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支敦士登的封建王子已成为自由主义英雄

列支敦士登长久以来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之一。然而，外界对这个袖珍小国的发展模式却鲜有深入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的少量研究文献大多是用德语写的，导致许多英语世界的学者无从下手。

更有甚者，许多人觉得根本没必要研究列支敦士登。他们认为，这个国家不过是历史的偶然，其政治制度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与欧洲大多数君主立宪国不同，列支敦士登的君主保留着相当大的权力，并且深度参与政府的日常运作。更令人惊讶的是，在2003年，该国人民通过公投，赋予了君主更大的权力。这让英国广播公司（BBC）评论说，他们“投票让他们的亲王再次成为一位绝对君主”。

不过，近期的学术研究为我们揭开列支敦士登的成功之谜提供了可能。英国前驻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大使戴维·比蒂在2004年出版了一部详尽的列支敦士登史。这部著作，加上皮埃尔·拉顿早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分析材料。

而为我们提供分析框架的，是经济学家兼政治哲学家汉斯-赫尔曼·霍普和他那本开创性的著作《民主：失败之神》。霍普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颠覆常识的观点。他认为，从历史看，从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转变并非进步，而是一种倒退。

霍普的理论主要有两大支柱：

第一，君主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同，他们通常具有较低的“时间偏好”。这意味着他们更看重长远利益，会尽可能避免战争和高税收，因为这会损害国家的长期资本价值。

第二，在君主制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霍普称之为“阶级意识”，这种意识会促使民众自发抵制政府的过度扩张。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我们将详细解释霍普的理论，特别是“时间偏好”和“阶级意识”这两个在列支敦士登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概念。

然后，我们会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列支敦士登的历史中。

最后，我们将探讨为何在今天这个政府权力无所不包的时代，列支敦士登依然能保持其自由。

霍普的理论：君主制与民主制有何不同？

要理解霍普的理论，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两个概念：什么是“时间偏好”，以及霍普如何定义“国家”。

时间偏好，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其实很好理解。它指的是一个人对未来收益和当前收益的重视程度。一个时间偏好低的人，更具长远眼光，他宁愿选择储蓄和投资，而不是立刻消费。相反，一个时间偏好高的人，则更注重当下，追求即时满足。

而霍普对国家的定义是：一个在特定领土内对最终决策权（司法权）和通过侵犯财产权进行资源掠夺（税收）的垄断者。国家的本质倾向于扩张，因为统治者总想扩大自己的管辖范围，并以越来越高的比率没收财富。简而言之，国家的统治者会很自然地利用国家资源为自己谋利。

君主制：国家是“私有财产”

在君主制下，王室“拥有”整个国家。君主对国家的控制权直到他去世为止，然后传给他的继承人。实际上，国家就是王室的私有财产。因此，霍普将世袭君主制称为“私有政府”。

君主当然会向臣民征税，但他会尽量把税率维持在低水平。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国家看作自己的财产，他有强烈的动机让自己的臣民尽可能地富有生产力。高税收最终会降低国家的长期资本价值。

道理很简单，当人们创造有价值的东西时，他们期望能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利。如果税负过高，他们生产的动力就会减弱，因为劳动果实大部分都得上交给国家。这样一来，生产力下降，国家的长期资本价值也就随之缩水，君主未来的税收收入自然也会减少。

所以，君主通常具有较低的时间偏好，他们会通过保持低税率来维护其税收垄断的资本价值。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君主甚至会经营自己的“常规”生意，这样他们就不必完全依赖税收来维持生计。

民主制：国家是“公共财产”

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行政首脑通常是总统或总理，任期固定，比如四年。他无法将国家所有权传给后代，事实上，他自己也不拥有这个国家。总统更像是一个“临时看管人”。国家不属于某个私人家族，而是归公众所有。因此，民主制可以被描述为“公有政府”。

由于总统掌控税收和司法垄断权的时间很短，他的动机就是在任期内尽可能地榨取国家及其人民的资源。一个民选总统往往会有很高的“时间偏好”。因此，在民主制度下，统治者有极强的动机通过高税收来最大化他们在任时的权力。为了支持这一理论，霍普指出，历史上的君主们并未征收会惩罚生产力的所得税，而所得税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产物。

出于同样的原因，君主制国家累积的债务也比民主国家少。国王不太可能过度借贷，因为他被一个事实所约束。作为政府的私人所有者，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被认为对所有政府债务负有个人责任。君主可能会破产，他的债权人可以迫使他变卖资产来偿还债务。

而总统则倾向于累积巨额债务。他们欠下的债被视为公共债务，而非私人债务。总统与君主不同，他个人无需为此负责。这就为他们创造了更大的动机去累积巨额债务，然后把包袱甩给下一代。

法律与财富再分配的差异

作为国家的私人所有者，君主倾向于维护现有的私有财产法，几乎没有动力去重新分配收入和财产。他不会通过关税、福利计划或行业补贴等机制来搞财富再分配，因为任何再分配的最终效果都是奖励不事生产者。奖励不事生产只会鼓励未来的不事生产，这会降低一个国家的资本价值。

相比之下，总统和民选议会则越来越喜欢制定所谓的“公共”法律，以争取新的选民群体。他们不拥有国家，因此没有动力去维护其价值。于是，在民主制度下，关税、福利计划和国家对产业的援助变得司空见惯。

伴随民主而来的财富再分配会产生两种负面影响。首先，法律“变得越来越灵活和不可预测”。这会提高人们的时间偏好，因为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拿走，储蓄的动力就会大减。企业会减少投资，个人会减少储存。此外，由于法律不断变化，没有永恒的标准，犯罪率也会上升。

其次，再分配会导致社会的“幼稚化”，几乎所有的企业和个人都依赖政府。把收入转移给那些没有付出劳动的人，等于是在奖励他们的不事生产。因此，再分配恰恰助长了它本应解决的问题。受益于补贴和关税的企业效率越来越低，并要求更多的补贴和关税。福利领取者不去寻找工作，反而要求更多的福利。

结果是，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将超过50%的总支出用于公共福利，而在君主制时代，这个比例几乎为零。这就产生了一种霍普所称的“文明倒退的过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时间偏好都在持续下降，政府几乎侵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战争观念的差异

虽然所有政府本质上都倾向于扩张，但君主制政府更喜欢用成本最低、最不暴力的方式来获取新领地。一个为了扩充军队而增税的君主，冒着降低国家资本价值的风险。因此，他会通过成本更低的方式来扩张领土，比如政治联姻和购买。当这些方法行不通，必须发动战争时，他们也会“精打细算”，通常是雇佣雇佣兵，并在战役结束后解散他们。

而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则有动机用最快的方式来扩张领土，要么是为了在离任前实现利益最大化，要么是为了取悦选民以获得连任。因此，总统不会选择联姻和购买，而是会采取更快捷的方式，也就是军事征服。事实上，联姻和购买这两个选项对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根本不存在，因为总统并不“拥有”国家，所以他无权转让国家的任何一部分。

“阶级意识”：限制权力的无形之墙

在君主制下，还有一个限制政府权力的因素，那就是民众中的“阶级意识”。由于君主私人拥有国家，他会把政府职位分配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和朝臣。他没什么动力把工作岗位给普通民众，因为那会让他们侵占他家族的利益。

因此，在君主制下，普通民众中会发展出一种“阶级意识”。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区别，因此会激烈地捍卫自己的自由。他们抵制重税，并把战争看作是君主自己的事，与他们无关。所以，君主没有权力强征他的臣民入伍，只能雇佣雇佣兵。民众也期望君主自己为战争买单。在旧时的君主国，统治者要么自己出钱打仗，要么只征收极少的税。

相比之下，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成为主流。公众看不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从而对整个国家产生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因此，公众能够容忍大规模征兵和沉重的税收。

统治者素质的演变

在民主制度下，统治者的个人品质也会下降。君主的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个王子“可能是一个无害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是一个善良有德的人”。而民选总统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煽动家，因为民主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政治化了，没有什么能脱离政治的范畴。

这种情况在民主制度下普遍存在，因为如上所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消失了。既然人人都可以参与到分一杯羹的游戏中，公众对政府的创新举措几乎不会有什么抵抗。这鼓励政客们通过社会福利计划向民众派发好处，以此来煽动大众的嫉妒心。在这样的体制下，最成功的政客不过是最高明的煽动家。用H.L.孟肯的话说，一个成功的民主政客几乎无一例外地需要“在猪面前贬低自己”。

此外，君主制促进了王公贵族的国际化视野，因为它不像民主制那样鼓励民族主义。缺乏民族主义眼光的王子会学习其他地区的语言和习俗，因此在外交上更为娴熟。因此，君主制为出现贤明君主留下了可能性，而民主制则保证了只有最糟糕的人才能爬上权力的顶峰。

最后，君主制为自由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自上而下改革”的可能性，这在民主制下是行不通的。君主是世袭的，因此很可能是一个正派的人。而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相比之下，“是根据他们的煽动才能和作为惯常不道德者的过往记录而被挑选出来的”，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被说服，转而接受自由主义思想。

霍普理论的应用：解剖列支敦士登

国家的形成：和平购买而非征服

列支敦士登的形成过程，完全符合霍普关于“私有政府”的理论。这个国家是通过和平的政治购买两块领土而组成的。列支敦士登家族从1699年开始积累构成现代列支敦士登的领土，当时亲王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买下了施伦贝格的领地。这位亲王还获得了瓦杜兹领地的优先购买权，并于1712年行使了这一权利。原主人认为这些领土的收入不足，原因包括社会和金融不稳定，以及缺乏自然资源。他想找一个“足够富有，不需要从这两块领地获得收入的买家”。1719年，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允许汉斯·亚当的继任者安东·弗洛里安亲王将这两块领土合并，并以列支敦士登家族的名字命名，使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第343个邦国。该公国一直留在帝国之内，直到1806年获得完全主权。

外交政策：深谋远虑与民众自觉

时间偏好和阶级意识也约束了列支敦士登的外交政策，其中废除军队可能是最好的例子。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时，列支敦士登支持邻国奥地利，因为列支敦士登家族与哈布斯堡家族关系悠久。约翰二世亲王率领一支80人的军队进入意大利战区。正如霍普理论所预测的那样，约翰二世亲自为这次军事行动提供了资金，事实上，他一直以来都是用自己的钱来维持这支军队。战争结束后，德意志邦联解散。作为邦联的一员，列支敦士登原本有义务维持一支军队。随着这项义务的消失，约翰二世认为军队是一项不必要的开支，并于1868年将其解散。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废除军队的原因，两位历史学家的看法不同。拉顿认为这是约翰二世单方面为了削减成本做出的决定。而比蒂则声称，战争结束后，议会“抓住机会拒绝批准进一步的军事开支”。在比蒂的描述中，约翰二世虽然反对，但最终还是让步了。

然而，无论哪种情况，列支敦士登的“私有政府”模式都在废除军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如果拉顿是对的，那么是约翰二世的低时间偏好让他把军队看作是对其资本的不必要消耗。而在比蒂的说法中，阶级意识则起了关键作用。因为议会是离人民最近的政府部门，如果议会迫使约翰二世解散军队，他们很可能反映了选民的阶级意识，这些选民将常备军视为对自由的威胁。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列支敦士登都坚持不设常备军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二世甚至顶住了国内一些要求重组军队以援助奥地利的民众压力。比蒂写道：“考虑到公国当时强烈的亲奥情绪”以及列支敦士登家族与奥地利的历史渊源，“约翰二世能采取如此坚定而有远见的立场，或许令人惊讶。”这几乎是历史上一个统治者以其远见卓识拯救自己人民免于灾难的最佳范例。

经济政策：低税收与“小政府”

纵观列支敦士登的历史，时间偏好和阶级意识使其商业和个人税收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与许多国家不同，它的税法并不繁琐。税收体系是累进的，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包括国家和地方税，也只有17.01%。此外还有一项累进的财产税，但最高税率仅为8.5%。

自1920年代以来，列支敦士登的商业税收政策更侧重于已有资本，而不是新创造的财富、收入和利润，并且税率始终很低。这一政策反映了低时间偏好，因为它允许企业和工业界增加国家的长期资本价值。他们可以保留大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并将其用于研发。这带来了一些与其小国规模不相称的研发进步。例如，在2000年，列支敦士登的工业企业将其出口营业额的约5%用于研发，并将11%的员工投入到这一领域。

列支敦士登也建立了一些社会福利项目，如社保、医疗、残疾和失业保险。考虑到它地处一个福利国家林立的大陆，这并不奇怪。然而，列支敦士登的福利支出远低于民主福利国家。如前所述，在那些国家，福利支出通常占政府支出的50%以上。而在2001年，列支敦士登仅将预算的20%用于社会福利。比蒂指出，列支敦士登缺乏一种“福利文化”，其福利项目基于互惠原则，要求领取者尽快找到工作，以避免对国家产生依赖。

阶级意识在限制国家干预列支敦士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描述列支敦士登人民的态度时，比蒂指出，国家的索取“受到了选民传统、有时甚至过度的警惕的限制，他们对‘大政府’抱有强烈的偏见。”

列支敦士登对逃税的政策，是该国反对“大政府”偏见的一个惊人例子。在这个国家，与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不同，逃税不是犯罪，尽管它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比蒂解释说，其原因是“公民应被视为一个值得信赖、知情的人，而不是一个被管理的单位。”任何经历过税务审计的人都知道，在大型民主国家，盛行的是截然相反的心态。

列支敦士登人民表现出低时间偏好和对税收的健康怀疑。结果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正如比蒂所描述的：

“税收政策是长期的、稳定的和可预测的。其意图是给公民留下尽可能多的自由，让他们自己决定如何最好地使用自己的钱。税收决策是在离公民很近的地方做出的，有时甚至是由他们自己做出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是透明的，并受到密切监督。行政管理没有受到欺诈的困扰。没有庞大而浪费的官僚机构，也没有预算结果不确定的投机性大项目。”

这些特质也限制了政府在其他经济领域的活动。借贷从未成为问题，国家债务几乎为零。过度支出也不是问题，多年来甚至没有出现过预算赤字。工商企业从未得到过任何国家补贴。比蒂指出，列支敦士登的工业企业“只能自生自灭”。然而，正如霍普所预测的，没有政府的援助，“它们活了下来”。

今日的君主制

如前所述，列支敦士登保留了许多旧制度的特征。君主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任命法官、否决立法和解散议会。此外，正如霍普理论所预测的，君主家族拥有众多企业（如列支敦士登的LGT银行和一家大米技术公司），因此不必依赖税收来维持生计。事实上，君主家族完全自给自足，不拿任何税收收入。

君主制也证明了它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开放态度。从1989年到2004年担任主权亲王的汉斯-亚当二世（此后他将权力移交给儿子，但仍为国家元首），在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争端中，雄辩地为自己国家的低税收政策辩护。1996年，经合组织启动了一个关于“有害税收竞争”的项目。经过一系列报告，经合组织将列支敦士登（以及摩纳哥、安道尔等小国）列为“不合作的避税天堂”。

尽管列支敦士登并非其成员，经合组织却呼吁对其实施制裁，除非它将其税收政策和银行保密法与那些更庞大、更集权的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经合组织认为，低税收和宽松的银行保密法鼓励了国际资本流入这些小国。汉斯-亚当二世亲王为将列支敦士登从名单上移除，开始与经合组织谈判。然而，当经合组织拒绝给予列支敦士登与其成员国同等的待遇时，他终止了谈判。

在与经合组织的辩论中，汉斯-亚当对经济集权化提出了有先见之明的批评。他认为，尽管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意图是好的，但他们提议的最终结果将是“一个全球性的税收卡特尔”。亲王指出，集中的税收和有限的金融隐私将把普通公民当作罪犯对待，迫使他们在没有被指控犯罪的情况下也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甚至指出，即使是罪犯，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也被认为是无辜的。

2003年，当列支敦士登人民批准了他的一揽子宪法修正案时，汉斯-亚当成功地实现了一次自由主义的“自上而下改革”。比蒂指出，宪法第一条被修改为：“列支敦士登公国的宗旨是使其境内的人民能够自由、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比蒂说，加入这句话是为了“强调国家的成员资格是基于自由意志，国家本身不是目的”。然而在民主制度下，国家往往确实变成了“目的本身”。民主国家容易陷入一种情绪化、民族主义的集体主义，其中不允许任何异议，个人被非人格化，以支持一个被美化、抽象的民族国家。

亲王的一揽子修正案中还包含另一项自由主义的提议：保障市镇有权从国家分离出去。一些批评者认为，这项措施会鼓励分裂，而且没有必要，因为现有条款已经赋予了市镇分离的权利。但汉斯-亚当二世希望明确规定分离权，原因有二。首先，他坚信自决权，并希望在国际上树立一个榜样。其次，他以一种特别有远见的观察指出，瑞士未来某个时候可能会加入欧盟，如果那样，由于两国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列支敦士登很可能也会跟进。然而，一些市镇可能不想加入欧盟，将分离权法典化将保证它们有退出的途径。

有趣的是，汉斯-亚当最初关于分离的提议并不局限于市镇，他还想赋予区甚至个人分离的权利。然而，他的批评者认为这些方面不可行。比蒂对允许个人分离的辩论着墨不多，只提到一些批评者认为个人已经可以通过离开国家来实现分离。然而，既然个人已经可以离开国家，将这项权利写入宪法就没什么意义了。因此，亲王很可能想保障个人以某种方式宣布自己独立于国家的权利。

尽管列支敦士登在许多方面与旧制度相似，但它在形式上已不再是一个“私有政府”，君主不再拥有国家。列支敦士登的宪法融合了许多直接民主的元素，人民甚至可以投票废除君主制。因此，公众拥有国家的民主理念，即使在列支敦士登也已深入人心。然而，上述讨论有力地表明，列支敦士登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私有政府”。我们现在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它在形式上不再是一个私有政府时，却保留了私有政府的自由主义特质？

为何列支敦士登能保持自由？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双重的。首先，列支敦士登相对隔绝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政治思想和暴力剧变。虽然一些民主思想已经扎根，但它的政治文化没有经历过任何突然、暴力的变革。其次，虽然一些民主思想已经扎根，但国家的小规模也使得民主政治家们不敢推行任何激进的变革。

免于法国大革命的冲击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是西方世界当前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列支敦士登相对隔绝于这些事件，解释了它的繁荣。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冯·库内尔特-莱丁的名言：“对普通人来说，所有问题都始于二战；对知识更渊博的人来说，始于一战；而对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始于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大众民主在西方的重生。在那之前，几乎所有的西方政府都是相对分权的君主制或贵族精英共和国。即使它们走向集权，过程也是缓慢的，而且某些对自由的限制是绝不能容忍的。例如，没有哪个君主，即使是最专制的，能够实行大规模征兵。

库内尔特-莱丁阐述了这一点：“路易十四、约瑟夫二世或乔治三世这样的君主，按现代标准来看，都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谁也不能颁布法令征召男性臣民入伍，也不能颁布法令规定公民的饮食，更不能要求每个户主全面申报所有经济活动。直到民主时代，征兵、禁酒令和所得税申报才由人民代表制定为法律，而这些代表拥有的权力，是绝对君主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君主制是一种国际性制度，不利于民族主义的抬头，因为大多数君主要么是统治异族，要么与外国人通婚，或者两者兼有。滑铁卢战役后，君主们曾暂时遏制了民族主义和民主的浪潮，但种子已经播下。

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民主摧毁了欧洲的君主制。战争结束时，欧洲大多数君主要么被推翻（如法国、德国和奥地利），要么沦为象征性的元首（如英国）。因此，霍普所说的“文明倒退的过程”始于法国大革命。

然而，列支敦士登成功地避免卷入这些纷争。例如，1848年的革命在列支敦士登影响甚微，虽有初步动荡，但很快平息，未造成任何重大政治变革。有几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其政治文化免于彻底改变。

一些原因显而易见：它没有自然资源，地处偏远山区。虽然二战后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它一直很贫穷。这些事实加上其小国规模，使其对潜在的征服者没有吸引力。例如，希特勒就轻蔑地认为这个国家无足轻重。

然而，不仅仅是地理因素使其在欧洲战火纷飞时得以幸免，它的君主们也发挥了主导作用。事实上，如果没有拿破仑战争和一战期间两位亲王的努力，列支敦士登可能无法幸存。

拿破仑战争期间，比蒂指出，列支敦士登“按理说应该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拿破仑击败奥地利后，剥夺了许多德意志小统治者的领地，而列支敦士登本是补偿他们的理想之地。但奇怪的是，尽管约翰一世亲王拒绝效忠拿破仑，拿破仑却对他格外通融，甚至设计条款让他能够保留家族的领地。拿破仑对约翰一世的偏爱原因不明，但很明显，没有约翰一世的外交技巧、独立思想和决心，列支敦士登不可能在拿破仑战争中幸存下来。

多亏了另一位约翰，约翰二世的努力，列支敦士登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这场战争摧毁了欧洲其他地区的旧秩序。如前所述，尽管国内有压力要求与奥地利并肩作战，约翰二世仍坚持严格的中立政策。如果他参战，他的国家很可能成为伍德罗·威尔逊“让世界为民主而安全”的牺牲品。

约翰一世的聪明外交和约翰二世的远见，反映了君主统治者常见的两个特质，而这在民主领袖中通常是完全缺失的：国际视野和远见卓识。

小国规模的优势

另一个帮助限制列支敦士登政府增长的因素是其小国规模。一个小国几乎没有动机去干预经济，原因有几个。首先，国民很容易“用脚投票”移居到邻国。这使得小国必须保持低税率，尽可能少干预经济以最大化繁荣。与大国不同，小国必须与其他政府竞争。汉斯-亚当二世亲王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并积极看待。他认为，“国家之间必须和平竞争，以最低的价格为客户提供服务。”

其次，贸易保护主义在一个小国是灾难性的。一个小国的内部经济远不够多样化，人民必须与邻国贸易才能生存。因此，这些小型政治实体最能教给我们一个重要教训：国际分工对个人、家庭、社区和公司都有益。

最后，一个小国的公民比大国公民更不能容忍财富再分配计划。在大国，再分配的成本可以分摊到数百万纳税人身上，经济后果不会立即显现。而在小国，增税的影响会瞬间感受到，要么引发反抗，要么导致大规模移民。

结论：君主制是“可能的好”

列支敦士登对所有追求自由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纵观其历史，统治者的低时间偏好和人民高度的阶级意识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府的增长。地理上的偶然和极具才能的领导层，使这个公国免受了伴随民主崛起而来的动荡。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列支敦士登也采取了一些自由主义者可能反对的政策。例如，它有官方宗教（天主教），公立学校强制开设宗教课程。但宪法保障了信仰自由，人们仍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毒品和卖淫是非法的，但这方面正在慢慢改变。列支敦士登的理念是“支持每个人对自己健康负责，而不是因其危害健康的行为而起诉他们。”因此，该国正在逐步将毒品消费非罪化。

列支敦士登的自由与繁荣，也为我们展示了当今世界上最可容忍的国家形式可能是什么样的。这项研究表明，如果现代民主形式的国家必须存在，那么最可容忍的形式可能是一种宪政君主制，君主保留广泛权力以遏制煽动政治。国家也应被限制在小范围（人口和领土上），让政治家没有扩张国家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列支敦士登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君主制，用夏尔·莫拉斯的话说，是“最小的恶，以及一种可能的好”。

有人可能会拿瑞士作为反例，一个自由繁荣的民主国家。然而，瑞士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瑞士的民主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它远没有邻国那么集权化，州和地方政府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瑞士自由的源泉不是现代大众民主，而是地方化的直接民主和真正的联邦主义的结合。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汉斯-亚当二世亲王希望通过将分离权写入宪法来树立国际榜样的愿望。在一个大国里回归君主统治可能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分离，创造出“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州，以及数十万个独立的自由城市，就像今天的摩纳哥、安道尔、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和新加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