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红十字，与经济计算

三河市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个案，好多地方都在搞。只不过三河市搞得太过了，连红十字都变绿了；另外就是时机不对，经济下行，正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呢，你搞这么一出，人一看，观感太差了，权力大无边，谁还敢投资？

这在体制内，就是不讲政治。从舆论角度看，这人“网感”太差了，办公室呆的久了，跟市场社会脱节，与市场中人生活在平行轨道中，完全搞不清楚民间会对某种行为作何感想，更不懂得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

关于事件中反映出的政府权力边界等问题，不用多讲，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即商家的牌匾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他的私有产权范畴，根本就不应当是政府应当干预的领域。如果大众在每一次事件中，都能逻辑一致地从私有产权角度去思考，那么自由和繁荣可期。

我要谈的是，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尤其是，医院怎么能把红十字变成绿色？

想想看，医院的领导，怎么能不知道红十字就应当是红色的呢？他肯定知道。那么在接到命令，要求不准用红色，统一成绿色的时候，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他要过心理这一关，最终服从，挺不容易的。

他要在别人嘲讽他红十字变成绿色荒谬至极，与服从命令之间进行选择。他的行动表达了其价值排序是：服从命令高于绿色红十字的荒谬。

这就是官僚体制的特点。

“官僚体制”，是一个中性词，米塞斯解释，凡是不能进行成本收益的经济计算的领域，那就只能采用官僚体制。

在市场上的企业内部也有官僚化的问题。大企业就经常出现官僚化，当有较高的税收、环保标准、安全标准等干预主义政策时，大企业就官僚化更甚。因为这时候干预主义政策实际上是他们的护身符，限制了小企业的竞争，大企业就养尊处优，细节上雕花，各种繁文缛节PPT，无谓地消耗，这才叫“内卷”，如果我们非要使用这个特别容易被误解的词汇的话。

但是好在，只要市场机制存在，消费者会对他们做出惩罚。无谓地消耗必定提高运行成本，降低生产效能，不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那么这正好是另一家企业的大好机会。企业，始终受到消费者主权的约束。

那么，任何一家企业，企业家对他的分支机构、下属部门经理人，不论怎么说，核心只有一条：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追求最大利润，否则你将被解雇，你的部门也将被裁撤。

一句话，它必须进行成本收益核算，利润机制是它的唯一导向。没有了利润，就说明它没有满足消费者需求，是在浪费资源；追求利润的过程，就是稀缺资源价值提升的过程、生产要素正确配置的过程、造福消费者的过程，否则利润从何而来呢？没有利润，这家企业就没有了，谈再多的创意、理想情怀、公益事业、社会责任、吹牛逼，那都是空的。

你能赢得利润，就重用你；你导致亏损，那就解雇你。企业家必须这么做。否则他自己就做不成企业家了。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但是到了行政体系内，怎么对下级下达指令呢？

它没有利润机制，怎么让下级服从、让自己的意图落下去，怎么评价一个下级的工作绩效呢？就必须设置若干指标、评比、达标、排名，然后进行检查、督导、考核。总之，它必然是“形式主义”的。

根本不可能有客观的盈亏指标来检验，评价下级的标准，就看上级的主观判断。那么，这种机制本质上就是人身依附关系。各种指标、评比、达标、排名，其实都是服从性测试。

三河这家医院的领导，事实上所有体制内人士，做出的选择就不难理解了。服从显示自己的忠诚，意味着稳定优渥的收益、以后可能的上升阶梯，反对则没有好果子吃。他选择了服从，因为这对他是有利的。他和其他所有公务人员一样，也会抱怨和心里犯嘀咕，但是他的行动才展示了他的展示偏好。

老胡经常中肯地说，要减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心思多用在抓工作上。说的倒是不错，但是行政体系内，只有程度不同而已，不这样搞，怎么搞呢？没有其他办法。

所以，试图在官僚体制下减少形式主义和浪费，这是经济学无知，是要画一个方的圆。

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僚体制无法进行经济计算，没有理性客观评判绩效的标准。

什么是经济计算呢？

经济计算就是成本收益的核算。市场企业家拿着自己的财产冒险，他的每一次决策，都必须计算投入产出，如果收益大于成本，那就是盈利，反之则是亏损。如果投入A项目，比投入B项目利润率更高，那么即便A项目也是盈利的，也应当投到B项目中去，因为每次投资都有机会成本。

其最终变现在资本会计上。即在缩减当下消费的情况下投资到长远未来，会实现未来更大的消费，实现资本的增值，这样的投资才是值得的。

经济计算，就是货币价格的计算。没有货币价格，一堆机器、100个劳动者、1吨棉花、500加仑汽油，无法通约，没有共同的单位，就没法计算投入产出。只有将他们共同换算成货币价格，才知道这些机器、人力、棉花等成本一共是200万，将来产出商品了，价格是500万。

货币价格计算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因为价格就是交换比率，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是唯一一种与所有商品都有交换比率的商品。而交换的前提是财产私有，我用一双鞋交换你10斤鸡蛋，是因为我拥有一双鞋，你拥有10斤鸡蛋。如果财产都是公有的，就不存在交换了，所以就没有价格了，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计算了。

市场经济是可行的，就是因为它可以计算；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就是因为它缺乏理性的计算手段，它是不可能的。

行政体系最根本的问题就在这里。

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警力呢？在行政体制下，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治安服务没有价格，无法计算投入产出。给一座城市增加10000名警察，治安会好吗？会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警力是需要钱的，而没有每一个人的真实出价，就无法得知纳税人到底愿意为安全付出多少代价，承担多少机会成本。

这就是所有公共服务都面临的问题。大家都在呼吁更加安全、免费教育和医疗，问题在于，公有之下没有价格，嘴上说的表现不出真实的偏好。如果有价格，这个事情马上就好办了：你愿意为增加10000名警力、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每月多交50%的税款吗？

即使伟大如克利夫兰，说他当市长总统，就是受纳税人委托，当一个监察官，监督你们官僚体系不能乱花纳税人钱。但他只是凭借良好的道德心和自律在干这项工作，仍然没法经济计算。

所以，计划经济不可行的原因，不是官员聪明与否、良心好不好、掌握了多少分散知识、以及科技是否发达的问题，而是因为它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价格、无法经济计算。它是非理性的经济，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消费者通过价格表达的真实偏好、边际效用和机会成本，那就只能凭借某个人主观武断的个人偏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为了满足某个目标，将资源统统调配过来，无视其他目标，结果当然是，造的出原子弹，造不出鸡蛋，最终陷入经济崩溃。

因此，计划体制最终通往的道路是什么呢？它并不会消灭财产，而是把所有财产集中在某个人手里，用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判断，代替整个市场的自发秩序，由他替每个人做选择和决断。如果全盘计划，那就是一切由他做决断，如果在某一领域实行计划经济，那就是这个领域他说了算。

三河市就是这样，税金在这个人手里，是公有的，没有经济计算，没有盈亏约束，这时候，当他认为不用红蓝黑三色，就是学院风、国际化，牌匾整齐划一就是美，什么是美由他定义，他的审美就代替了所有人审美。德国落榜小胡子为艺术定标准，就是一个本质。当把这一切拓展到所有领域，你就可以想象一个计划的完全图景。

所以，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私有财产，在于价格，在于经济计算。如果每个人可以自主决定购买安保、司法服务，才能真正地根绝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