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举办的一场顶级论坛上，几个教授的发言，让人大跌眼镜。
出生于北京的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金刻羽说，除非中国成为消费大国，否则它永远不会成为富裕国家。为推动消费，她建议，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消费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
据联合早报报道，金刻羽昨天（6月26日）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一场以“解读中国经济”为主题的分论坛上，发表上述看法。“人工智能+”与消费，是这场分论坛讨论较多的两大中国经济关键词。
她直言，中国可大谈科技优势、人工智能以及所有相关话题，但“除非中国成为消费大国，否则它永远不会成为富裕国家”，像韩国和日本等就实现这样的转型。
我看着这些被包装成高深智慧的言论，却感到一阵深切的悲哀。
这不仅仅是错误的经济学，这是一种对人类如何创造财富这一基本事实的彻底颠倒，是一种将引领整个国家走向贫困的致命毒药。
金教授宣称，“除非中国成为消费大国，否则永远不会富裕”，这番话的荒谬程度，堪比告诉一个鲁滨逊，他要想在荒岛上生存下去，首要任务不是去砍柴、结网、耕种，而是要先学会举办盛宴。
这是一种何其危险的本末倒置！财富的唯一源泉，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从未改变，那就是生产先于消费。
人们必须首先通过劳动和智慧，抑制当下的享受——也就是进行储蓄——并将这些节省下来的资源投入到创造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具中去。
这些工具，这些机器，这些基础设施，我们称之为资本品。
正是资本品的积累，才使得未来的生产力得以提高，商品和服务才能变得更加丰富和廉价，从而使得更高水平的消费成为可能。
消费，是生产这棵大树结出的甜美果实，而你们却妄图通过摇晃甚至砍伐树木的方式来凭空催生果实。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她竟建议将“消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成功的标准。
这简直是在公然邀请政府发动一场针对人民财富的战争。我们可以清晰地预见到，为了达成这个荒谬的KPI，那些官员们会采取何种手段。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求助于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向经济体注入大量没有真实储蓄作为支撑的廉价信贷。
这种人为压低利率的行为，会扭曲最根本的市场信号，向企业家们发出错误的指令，诱使他们将宝贵的资本投入到那些看似有利可图、实则无法被真实储蓄所支撑的、漫长而不经济的生产项目中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当投资”。
当这场由信贷扩张吹起的虚假繁荣进行到一半，真实资源的稀缺性暴露无遗时，崩溃就不可避免。
同时，通货膨胀这只看不见的恶魔会悄悄吞噬掉普通人——尤其是那些最节俭、最负责任的民众——辛苦积攒的储蓄，这是一种最不公正、最隐蔽的税收。
这套方案，名为“推动消费”，实为“摧毁资本”，它不是通往富裕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铺满鲜花、直通悬崖的歧途。
她说，中国在政经方面，仍以生产为导向，一切围绕着技术、竞争力与生产。在讨论刺激政策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时，如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将消费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那就太棒了”。她认为，这是中国真正从旧产业向新产业转型的方向，而且这种刺激措施需要产生持续影响，“形成内生效应，成为驱动因素并创造机会”。
金刻羽也提到，中国必须转型为消费大国的另一原因——给其他国家一个机会，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参与者。
一个经济体，理所当然地必须是“生产导向”的！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以生产为导向的经济体，正如不存在不需要地基的摩天大楼。问题的核心，
从来不在于“生产”这个行为本身，而在于这个生产是由谁来导向的。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生产的唯一正确导向来自于消费者主权。
是千千万万个消费者，用他们手中的每一分钱进行投票，决定了哪些企业能够生存，哪些产品值得被生产。
企业家为了追逐利润，必须像最谦卑的仆人一样，时刻揣摩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才是真正健康的“生产导向”。
而金教授所批判的，恐怕是那种由政府的产业政策、五年计划和巨额补贴所主导的“生产导向”。
这是一个由权力而非市场决定的扭曲体系。
然而，她开出的药方，却是从一个错误的泥潭跳进另一个更深的火坑——从“政府主导生产”转向“政府主导消费”。
这两种模式的本质毫无二致，都是国家主义的变体，都是对个人自由和市场秩序的粗暴践踏。
至于那个听起来无比高尚的理由——“给其他国家一个机会”——则暴露出一种对国际贸易本质的惊人误解。
这种观点，将贸易视为一场固定总量的分食游戏，一方的所得即为另一方的所失。
这是彻头彻尾的重商主义谬误。
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来，经济学最伟大的洞见之一就是，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对所有参与方都是有利的。
它不是一种慈善，不是强国对弱国的施舍。当一个中国的工厂向世界出售商品时，它是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自愿地去交换它所需要的、由其他国家人民用他们的劳动成果所创造的商品、技术或资源。
这是一个精妙的、能增进全人类福祉的全球协作过程。人为地阻碍本国的出口，以“协调关系”或“给予机会”为名，实际上是在惩罚本国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同时剥夺了本国消费者以更低成本换取更多样化商品的机会。
这是一种以牺牲自己人民的福祉为代价，去讨好他国政客的短视行为。
真正的国际和谐与和平，恰恰建立在不受干预的、最广泛的商业往来之上，而不是这种由经济规划者设计的、充满政治算计的“机会主义”。
她说，中国产品不断出口外销，其实是中国面对的大问题。不仅是与美国之间，而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问题，涉及的不是效率，而是与他国的和谐问题，这关乎中国给其他国家机会，让他国也能成为全球供应链及各个行业的参与者。金刻羽强调：“中国最好提高国内消费，并协调这种关系。”消费的前提是要有工作。金刻羽说，就业机会就在服务业，但目前中国的服务业仅聘用约47%的劳动力，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五成左右，为此她呼吁官方进一步开放服务业领域。她指出，中国年轻一代都在关注消费，希望取得工作与生活平衡，他们创造新颖的消费方式，带动发展在地经济，而不是进入工厂，“我们必须给他们机会”。
这一连串的论述，环环相扣，却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逻辑地基之上。让我们一层层地剥开它。
“消费的前提是要有工作”，这句话看似无懈可击，实则忽略了更根本的前提：工作的价值在于有效的生产。
如果一份工作不创造出任何他人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交换的商品或服务，那么这份工作就是纯粹的资源浪费，它对消费能力的贡献是零，甚至是负数。
因此，消费的真正前提是生产，而非“工作”这个空洞的动作。
关于服务业的论断，更是犯了将结果当作原因的错误。
服务业是经济结构这座金字塔的顶端，它绚丽夺目，但它的存在和稳固，完全依赖于下面宽阔而坚实的生产部门基座。
中国之所以制造业发达，不是因为中国的所谓经济结构，而是因为中国所有企业身处于世界市场之中，中国的企业服务于世界消费者的目的，太多全球民众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是他们在决定了中国的企业应该生产什么。
有一些人总认为可以调整产业结构，认为企业应该生产什么。这是破坏市场的，这是违背消费者主权的。
更何况，在资本积累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强行通过政策去“发展”服务业，就如同在沙滩上建造阁楼，其结果必然是海市蜃楼般的幻象和随之而来的崩塌。
因为太多的服务业，本质上，也是服务于生产的，只是另一种生产形式，GPT不也大量用于电商企业员工用来写文案吗？
这种“必须给年轻人机会”去追求特定生活方式的论调，是国家主义温情脉脉的面具下，最令人警惕的家长式干预。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年轻人的偏好——无论是追求消费、平衡生活，还是投身于艰苦的创业——都应该在自由市场中通过价格和工资的信号得到表达和实现。
如果社会足够富裕，企业为了争夺人才，自然会提供更优越的工作条件。但如果社会生产力还无法支撑这种普遍的“悠闲”，那么任何由政府“给予”的机会，都必然是以牺牲他人（通常是那些更勤奋、更节俭的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的。
政府不创造任何机会，它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废除管制、降低税负，来停止扼杀由个人自己去创造和发现机会的可能性。
我们真正需要“给”年轻人的，不是一份由政府规划好的、迎合某种时髦生活方式的工作，而是那个能够让他们自由追逐梦想、并对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的、不受侵犯的自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也认为，如何促进消费是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推动服务业开放，让人们购买更多服务项目，包括医疗、旅游和教育。
他说，这些领域蕴含巨大潜力，但须确保定价合理，制定良好监管框架，以及优化市场环境，让民企和外企都能进入市场竞争。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普拉萨德则指出，人工智能和高科技虽给中国经济带来无限可能，但经济当下仍面对房地产和就业问题，这给整个经济造成压力，并抑制消费。
他建议，中国与其仅为可能来自美国或其他地方的麻烦做准备，不如把深层次结构性改革重新提上议程，以提振消费者信心。他说，有关人工智能和科技的叙事固然能让信心短暂回升，但没有宏观经济政策支撑也难持久。
这两位专家的言论，虽然在词汇上使用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等词语，显得比前一位的观点更贴近现实，但他们的思维内核，依然深陷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迷雾之中，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
朱先生将“如何促进消费”视为最大挑战，并把开放服务业作为达成此目的的手段。
这依然是一种本末倒置。
开放服务业，解除政府对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管制和垄断，是绝对正确且必要的。
但其理由，绝不应该是为了“促进消费”这个虚假的目标。
其唯一的、正当的理由是：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才是大量生产的基础，政府的高设定壁垒这种干预是低效、不公且不道德的，他只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导致生产的贫瘠。
开放的目的，是让企业家精神得以在这些被禁锢已久的领域中驰骋，通过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好、更廉价的服务。
消费水平的提升，将是这个自由化过程所带来的一个美妙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绝不应该成为政策设计的出发点。
至于普拉萨德先生对“消费者信心”的执迷，则更是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典型遗毒。
他似乎认为，经济是一场心理游戏，只要政府讲出动听的故事，用“人工智能”这样的宏大叙事来麻醉民众，“信心”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被提振起来。
这是何等的肤浅！人们失去信心，不是因为他们情绪低落或听到的好消息不够多。
人们失去信心，是因为他们对客观的经济现实做出了理性的判断！
他们看到的是，过去在信贷泡沫中被吹上天的房地产正在摇摇欲坠，这是他们财富的真实损失；他们看到的是，企业因为错误的投资而陷入困境，导致他们的工作岌岌可危。
这不是心理问题，这是对过去政策错误的清醒认知。
所谓的“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如果仅仅是指政府的又一轮修补和调整，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真正的、唯一的、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基于营商环境的大变革
第一，实行稳健的货币，终结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和其制造通货膨胀与商业周期的权力。
第二，大规模地削减政府的开支和权力，废除大部分税收，让更多的真实资本应用于生产。只有更多的生产，才能带来更多的消费。
第三，废除一切阻碍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管制，实现经济发展上的自由放任。
这，才是能重建经济健康基础的唯一途径。
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对过去错误投资的清算，短期内或许是痛苦的，但它能根除病灶。
试图用新的“宏观政策”去支撑一个本已错误的结构，无异于给癌症病人注射吗啡，只能带来短暂的幻觉，并最终加速死亡的到来。
信心，是诚实货币与好的营商环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