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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原本发在海边的西赛罗上了，想了想还是发在加图这边吧，本来想开个付费控制一下传播，但嫌麻烦，也怕想看的朋友看不到，那这篇跟大家讨个赏好了。
一孔之见，但却是心血之作，愿喜欢。
昨天《也许真实的纣王，就是费翔演的那个样子》一文，我们聊到了一个猜想——历史上的商纣王，可能是中国史上第一个有“大一统”之志的君主，只不过生错了时候，结果成了暴君的代名词。那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猜想，去解另外一个疑案——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为什么殷商那么容易的就被姬周打败了？让我们回到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证，这一天今属河南新乡的牧野，一场决定之后3000年中华民族命运的决战在这里开打了。参战的一方是周武王所率领的伐商联军，据《尚书》和利簋铭文的记载，周军仅有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即便算上庸、卢、彭、濮、蜀等同盟部族的兵力，一共也不过四万余人。而殷商帝辛那边呢？《史记》当中给了一个让后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说殷商军队有众70万人，当然也有后世学者考证，说这所谓70万人可能是17万人的讹误。但甭管是70万还是17万吧，肯定要比其对阵的四万联军多得多。那问题来了，这70万（17万），怎么就被4万多干净利落的打败了呢？所以我们同年回忆《亮剑》中，李云龙上课捣乱时说的那话是错的。他说“淮海战役，60 万吃掉 80 万，满世界打听打听，这战例哪有？”其实老李根本不用“满世界打听”，因为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一场战役——牧野之战，就是这么悬殊的以少胜多。![]()
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后来的解释是这样的——纣王失去天下是因为他“失德”，而姬周得天下是因为我们“有德”。于是所谓“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也。”——这套磕就从西周一口气唠到了三国王司徒那里，“以德治国”成为了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正如所有“成功学书籍”都不教你成功学的真正法门一样。周公旦其实也没有把他爹和他哥到底是咋赢的说的说清楚——这个玄而又玄的“德”，究竟是怎样实质性的左右战局，让周人以少胜多的呢？其实，如果你去考察“德”这个字的字源，会发现它并没有那么玄妙。在周以前，“德”还没有下面那个心，与得到东西的“得”，其实是同一个字。![]()
你可以看到，甲骨文的“得”，就是一个手去拿取一个贝币，想象一下你领工资时的样子，是不是很形象？所以“得”（德）这个字的古义，就是收获、获得、进而可以引申为战争获胜后对战利品的分配。所以，当周公将商纣王失败的原因解释为“失德”，他所指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说纣王没有搞好战争后战利品分配。且心里没批数，压根就不想做这种分配。这个推断是可以跟史实卡的上——史载。商王帝辛上台后，曾经对东夷人发动过大规模的征伐，且战果相当丰硕，“百战百克”、“俘虏兆万”。据说后来“祸乱”他的妲己就是他在这次征伐中抢来的，搂草打兔子手段之娴熟，怕是曹丞相也要隔空点赞。![]()
可是这场大规模征服打下来之后，历史没有记载纣王对有功的诸侯做过什么大规模封赏。反而说他把战利品都充盈到自己的国库里了，据说还搞什么“酒池肉林”之类的奢靡工程。所以这样看的话，纣王确实如周人所言，是“失德”（失得）的——打赢了仗，你没有做好战后分配，让诸侯们都跟着喝口汤，自己吃了独食么。于是在牧野之战中，我们就看到姬周一边虽然兵力弱小，但却是一支联军，光被武王在牧誓中点到名字的就有庸、卢、彭、濮、蜀等部族。而《史记》则说“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这肯定又有水分，太史公这人没啥数学概念，史记一说数字就惹人生疑）。而纣王帝辛那边，其兵力虽然众多，却反而是一支“孤军”，除了少量商朝精英部队之外，纣王组织了大批的奴隶、战俘，充当炮灰。前来助阵的亲商盟友有没有呢？反正史料没有记载。是在现存史料中，周人确实“得道多助”而纣王确实“失道寡助”。而与至少还知道为自己部落作战的各部族联军相比，奴隶和战俘究竟能有多少战斗意志、装备会差到什么程度，自然无需多言。于是牧野之战也给后世留下来了两个生动的成语——“反戈一击”和“血流漂杵”，光从这两个词中，你就能感觉到这场以少胜多却一边倒的战役是怎样发生的——战意强烈、装备相对精良、却也人数劣势、力出多门的联军，为什么能打败看似统一指挥、“其会如林”的庞大商军？很简单么！对面就是一群被逼无奈才上了战场、只为“大帝”（帝辛）卖命、毫无战意可言的奴隶军，人再多，能顶个屁用啊？![]()
但是，如果仅仅把真相还原到这一层，其实还没有把问题谈透。既然我们解析了周人最初指责纣王的“失德”，并非后来意义上的“道德”。那么我们就要解释周人所谓的“有德”和他们所说的纣王“失德”究竟差在哪里？而按我的理解，这里所谓的“德”其实就是周人与商人政策理念的不同——周人，一如其得天下后所实行的“封邦建国”一般，是实行“封建制”的。而商人，或者说，至少帝辛（纣王）这个人，是有心进行强力集权、大一统的。你看《尚书·牧誓》一文当中，武王历数纣王的罪行，压根就没提他搞炮烙、杀人祭天太残忍之类的事情。他强调的是“今商王受（纣王名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换而言之，就是说纣王听他老婆的话（很可能还任用了外戚），不任用自己的同胞兄弟，专门去任用那些没出身、还犯了罪的小人……你把这话翻译翻译，其实任用妻族、疏远兄弟、贵族、提拔底层，这不都是秦以后大一统帝国皇帝常用的那些帝王权术么？再结合纣王伐东夷百战百克之后没有分配好所“得”以至于被骂“失德”。我们会发现喜欢吃独食的纣王，很可能就是一个生早了八百年的秦始皇。而周王朝的战利品分配体系却刚好是相反的，周人在“得天下”之后为了标榜自己“有德”，对有功之臣和亲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封建”一词的起源“封邦建国”最早就是从这段历史中产生的。![]()
甚至周王朝还分封给了之前的敌人殷商的后裔一个级别不低的爵位，这就是后来的“宋”。这里多说一句，春秋战国的时候，纵横家们遍干诸侯讲段子，最喜欢拿宋国人开涮，什么守株待兔、智子疑邻、揠苗助长、朝三暮四、宋贾买璞、曹商舐痔、宋人卖帽……等等等等，都是嘲笑宋国人的，堪称最早的地域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宋国是周王朝为了标榜自己不像商纣王那样吃独食、“有德”而刻意树立起来的“被统战对象”。其地位大约相当于今天简中互联网上蒋光头，怎么嘲笑都天然政治正确、是不会惹麻烦的。![]()
所以回过头来再看牧野之战，我们其实可以说，这是一场封建诸侯联盟战胜大一统帝王的战役。封建制在这场战役中，充分体现了它能够调动各部族积极性、战胜大一统下奴隶兵的“制度优越性”。而这里要捎带手纠正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在我们传统的历史教育中，为了卡苏联斯大林史观的“历史发展五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把秦以前的夏商周，硬说成了“奴隶社会”，而反将秦以后的大一统帝国，说成是“封建社会”。这个误会直到近些年的论述中才逐渐被纠正。但这又造成了另一种误解，那就是把先秦时代的夏商周，统一都视为“封建社会”，与秦以后的大一统帝制相对立。其实这种观念同样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在得天下之后真正大规模推行“分封制”，乃至发明“封邦建国”的，其实是周王朝。而至于商，虽然“诸侯”也非常多，但这些诸侯主要是由从未被商事实征服过各地部落形成的。所以与周王朝的诸侯多为“封国”不同，商王朝的诸侯都是“方国”，“方”这个字也因为这个含义，延伸出了独立政治实体的意思，比如我们今天说国际会谈，会说“多方会谈”。从这个感觉中你就能想象出殷商与各个“方国”之间的关系——它并不是一种周朝封建制度封主与封臣的臣属关系，而更接近一种基于力量对比的主从同盟。当然，商朝的晚期，也进行过“分封”的尝试，可是这种分封与周王朝得天下之后直接把封土给予封臣的感觉是不同的。它更像是对已经形成气候的“境外势力”的一种笼络与追加认可，比如周文王姬昌曾经受封为“西伯”（没有“侯”，西伯侯是许仲琳杜撰的），这就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劳于殷商，仅仅是因为当时姬周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了，商王朝为了稳住它，不得不给它这么个名分而已——大约类似于汉朝喜欢封的什么“亲汉倭王”之类的劳什子。![]()
所以《封神》这里拍的还是有问题，四大伯侯本来就不是纣王的“忠臣”，人家本来就是独立自主的“反贼”
而纣王的那个“遥遥领先”于其时代的帝王脾气，你是懂得。两千年后宋太祖皇帝说的很好么：“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啊！但凡有能力弄死你的时候，他一定要下死手。基于此，才会有“文王拘于羑里”。也是基于此，纣王才会花大力气去征伐东夷——其实征伐东夷的目的除了壮大殷商自身实力，另一个潜台词就是“立威”，要蠢蠢欲动的四方诸侯都老实点，不要轻易出头作乱。但纣王没有想到的是，他这种过分“遥遥领先”于时代的行为，起到了反效果。诸侯因为他“无德”而“无得”没有拿到战利品分配心生怨念不说。更因为看到东夷各方国的灭亡而人人自危，于是分分背商投周，跑去支持武王革命了。所以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一统”尝试的终局——它因为只满足了纣王这个独夫而非天下人的意愿，因为无法调动奴隶与战俘们的战争积极性而失败了。八百年后，统一六国、试图彻底终结周朝封建制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始皇死而地分”，继承天下的汉朝创新性的搞起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一国两制”，这个更广为人知的故事，很可能不过是这个故事二度上演。
解析“武王伐纣”的这个故事，其实是想破解一种长久以来我们所存在的迷思——由于特殊的古代史演进历程，大多数中国人天然的认为“大一统”一定比“分封制”要好，古代史上郡县制就是“历史的进步”，而分封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也基于这种“历史审美观”，我们很容易看不上欧美一些国家的制度，比如美国那套先有“州”后产生“国”的联邦制度，我就听过有人评价说“美国总统权威不足，不就是个周天子嘛！”，还自以为这个比喻非常精妙，借古讽今的diss了一把老美。![]()
一个体系，未必一定是中枢对分支能“如臂使指”，能够一杆子插到底才是好的。主要还是看这个体系能否最大限度的调动体系内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积极性。你看武王之伐纣，玩“封建”尊重同盟者利益、“有德”的周军，就把统帅奴隶和战俘、刚愎自用、“失德”的商军给克了。这个故事其实在历史上并非是偶然，在后世王朝中，一个屡次出现、一再打脸大一统制度效能的史实，就是那些处于文明边缘地带、还处于原始封建甚或部落联盟时代的草原游牧民族，往往却比中原执行了大一统政策的中央帝国呈现出更强的活力和更高战斗积极性。蒙元的千户制、满清的八旗制，这些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制度，却一再击败了因为过度大一统而丧失活力的宋、明中原王朝。我想这其中的逻辑，其实武王伐纣过程中就已经呈现了。而放眼世界，类似的故事也经常发生，比如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入主的法兰克-日耳曼蛮族在西欧本能的玩起了类似周朝的“西欧封建制”（Feudalism）。按照我们的历史审美，帝制被封建制代替，这当然是大开“历史倒车”，所以把整个西欧中世纪一起鄙薄了。可是你却没有想过，这帮开历史倒车的法兰克蛮子，后来还搞了十字军东征，帮东罗马皇帝“光复故土”了呢？为什么呢？![]()
因为西欧人其实并不傻，罗马帝国晚期公民兵体系随着共和国政体一起崩溃之后，那种兵无斗志、士兵只图皇帝卖一天命领一天饷银的“帝国雇佣兵”制度，就是不如打赢了仗大家都能当小地主的分封制度先进，因后者能激发和调动战士们的斗志。而推动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制的堕落，也不是历史什么发展的必然，只是原本公平正义的共和制因为设计的缺陷而崩坏，凯撒们的野心与私心利用了这个机会。而既然古典共和这种原本优良的制度已经崩坏、不可复合、公民兵一去不复返了。欧洲就需要从制度的废墟中重启，重建一个所有参与者都能得利、而非只有皇帝独断乾坤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的最原初状态，自然就是“封建制”（Feudalism）。而这次文明的再启动，最终避开了大一统帝制的礁石，让欧洲走向了近代代议民主制。![]()
文章写到结尾，我想起了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这本书中茅海建先生提到过鸦片战争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指出清军的战败主要不是因为“器不如人”，而是因为战意的不足，面对英军的进攻经常一触即溃。但清军也不是所有战役中都这样士气低落，有些战役——比如镇江保卫战，本地旗兵的抵抗就非常之坚决，城破后不惜与英军展开巷战，造成了英军死185人这个开战以来的最大伤亡。把英军指挥官都惊到了，没想到怂惯了的清军这么能打。这是为什么呢？茅海建先生考证说，这很可能是因为镇江是一座有“旗城”的城市，负责防守的清军意识到他们不是在给远在天边的皇上卖命，而就是在保卫自己城里家产与妻儿老小。于是才爆发出了惊人的勇敢。我记得当年读到这里时，不免一声长叹——从殷商纣王开始，中国的君王们进行了足足三千年、坚持不懈的大一统尝试。直到晚清，它已经成为了“唯以一人治天下”的帝制完全体。可是在这个貌似已经圆满的“完全体”当中，真正能够调动士兵们的积极性，与走了另一条路、并最终打上门来的洋人过过招、打个来回的那点血性精神，居然依然是牧野之战时周武王鼓动各部族战士的那种原始封建制，那种打赢了能分到土地、或者至少保卫自己土地的“有德”……这场三千年的歧路与原地踏步，是否让人不由得掩卷长思呢？其实也对，不论“封邦建国”还是“大一统”、“罗马共和”还是“英白拉多”，一个人，只有在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英勇；而一个社会，只有当能足够充分的实现公平正义，以此调动每一份子的积极性时，它才是活泼、且不可战胜的。这种活泼与不可战胜，只与社会是否能达成分配的公平正义（也即“有德”）有关，而与到底是多元的“封建”还是一元的“大一统”无关。奋战吧！将士们！如果你们不奋战，你们自己就会被杀！——《史记·殷本纪·牧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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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本文52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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