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选制的未来

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票选制的悲剧不在于选错了人，而在于，只要选择，必然错误。

在前文《票选制的历史》、《Big陆军、大工业与民族国家》、《票选制的兴与衰（上）》、（中）、（下）中充分阐明了票选制的源流与利弊。那么剩下的问题自然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和制度，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票选制有利于自由、繁荣、创新的优点，同时避免其低效、混乱、分裂的恶果？

答案是肯定的，不仅有这样的制度，而且还可以有多种：

比如非血缘继承的君宪制度；

比如选票分级，精英动议、民众否决的制度；

比如将抽签、事后评议、事前选举相结合的混合M主制；

……

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一方面充分保障个人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抑制和打压政党在国家中的作用。

这些制度虽然都没有在世界上存在过，但却有一些部分类似的雏形，并且一度运转得比较成功。考虑到路径依赖和社会接受度的因素，我重点推荐第三种制度，但在讨论制度之前，十分有必要澄清几个基本的理念问题。

何谓M主？

理论上有票权，但实际参与投票很难，比如朝鲜M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种类型，算吗？

不算？OK。那么，

实际参与投票不难，但参与竞选很难，比如北极熊这种类型，算吗？

也不算？OK。那么，

执行绝对多数原则（即超过50%）的国家，51%的人欺压49%的人，算不算？

执行相对多数原则（得票最多即可，无需过半）的国家，40%的第一名欺压合计占60%的二三名，算不算？

执行选举人团的大漂亮，因为选民分布的原因，数次出现得票少者击败得票多者的情况，算不算？

看到这里很多人已经价值观混乱了吧，再来一个终极暴击：

在大漂亮，根据他们的法律和程序，理论上来讲，一名在职大统领哪怕受到95%的选民的反对，也仍然有可能稳如泰山。为什么呢？

弹劾程序要求2/3以上的参议员同意，而参议员是论州不论人的，所以，只要获得人口最少的17个州支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最少的17州总人口占比为全国的7.31%，如果选民分布特别理想的话（也就是在各地皆以微弱优势取胜），大统领只要获得3.66%的选民支持，就可以在任期内一直赢下去。

一半以上的选民支持，不能保证一个人上，而远超一半的选民反对，也不能让一个人下，这，就是目前所谓最先进的M主制度……

之所以出现这种荒谬的场景和当下的乱象，根源就在于，传统的票选制只看重YES的权利，不看重NO的权利。你可以自由投票选择你所喜欢的人，但选完之后，基本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殊不知，NO，才是更加根本的权利。

YES，在信息受到操控的情况下，基本上等于诈骗。

相反：

NO，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强有力的保护。

让我们设想一种情况，一名女士在择偶，哪种制度更能保护她的权益和安全呢？

第一种，她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任何人，但必须限时选定，确定选择之后，无论他对他做了什么，她都必须忍受至少四年，不得离婚，四年之后，她才再次获得选择权。

第二种，她无法选择对象，而是系统随机分配一个人给她，但她随时可以拒绝他，无论是见第一面的时候，还是遭受家暴的时候，任何时候只要她说NO，系统就自动提供下一个人选。

前者，看似有权，实则可悲。因为不经过充分考察的选择一定是盲目的，而限时选定是永远不可能充分考察的；更关键的是，他知道她在四年中都毫无办法，所以会变得肆无忌惮，原本的好人也会变坏。

后者，看似无权，实则可靠。系统随机分配虽然可能分给她烂人，但她随时可以让烂下课啊；更关键的是，他知道她随时都可以将自己扫地出门，所以会努力取悦她，原本的坏人也会努力做一个好人。

更何况，我们还可以给系统设定一些刚性的标准，比如学历、收入、身高、体重等等，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也能大大降低随机到较坏人选的概率。

本人在此提出一个全新的政治学概念——消极M主。

积极M主是通过票决定让谁上，消极M主是通过票决定让谁下。

消极，是一个不好听的贬义词，但良药苦口，因为不好听，所以才好用。

正如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做什么的自由，是激进派社会革命的动力，也就是Liberty，消极自由是不做什么的自由，是保护个人权益的基石，也就是Freedom。

正如正反馈与负反馈，正反馈使系统振荡加剧最终走向崩溃，负反馈使系统振荡收敛实现长期稳定。

艳丽的事物往往有毒，比如毒箭蛙、曼陀罗、夹竹桃、毒蘑菇，好听的话语也是如此，比如积极XX、正XX、XX主义……

故曰，巧言令色者鲜矣仁。

积极M主之所以曾经运行良好，那是因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对外军事对抗。在打仗这件事情上，统帅从来都不需要什么民意基础，100万弱鸡的不满和反对，远不如1万名精锐将士的狂热支持重要。掌握武力的公民踊跃选出他们最爱戴的大帅，然后跟着他去打天下，这必然是一个很高效的制度，能让士兵都忠心爱戴、高度服从，甚至比战略眼光、指挥水平更重要。

迷信到盲从，狂热到愚蠢，就是战场上最大的优势，而造势和造神，就是通向胜利的金钥匙。

然而，现代政治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局面，治理国家与征战疆场也是完全不同的逻辑。治理国家，需要的是制定规则、协调矛盾、平衡利益、达成妥协，而不仅仅是依靠支持者大杀四方。

选票制在本质上、从第一天起，就不是一个内部协调制度，而是极其高效的军事动员制度，我投票给你，是要指望着打了胜仗分战利品的！当它无法吞噬敌人的时候，就转向内部吞噬自己，也就是把反对派的利益当成战利品来瓜分，一切党争乱象，一切对反对派民众的凌虐，都是这一逻辑的具体体现。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当蓝党得势的时候，大力打压石油煤炭，并给予新能源很多补贴，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而言，这当然是不对的；当红党上台后，毫不客气废除了对新能源的所有补贴，并进而补贴油田和煤矿（补贴煤矿？真是活久见）。所以我说，是非对立只是人为构建的幻象，在现实中，只有错得离谱和错得更离谱的对立。

在积极M主下，特别是在胜者全得的总统制下，只有胜和负，社会左右两极分化是无法避免的宿命。温和理性的中间派不仅不能获得政治资源，反而会优先成为左右两方极端势力优先猎杀的战利品。即便是在极端党派内部试图发出不那么极端的声音，在政治上都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本方选民分裂并带来选战失败的风险，所以——狂热即忠诚、理性即背叛。

这种极化政治也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堕落，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当你谴责别人的行为时，显然是代表你反对和厌弃这种行为，但今天的西大，局面已经完全反转。已经出现大量案例，在谴责对方的时候，自己却在忙着做完全相同的烂事，基本的逻辑变成了，“既然对方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我完全可以做得更大！”类似于阿Q的，“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同样，在面对对方谴责的时候，人们几乎完全放弃就事论事的争辩，而是立即展开反向谴责，指出对方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这种操作在X上都已经套路化、普及化了。

另一个微妙的变迁是政治的泛仇恨化，尤其是在蓝党多年的“反仇恨”之后，仇恨却成为了政治的主要驱动力，实在是非常讽刺。仇恨是人性、也是洪水，对于人性的洪水，可以防范、警惕、疏导，却不能堵塞，如果普通人的不满和抱怨不能通过合法的政治程序产生任何改变，那他们的仇恨就会积攒起来，推出一个集仇恨之大成的秩序破坏者。

客观讲，大漂亮曾经是一个很体面的国家，正如东大在更久远的过去也曾是一个很体面的国家一样，但现在，却以各自独特的方式陷入系统性弊病中不能自拔，只能说，很可惜。这个世界，无论是在国与国之间，还是在国内派系之间，都陷入了浩浩荡荡的比烂游戏，或许，这就是人类终将衰亡的预兆吧。

如何改变？从尊重人民的否决权开始，也就是实现消极M主。

在现代信息社会，全民性的票决和民调可以将操作成本做到很低，应当有一个年度甚至季度的全民性评价，如果超过一定比例的人不满，那么就该自动更替。这是总体的大原则，只有在这个原则下，上位者才会主动考虑和照顾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而不是忙于宰割对立派系。在大原则之下，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细节需要考虑：

一方面，是政治稳定性的考虑。频繁更迭的领导层无疑对政策连续性和国家稳定性是不利的，如何让上位者感到更迭的压力，从而主动施行善政，但又不造成事实上过于频繁的更迭？关键就在于标准的选择。由于民族性格和时代特征的原因，人民有时候狂躁，有时候冷漠，在狂躁的时代，或许每个领导都很容易被否决掉，在冷漠的时代则相反。所以，绝对不应该采取任何固定的否决标准，特别是50%这种数字其实毫无意义，标准应该是动态的。如果长期没有否决发生，否决的标准就应该逐年降低，如果刚刚发生了否决，那么下次否决的标准就该提高。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发生类似早期日本、意大利那种议会制国家频繁倒阁的情况，因为倒过一两次之后否决标准就高了，短期内就倒不动了。也不可能发生否决机制完全成为摆设的情况，因为标准会逐年累积降到一个很低的程度，只要时间够长，总会有倒霉蛋被否决的，这样的话上位者就总是会保持夕惕若厉。

另一方面，是权力合法性来源的问题。消极M主只能决定谁下，那么下一任谁该上呢？其实方案很丰富，每一个都比现在的任何一个制度好，但我重点推荐第三个，前两个就当理论探讨。

第一，非血缘继承的君宪制度。

君主制本身是一个很强大的制度，否则也不可能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独立发展起来并存续几千年，其强大就在于，君主制天然是精英政治，并且决策和执行效率俱佳，哪怕到了今天，君宪国家的平均水准也普遍强于周边国家。但君主制有两个死穴：一个是对社会的压制性导致与现代文明不兼容，立宪能调和但也不能完全消除这个问题；另一个是君王的继承人问题，诸子夺嫡是很多帝国衰亡的开始，而君王的世系衰退则是另一个被忽视的重要现象。

所谓世系衰退，是指君王的能力必然一代不如一代，开国君王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在体力还是智力方面都是如此，但其后代总会逐步回归社会平均值。而男人对娇弱花瓶式美女的热爱不仅加快了代际衰退的过程，甚至可能使其后代衰退到社会平均水平之下。如果君王总是选择花木兰、穆桂英这种女将或者黄月英、李清照这种才女来繁育后代，其世系衰退就会慢的多，但可惜这是反人性的。

参考远古的禅让传说和罗马帝国早期义子继位的情况，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

虽然实行君主制，但是以宪法禁止其血缘后裔继位，君王大量收取烈士遗孤为义子，集中教育并在其中择优选取继承人。义子们都是义士之后，在基因上是热血担当的，在文化上是正直忠诚的，在一定的基数之上，也总可以选出比较聪明能干的。帝王世系是以牺牲、荣誉和法统传承的，而不是以血统为传承的，这种架构如果形成社会共识，就是千年帝国的基业。

如果实君立宪，就仿照英国，由先皇确立继位序列，如果一个昏君被民众罢免，下一个自动顶上；如果虚君立宪，则首相掌握实际行政权，如果被罢免，君王可暂摄行政权，社会可以有充裕的时间来产生下一个首相而不至于发生动荡。

非血缘继承是最重要的原则，这不仅总是可以选出正直且优秀的继承人，也大大降低了继承人作乱的可能性，毕竟不是亲生的，也谈不上什么母族势力，聚集私人势力的能力会弱很多。但在国家危乱的时候，其自带的烈士遗孤的属性，又可以为其附加一层道义光环，利于团结国民抵御外辱。

第二，选票分级，精英动议、民众否决的制度。

目前的票选制在伦理上的一个困境在于，有的人对国家贡献大，有的人对国家贡献小，有的人对国家的贡献是负值，为什么他们的政治权利却完全相等呢？

在家庭中，谁贡献大谁的声音就大，在企业中，谁股份多谁的声音就大，在科研机构，谁的成就大谁的声音就大，但在西方国家层面，却直接数人头，最后发现吃福利的人声音最大。

一个简单但却实用的改革就是，将选票分为至少两级，贡献为正的人为一级，全民为另一级，相当于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区别。所谓贡献为正，就是你的纳税额超过你享有的一切现金和非现金社会福利的总值，部分经过审议的特殊贡献者也可以被赋予一个较大的贡献额，比如见义勇为、科研等无法直接体现为收入的贡献。

人性的贪婪和普遍的愚蠢，导致大多数人并不能凭一份文件草案就看懂该政策好不好，也不能凭一番竞选演讲就听懂该候选人好不好，而且他们事实上也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好不好，只是忙于讨生活和关心自己的荷包，让这些人去主导国策和选任就是典型的问道于盲。而贡献较大的人属于社会精英，在能力、见识和社会责任感上会显著超过普通民众，所以由精英阶层来主导政策的制定和要员的选任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西方国家早期的选举就是这样，一般都对纳税额或财产数量有刚性要求，只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动员需求，选票才扩散到了基层。

但选票的扩散并绝非毫无益处，因为这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政治影响力，直接为底层人民赋予了一种和平对抗上层专横和盘剥的工具，对于社会公平和个人权利具有显著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并进而激发了创业、创新的热情，开创了西方二战后的黄金时代。所以，使民众可以对精英说不，永远是必要的、基本的制度考量。

永远不要过于强调一个阶层的权利而忽视其他阶层的权利，永远不要专注一件事物的优点而忽略其缺点，同样也不要因为其缺点而忽略其优点和合理性。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这是基本的认识论，海纳百川、博采众长，这是基本的方法论，智慧的本质是恰如其分，只能在细致的权衡中和全面的融合中产生。

一个比较好的均衡就是，精英动议、民众否决，无论对于政策还是人事都是如此。民众不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但精英制定的政策永远只是暂行方案，民众可以在其实施之前和实施之后的任何阶段将其废除；民众也不参与官员的选任，而是由精英投票按照简单多数原则进行选举，但民众同样可以在任何阶段将官员罢免，拿下之后直接由原来得票第二多的顶上就行，以此类推。

这种制度下仍然会有党争，但党争之事古已有之，只要将蠢物排除在党争之外，党争并不会体现得像现在的西方这样反智而决绝，其危害并不会大到不可忍受的程度，更不可能造成全社会的撕裂。

第三，抽签、评议与否决相结合的混合M主制。

上述两个制度都不错，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政治上不可行。一个已经没有王的社会，要重新立一个王，没有必要性，大家也不会接受；已经授予全民选票，现在要将吃福利的人的票收回，也是千难万难，绝对谁提谁死。考虑到路径依赖和现实操作性，剩下这第三种就成了最切实可行的制度。

将部分人的选举权收回的是困难的，但把所有人的选举权都收回却是相对容易的，尤其是在大家都饱受政治乱象折磨的情况下。何况，个人的权利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反而因为否决/罢免权的引入而增加了，正如前文论述过的那样，NO是比YES重要而坚固得多的权利。更何况，收回的选举权也没有被赋予任何一定特定的小群体，而是用客观和随机的机制进行了替代。简单讲吧：

1、最高官员由抽签决定，这才是古往今来最M主的制度，并且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杜绝党争。先贤亚里士多德在大作《政治学》中说，“选举是寡头制，抽签才是M主制”，真的是深刻而睿智的精辟见解。选举这个东西，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必然被操控的，谁操控了愚论，谁就在很大程度上操控了选举，而谁掌握了金钱，谁就在很大程度上操控了愚论，而金钱是不论出处的，可以来自于包括但不限于垄断集团、犯罪集团、同盟国家、敌对国家等等。更黑暗的，就和大部分演艺新星总是会面临投资人的捆绑和要挟一样，大部分的政坛新星也会面临这种局面，不违法乱纪搞点把柄交上投名状，大佬怎么放心让你入圈呢？翅膀硬了翻脸不认人怎么办，投资不是都打水漂了吗？水面下的规则，决定了，洁身自好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2、关键的问题在于，谁有资格参与抽签？因为抽签的随机性，所以我们必须保证每一个参与抽签的人都不太离谱，谁上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最直接的做法是，做过下级职位且政绩优良者，获得抽签资格。关于政绩，可以分客观主观两部分，客观部分就是GDP和财政，主观部分就是辖区内公民对官员的评议，这两部分进行一个加权汇总，取前几名（个人倾向于7名）参加上一级岗位的抽签。公民对官员的评议当然是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但与现在的票选不一样，评议是在官员已经干了一届以后进行的，其真实准确程度无疑会远远超过在任前进行的选举。巧言令色的人会赢得选举，但只有实干为民的人才能赢得评议，评议指标加上财政指标的胜者，可以说任何一个都不会差。

3、那些抽签没抽中的人怎么办呢？很简单，直接组成一个最高委员会，审议政令、监督政府，你可以将这种制度看作某种程度的集体领导，以避免个人决策造成的偏差。该委员会允许一名或多名候补委员存在，在中签者因故不能履职时，直接加上排名第一的候补委员，然后抽签选出下一个，这个过程是如此快捷，一天就可以搞定。事实上，有了这个委员会，有没有领导本身都无所谓，或者大家轮值也可以，但考虑到大多数普通人更适应上面有个头儿，所以就抽一下吧。有一个明确的领导，也可以承担很多琐碎政务和人事任免工作，从而避免委员会把精力都放在鸡毛蒜皮上或者成天忙于争夺人事权，从而保证行政稳定和行政效率。

其实，一个正常国家在大部分时候，都并不需要英明神武的大统领，只要中规中矩不太离谱就行，乱世出英雄，英雄造乱世，英雄太多并非好事。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候选人，或许并不英明神武，但一定不会太差，基本都是合格人选，再加上落选者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大家就等着你瞎搞好再抽一次呢。如果上任后发现不合格，委员会是绝对有动力搞掉他的，通过消极M主机制能及时罢免止损，并且从委员会中快速产生继任者，造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也很小。

不同的候选人会有不同的个人政治倾向，但这根本都不重要，因为能成为候选人，就说明他的倾向并不是很极端，那么无论是中左还是中右都是可以接受的。委员会的存在也会进一步压制极端倾向的存在空间；而且中签人屁股后面没有一群选民等着要交代，推动极端议程的动力也很弱。

抽签制可以绝对避免党争，因为最后谁上都是靠运气，实在是没什么好争的，想要仕途进步，不如踏踏实实把现在的岗位干好，然后让政绩和民意送自己更上层楼。幕后老板操纵官员的情况虽然不能完全杜绝，但性价比差了很多，腐蚀要挟的成本直接乘以7，而上台后还不能放开手脚乱搞，不然很容易下台。

事实上抽签制这个东西并不新鲜，亚里士多德也不是凭空乱讲的，而是在希腊时代就有很多城邦实行抽签制，中世纪结束后，意大利由于受到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也有不少城邦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抽签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佛罗伦萨，他们就有一个最高委员会，而其中的委员全部是在更大范围的合格候选人中抽签产生的，这产生了什么后果呢？佛罗伦萨的内政搞得很好，经济十分繁荣，但可惜富而不强，因为这种体制缺乏有权威的领导，在军事上是天然孱弱的。

所以，作为一种应对危机的补充，与现在的票选制相同的积极M主也并不应该彻底消亡，而是应当作为一种应对紧急事态的应急机制而存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有相应的机制，在平时，最高官员是两名执政官，但在紧急状态，可以由元老院选举产生一名犭虫裁官，他们就是这么坦白，该职位就是叫这个名字。罗马的犭虫裁官拥有比和平时期的执政官更大的权力，但任期只有6个月，紧急状态如果提前结束，其任期也会提前结束。罗马前后共产生过90位犭虫裁官，绝大多数都到点正常下课，而最后一任犭虫裁官的名字叫——凯撒，从此罗马共和国变成了罗马帝国。

票选制就是为战争而生的，所以当重大外部危机来临的时候，当然应该恢复票选制，但为了避免重蹈罗马的覆辙，应该将权力关在笼子里，我的意思是字面上的。享有绝对权力的人应当被强制苦行，这样才能避免其将权力当作一种享受，同时也是对那些被为了大局而牺牲的无辜者及其家属的一种告慰。在特殊危亡时刻，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候必须伤害一些无辜的人来获取胜利和保卫更多的人，但决策者本人，应当主动成为牺牲者中的一份子，至少应当承担相当程度的痛苦，这是基本的道义要求。

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如果我面临一种局面，必须牺牲一批无辜的人，才能达成更重要的目的，那么我应该怎么做？炸花园口阻止日军的常凯申，焚纽约城阻止英军的华盛顿，甚至更极端的，吃睢阳城百姓而抵抗安禄山叛军的张巡，该得到如何的评价？最后我想，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该做的事情我还是会做，因为不做的话后果会更加恶劣，但是事后，我会自戕以谢天下。

其实这种掌权时的苦行文化、用权后的赎罪文化一直存在于历史与文化中，虽然不多，但很令人感动，真正体现出悲天悯人，而非权力的专横与傲慢。从原始社会起，大祭司终身不婚就是很多部落的习俗，早期的教会也是如此；权力的游戏/冰与火之歌中，绝境长城的司令必须独身，这并非虚构，罗马的边境军团和后来的圣殿骑士团都有相应的规定；火烧藤甲兵之后，诸葛亮亲自祭奠七日，因为此举有伤天和；三体中，罗辑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必须终身面壁，成为面壁人……

掌握绝对权力的人应当苦行，因为当权力与享乐相结合的时候，腐化的速度是惊人的，无人能够免俗；行使生杀大权的人应当赎罪，这不仅是对死者的告慰，也是治愈仇恨的良药，更是嗜杀与慎杀的分水岭。

世人皆以为票选制就是M主制，殊不知，票选制与搅动腥风血雨的伟人从来都只隔了一层纸，无论是拿破仑、希特勒，还是后来的某些大人物，哪一个不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的精神是空虚而孱弱的，丝毫不知审慎、平衡、制约为何物，总是在渴望一个值得全身心崇拜的慈父，任何不受制约的票选制，最终都将选出一个大帝，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事情。

综上，最好的制度是消极M主（轻选举、重罢免），让任后基于实际政绩的客观评议来替代任前基于空口白牙的主观选举，让命运的随机（抽签）来替代人为的结党、攻讦与操弄。在紧急状态下，可以暂行积极M主（票选统帅），但一定得将权力关在笼子里，literally。屠龙少年为何总是会变成恶龙？不是你选错了人，而是选择本身就是错误。不要吹嘘什么天选之人，直接抽签，让天来选吧。

制度本身就讲到这里吧，但制度变迁体现出来的，则是人类社会的深重危机。

人类社会面临很多危机，但在政治方面，最大的危机是，当人本身变得无用之后，社会将何去何从？

从火枪兴起到现在这几百年间，是普通人最为有用的时期，人力作为一种资源，在军事上和工业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所以，普通人才能获得公民权，所以，人类社会在这数百年间具有远超古代的平等性。权利和平等的基础，从来都不是知识分子炮制出来的美丽理念，而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人本身，就是一种很有用的东西。

但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一切。20世纪后半段，重装备和远程火力的兴起已经大幅度降低了步兵的作用，但工业端对工人的需求增长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人力价值下降的影响。今天，无人机、机器狗以及不可阻挡的军用AI的崛起，让人力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无用，而机器人和AI的发展，也让人力在工业上乃至于服务业上变得越来越无用，普通人在飞速贬值，甚至成为社会负资产。

当一个人成为负资产时，你可以批评他不努力，但当很多人乃至过半的人都成为负资产时，这绝对是一场最深重的社会危机。在未来，人类的道德伦理、权力架构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重构的过程中，人绝对不是变得更珍贵，而是变得越来越贱。这个过程，绝不美好，搞不好会尸横遍野，而新的社会形态是怎样，没有人能打包票。希望我这篇杞人忧天的空想之作，能够提供哪怕一点点建设性的诱因吧。

BTW：目前为止，关于政治制度最好的专著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其次是《联邦党人文集》，没有那么多理论派的装神弄鬼，有的是海量的现实案例和务实逻辑，并且语言通俗易懂，希望快速入门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两本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其实也不错，但离目前的现实就相当遥远了，有兴趣追本溯源的人可以找来，看看西方政治思想的原始基因是怎样的，以及今天比两千多年前退化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