装备放射性武器？又是哪个国家反对禁止此类武器？不是你克林顿总统下令拒绝签署《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吗？
对于美国打算将伊拉克人民用作测试新研发武器的小白鼠，我们无法抑制震惊与愤怒。我们强烈反对利用驻日美军基地进行这种非人道的军国主义冒险。
我们知道，你即将在冲绳名护建造的新基地，旨在服务于国家力量投射与军事干预政策。我们将与冲绳人民一道，一再重申：解决之道是废除这些基地，而非搬迁。
信末呼吁：不要杀戮！
因此，没有理由把日本对美国战争计划的支持太当回事。这只表明执政党完全受美国掌控，而非民众对战争的热情。德国、意大利（炫耀飞行的海军飞行员刚刚在意大利北部滑雪场造成 20 人死亡）、法国、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以及美国本土，都在发生反对美军基地的抗议。即使在冷战高峰期，美国也从未面临如此激烈的国际反对。
俄罗斯领导人尤其抵制美国追求全球绝对权力的要求。有一两天，美国军国主义者试图将叶利钦描绘成疯子，将普里马科夫描绘成新希特勒。但问题在于：他们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理由非常合理，唯一对策就是无视这位百年战争中时友时敌的盟友的抗议呐喊。至于普里马科夫是新希特勒，还有一个问题：他其实是犹太人。但这并未阻止《华尔街日报》将他描述为 “阿拉伯主义者”—— 这个冷战遗留的神秘词汇，意指批评美国中东政策的人。
美国在全球帝国行动中日益孤立，为何重要？正如拉博埃西、休谟、米塞斯、罗斯巴德等许多人强调，所有政府最终都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原因很简单：政府是人口中的极少数，被统治者是绝大多数。当同意被收回，政府必然崩塌：它下达命令，却无人服从。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已见证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果你和我一样，每当任何地方的政府崩塌，都会感到一阵喜悦。这提醒我们，无论一个政府看起来多么坚不可摧、凶险可怕，它终究是脆弱的机构，必须不断维护公众形象，以巩固信心与合法性。
休谟—米塞斯的洞见，在国际层面同样适用。美国长期梦想建立世界政府。苏联解体后，这一前景似乎近在咫尺。由克林顿口中 “不可或缺的国家” 运营的社会民主、再分配、监管、福利 — 战争国家的梦想，似乎即将成为现实。
联合国在这一事业中的角色是什么？为美国控制充当民主遮羞布。与国内政府一样，世界政府也需要共识才能生存与繁荣。没有这种共识，美国可能会像齐奥塞斯库在宫殿里一样下达命令，却无人服从。随着全球对伊拉克冒险的抵抗日益增强，我们正目睹一种 “同意的收回”，威胁着世界政府的存在。
克林顿提议的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政府，是一个脆弱的项目，甚至比 19 世纪的大英帝国更脆弱。英国常使用土著军队（通常来自少数族裔）管理殖民地，他们训练有素，由英国军官指挥。但这些军队至少与所统治的文化有某种联系，冲突由当地军队处理，选择战场时会顾及不削弱对英国政权的政治支持。
我们时代的美国帝国，完全由美军构成，偶尔点缀一些受美国资助政府的少量人员。从长期看，这样的帝国与社会主义一样不可行。抵抗日益增长不足为奇，而这种抵抗是美国未曾预料、也无法以文明方式应对的。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种抵抗不仅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在此，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以及间接肯定美国主教团，他们全程抗议这场战争。教皇是上一次海湾战争的主要批评者，尽管本国新保守主义者试图让他闭嘴，他仍帮助全球基督徒对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说不。
教皇在结束古巴访问（其访问激起了对共产主义控制与另一项美国禁运的反对）后，立即着手推动伊拉克冲突的和平解决。教皇要求美国 “放弃” 军事选择，并成功说服科菲・安南访问伊拉克，从而暂时推迟了袭击。
一些美国评论员称，教皇的关切只是狭隘的教派利益。他知道伊拉克的基督徒待遇良好，至少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他担心持续制裁与军事打击下他们的命运。将这些关切描述为狭隘，意图是贬低它们，仿佛美国的政治关切比任何外国基督徒的生命更重要。
事实上，教皇的关切反映了天主教长期以来的立场：战争行为必须符合奥古斯丁—托马斯主义的正义战争教义。战争必须是防御性的，绝不能以平民为目标，手段必须与威胁相称，必须是最后手段，战斗结束后必须尽快建立与维护和平，禁止向战败敌人复仇。根据所有这些原则，美国对伊行动都必须被视为极度非正义。
美国主教团以罕见的勇气反对这场战争，所有七位在职枢机主教都签署信函，称军事行动在道德上 “即便并非不可能，也难以成立”。他们特别呼吁 “扩大其他政府、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参与，共同努力促使伊拉克在这些问题上遵守规定”。
反对这场战争的异议者阵营中，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新面孔。新保守主义专栏作家托尼・斯诺对战争表达深刻怀疑。罗伯特・诺瓦克与乔・索布兰、罗恩・保罗立场一致。我很高兴看到帕特・布坎南 —— 他曾对帝国打击所谓不公平贸易者的做法态度软化 —— 坚定反对克林顿对伊战争。
裘德・万尼斯基率先谴责禁运，撰写一份又一份备忘录抨击美国对伊政策。我也很高兴宣布，威廉・F・巴克利批评了轰炸伊拉克的想法，甚至建议放松制裁。即便历经一切，他仍保留了一些良知。
为证明没有人无可救药，杰克・坎普这样评价这场战争：
“我不想轰炸。我认为现在的争论是在轰炸者与想炸得更狠的人之间。我希望我们用尽所有外交努力。我提出这一想法，希望能走出死胡同，不把美国男女军人派到伊拉克地面。”
坎普做得对。他或许是大政府保守主义者，或许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大手笔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项目在国内创造奇迹。但他至少对奥尔布赖特或其他人通过轰炸统治世界的能力抱有怀疑。如果必须在企业区这类廉价福利项目，与耗费我钱财的杀人全球军事帝国之间选择，我任何时候都选企业区。与此同时，史蒂夫・福布斯呼吁暗杀萨达姆并发动大规模空袭。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在下一次选举中支持谁，都应谨慎。
好战小说家汤姆・克兰西也改变了想法，在《纽约时报》发问：
“谁告诉我们可以杀害妇女儿童？…… 谁让我们和世界为哪怕一场成功袭击的令人不快的后果做好准备？我们到底想达成什么？什么才算成功？失败可能性有多大，后果是什么？这些问题有任何一个得到回答，更不用说足以剥夺生命的充分回答了？如果有，我并未注意到。”
我们还必须肯定约翰・伯奇协会及其杂志《新美国人》，他们发表措辞激烈的社论反对这场血腥行动。他们指出，萨达姆正是扩张中的帝国为正当化权力所需要的那种外国敌人。这与《旗帜周刊》里嗜血的三十多岁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 —— 他们将无辜者的屠杀等同于国家伟大。
事实上，除了克里斯托尔一派，右翼中为战争欢呼的评论员少之又少。这是巨大进步。但即便如此，沉默仍太多。《国家评论》（译注：根据罗斯巴德的考证，《国家评论》是CIA主导的机构）一言不发，卡托研究所一言不发，传统基金会 11 月呼吁除掉萨达姆后便再无声音，罗伯特・蒂勒尔也一样。
可悲的是，莱温斯基事件 —— 正如它促使克林顿发动政府内许多人想要的战争 —— 也为许多右翼人士提供了绝佳借口，不去谈论这件最终远为重要的事。弹劾克林顿，没错，但理由是什么？因为性丑闻与撒谎，就像华盛顿其他所有权贵一样？还是因为发动违宪的军事行动打击一个饥饿国家，并如叶利钦所言，冒着引发新世界大战的风险？
军队中有大量军官与士兵，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希望克林顿被弹劾。性骚扰如今是军队最大问题。任何军官如果对下属做出克林顿所做之事，都会被严惩。军官们心知肚明，这是持续的威胁。导致高层人士被军事法庭审判的案件，给整整一代人造成了心理创伤 —— 他们曾认为军队与性放纵是天然组合。
而克林顿这个对身边年轻女性随心所欲的人，竟敢考虑派遣军队进入伊拉克地面战争？他竟敢命令他们？任何军人都可以证明，对士气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决策者不受约束士兵的规则。我们也绝不能忘记，克林顿因当年逃避兵役而广受怨恨。
与此同时，自从自由派开始将军队用作社会、性别与种族改造的试验场以来，军队作为战斗力量已严重受损。士气处于二战以来最低点。据美联社报道，过去六周内，1200 名美国空军战斗飞行员（占总数 20%）选择退役。美联社引述一位服役 23 年的中校的话：他拒绝晋升上校、拒绝指挥中队，“我今年已两次被派往沙漠，够了。” 他将离开空军，前往联合航空公司任职。
如果所有军种、空勤人员与飞行员的人员流失率相同，半年内 50% 的美军作战飞机将因缺乏机组人员而停飞。另一篇报道中，一位经历过三场战争的陆军资深士兵说：“现在除非坏人打上岸，否则我不会为这个国家战斗。”
另一个困难是美国建制派内部出现有趣分裂。众所周知，克林顿并非乔治城（译注：指华盛顿特区）社交圈的宠儿，也很少光顾外交关系委员会。他的利益集团不是外交关系委员会，而是更年轻、更鲁莽的社会规划者群体 —— 婴儿潮一代，他们将政府视为游乐场，是全球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在乎长期概念。他们不是昔日谨慎的外交官与智者，不是按计划构建世界秩序的人。他们是意识形态分子，几乎不理解权力有其边界。
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期刊《外交事务》本期中，你比以往更可能看到警告全球民主前景与美国帝国权力陷阱的文章。理查德・贝茨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文中警告：
“美国军事与文化霸权 —— 挑战现状的激进分子的根本威胁 —— 与美国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直接相关。扮演全球警察，会刺激受侵害群体的报复欲望。”
贝茨警告，美国霸权实际上可能加剧国内恐怖主义，并建议美国 “更谨慎行事，尤其是在中东”。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警告，无限制中东干预主义可能带来另一项代价。他指出，如果我们担心核扩散，俄罗斯仍有问题。我们为何要持续激怒一个拥有数千枚无人管理、无人看管核武器的国家？仅仅为了扩大名为北约的帝国部分，核战争就是可接受的风险吗？无论是否被称为阿拉伯主义者，俄罗斯都对美国试图规定其与伊朗、伊拉克等国的贸易条件深感不满。
对美国自由未来而言，问题在于，这里警告的国内恐怖主义，也为进一步镇压国内政治异见者与个人自由提供了便利借口。最后，关于整场伊拉克战争是否旨在转移莱温斯基事件注意力，我想说几句。答案正如外国媒体所描述：当然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但这并不等于说，莱温斯基事件是美国准备轰炸的唯一原因。
在五角大楼与国务院，长期有人相信，如果没有一场摩尼教式的大规模战争，美国帝国将枯萎消亡。是莱温斯基事件让克林顿更重视他们的意见。如果他的民调没那么高，我们可能一个月前就开始轰炸了。
没人知道短期内，和平维护者与好战分子谁会获胜。但尽管通往战争的道路如此坎坷，它更可能损害而非强化帝国。为了美国自由，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这场战争，现在就反对，即便炸弹落下、军队踏上伊拉克沙漠也要反对。我们绝不接受 “枪声一响，不得批评总统” 的论调。谴责战争，没有比战争进行中更重要的时刻。
帝国与美国精神相悖。美国人民在本世纪曾被希特勒威胁与共产主义威胁。但如今世界舞台上，对我们家庭与财产的最大威胁，莫过于美国政府本身。
为击退真正的威胁，必须揭露虚假威胁，并为帝国的全球野心设置障碍。每一声反对的呐喊，都有助于未来更和平的世界，有助于推翻美国帝国，进而有助于恢复我们与生俱来的、免受政府压迫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