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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不是重视商业的意思，而是一种国家专制主义的经济政策的集合。罗斯巴德论述道：它是一种关于国家建构，大政府、皇室巨额开支、沉重的税负、通货膨胀和赤字财政、战争、帝国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扩张等等的体系。简言之，是与当前情况非常类似的政治经济体系，唯一一个不太重要的区别是，目前的主要经济着眼点是大规模的工业而不是商业。
重商主义的含义
重商主义是工业革命以前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它催生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其立论基础是“蒙田谬误”：一人之所得，必是另一人之所失。人与人之间如此，对于一个民族、国家与另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也是如此。重商主义本来就是一群商人建立的松散的经济思想体系，其含义就是，用商人的眼光看待经济。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最多地将产品卖出，收获货币利益，总是好的。那么对于一个国家，就要尽可能地增加国王的货币收益，这就是顺理成章的推理。重商主义认为，尽管这个财富是属于国王的，但国王就是一个民族的“大脑”，国王好了，整个“肌体”才会好。所有重商主义者的信条，就是尽可能地出口，换回黄金白银；尽可能限制进口，防止黄金白银的流出。同时要尽可能地发展生产，增加就业，让所有人为国王生产财富，每个人都是国王农场里的奶牛。因此重商主义是一种为专制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它服务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化，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经济学”。对于重商主义者来说，他们并不忠诚于任何特定的政治形式，只要他们能够成为国家的管理者或者同盟军，就可以。1684年，奥地利法官菲利普·维尔海姆·冯·霍尼克发布了重商主义的“九点宣言”：1、把一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用于农业、采矿业或者制造业；
2、把一国所发现的原材料都用于国内制造业，因为成品比原料具有更高价值；
3、激励劳动大众；
4、禁止金银的一切输出，把一切国内货币都置于流通领域；
5、尽可能禁止外国物品进口；
6、在某些进口品必不可少的地方，需直接获得的进口品，首先用其他国内货品交换来取得，而不是用金银来交换；
7、尽可能地把进口限制在可以在国内制成成品的原料上；（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这样附加值高）
8、在必要的范围内持续地寻求将一国制造的剩余产品卖给外国人的机会，以换取金银；
9、如果某种货品在国内是充足的，并适宜于供给，就不允许进口。
许多重商主义的操作办法与上述不尽相同，这些宣言也不代表重商主义的全部。但是总体上就是这种思想进路。
17世纪以来伟大的自由放任思想运动，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但是遗憾的是，重商主义的遗毒影响深远，当今世界各国，不论是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和政体形式，都深陷重商主义的泥潭之中。现在的美国，整天出口美元，整天要保护国内产业，指责他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打贸易战，就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川普，就是一个典型的重商主义者。
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及他们的政策主张
拉斐玛。他是法国第一个重要的重商主义者。他像一只忠诚的狗一样追随自己的主子亨利四世，成为法国商业总监和商业委员会负责人。其经济政策的标准，就是如何将货币带回法兰西王国，认为国王的利益就是国民的利益。坚决禁止商人出口原材料，而是将原材料进口回来加工成制成品以后再出口，这样才能有更高的“附加值”，为国王充实金库服务。他沉迷于“充分就业”。但是请注意，重商主义对于充分就业的关心，决不是出于人道考虑，而是为了消灭懒惰，要“用锁链和监狱”强迫懒惰者、流浪汉、身体强壮的乞丐去工作。对酒馆和夜总会，必须严加限制，对嗜酒成性的醉汉，要直接逮捕并戴枷锁示众。因此重商主义者“充分就业”主张明确包含的逻辑结论是：强迫劳动。在他们看来，这是增加国家的生产力所必要的，会使国王受益。拉斐玛说：每一个反对我的人，都是自私的、无知的、以及是一个卖国贼。对所有不服从禁令和管制的人，都将像卖国贼那样被没收财产和处死。科尔贝尔。他可能是最令人耳熟能详的重商主义者了。他是著名的法国财政大臣，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经济沙皇，大范围地将重商主义思想付诸实施。他认为贸易就是战争和冲突，一国之所以繁荣，不仅依靠自己，而且还要依靠损害所有邻国的愿望。因为一国之所失，就是另一国之所得。他鼓励将金银保存在国内，这样它们才能流入国库；禁止金银的出口；通过强制性的高质量标准来实现卡特尔化；补贴出口，限制进口，直至法国实现自给自足。当然他最著名的名言是关于税收的：拔最多鹅毛，听最少鹅叫。所有法国的臣民，在他眼里，都不是人，而是为太阳王奢华的生活和无度挥霍提供支持的大鹅。难怪1683年9月6日科尔贝尔死时，整个法国特别是巴黎欣喜若狂。只有在军队保护的情况下，才得以阻止平民试图拖着科尔贝尔的尸体在巴黎游街，以发泄他们的不满。黎塞留。他在1622年被任命为枢机主教，两年后成为法国首相，直到去世。他认为，税收不应该过高，否则影响工商业的积极性，但也不能过低，以致公众太富足。因为人们一旦生活太舒适和满足，则很难让他们遵守规则、履行义务。他的“名人名言”，像拉斐玛和科尔贝尔一样令人毛骨悚然：“有必要把他们（民众）和骡子相比，骡子习惯于承受负担，他们垮掉往往是因为长时间的休息而不是因为工作。”其政策主张跟我国历史上一位大人物非常类似，他提出了“一民”、“贫民”、“弱民”等理论。他就是商鞅。爱德华·柯克。英格兰著名的法学家、首席法官。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对自由市场的兴趣，赞同精心设计的国家控制结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享有稳定优渥的收入和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他反对贸易逆差，谴责东印度公司将金银输出海外，攻击与法国的进口贸易，这会将“邪恶的奢侈品”带到英格兰。他曾经做出了著名的反垄断判决，让人们误以为他是反垄断的自由主义者。然而他实际上反对的是国王授予商人的垄断权，而不是反对垄断权本身，他只是将垄断权从国王的手里转移到议会的手中。他起草了1623年垄断法案，明确地把特许权授予了议会。培根。对，那就那位有无数“名人名言”的弗朗西斯·培根。他是国王的法律顾问，掌玺大臣，大法官。一个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为了政治地位不择手段的小人，一个贪污犯。他是国王专制主义的热情拥趸。反对逆差，主张出口要超过进口，更多地拥有黄金货币，反对高利贷。培根是经验主义的“先知”，他把全部知识分为两类，“神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精神世界属于神，物质世界完全是归纳的、经验的、通过感觉来获得的。知识只能从经验中获取，他宣称这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由此，人类社会没有恒定不变的伦理法则和经济规律，没有人类理性的存在空间，造成了政治经济学从演绎推理到经验归纳的大倒退。在培根的政治哲学中，没有判断政治行为的正当性标准，一切伦理都是相对的。由此，不存在对国王权力的检验和限制。培根设计了一个由开明君主统治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所有人都是幸福和快乐的，国王就是人世间的神。一切都以是否有利于国王的统治为目标，他所有归纳的经验主义“理论”，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国王的权力，为其行使权力背书。他是“国王的知识卫队”。他希望国王创建强大的帝国，不断扩张和征服，这是国王的崇高的道德责任。为了实现这种扩张的目标，臣民必须被国王如臂指使，并学会使用武器，坚毅而好战。培根的追随者包括托马斯·霍布斯，以及“政治算术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威廉·配第。著名的培根主义者，统计学和政治算术学的开拓者。霍布斯的秘书和研究助手。配第是朴素的人口扩张论者，因为人口越多，收入和产出越多，这样国家的收入就越大。必须充分就业，但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因为他认为劳动者都是粗鄙野蛮的人，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懒惰和酗酒成性。他认为，政治家具有会计头脑，加总各方面的收益和损失进行计算，做出决策。政治家是超人，可以由此做出合理的判断。一切价值皆可计算，一切能够计量的才是科学。人在他的眼中，都是机器，如果不按照他的算术去行动，那就把他们改造成自己想要的人。他的追随者查尔斯·达维南特甚至列出了一个计算表，说谷物产量减少1/10,那么价格必然上涨3/10,减少2/10，价格上涨8/10，如此等等。由此列出了一张需求表，画出了一条他心中的需求曲线。然而我们知道，根本没有这样的需求曲线，也没有这样的数量对应关系。为了达成国王收益的最大化，配第提出了一条疯狂的建议：强制将苏格兰和爱尔兰人迁移到英格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能提高英格兰的生产力，提高英格兰的租金水平。他的口号是：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让人不由得想起达豪集中营门口的标语。他只有任意的断言，使用许多隐含的假设，而这些假设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特定意识形态的结论。当今数理经济学和经验主义者，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把从经验总结中归纳出来的东西视为理论，甚至先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去找符合自己目标的数据。他们都是培根和威廉·配第拙劣的徒子徒孙。各式各样的重商主义者，他们的主张看似相互独立，侧重点不一，甚至自相矛盾，但是其主张始终围绕一个核心：一切要为国王服务，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站在商人的视角，尽可能出口以换取金钱收益的最大化总是好的，但是站在消费者和整个经济来看，就完全不是如此。而且，商人这个群体性概念，也无法穿透具体的每一个商人的得失，并且放弃了整个经济过程的微观分析。首先，重商主义的立论根据，即一人之所得，必是另一人之所失的“蒙田谬误”，就完全是胡言乱语。价值是主观的，是一个排序的概念，A优于B，为了实现A，必须放弃B。它因人而异，汝之砒霜我之蜜糖；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处境下，也变动不居。价值是无法测量的，无法用数学方法进行表达。效用不能加总，也无法跨人际进行比较。我喜欢苹果甚于梨，你不能问我，喜欢苹果的强度是喜欢梨的多少倍；他跟我喜欢的不同，你无法用数学方式比较我们两人的满足程度；你也不能把一群人的偏好加总起来，与另一群人比较，去计算所谓的“社会效用”。由此可见，一件商品，对于不同的人，价值是不同的，并没有一个客观的“价值量”。我有两个苹果，你有三个梨，我对一个梨的评价，高于一个苹果，所以我愿意放弃一个苹果，去换取你的一个梨；而你的评值恰恰与我相反。这时候，我们两人才有了交换的可能。交换之后，我们两人都既有了苹果又有了梨，双方价值都得到了提升，福利都得到了增进。在货币经济时代，你用5块钱买一个苹果，必定是因为，你对5块钱的评价低于一个苹果，而卖苹果的人，对一个苹果的评价低于5块钱。由此，你们之间才发生了交换。并没有“5元=1个苹果”这样的等式，更不存在他赚走了你5块钱，你就受损了这样的“零和博弈”。从来没有等价交换，更没有一人之所得，另一人之所失。交换必定是对双方有利的，否则交换就不会发生。赚你钱的人，才是真正增进了你的福利的人，因为他若是不能增进你的福利，你就不买。没有赚你钱的人，才什么都没有帮到你。正是因为他帮不到你，所以你才不给他付费。第二，黄金以及获取黄金的手段，一直是重商主义关注的中心。从“蒙田谬误”出发，重商主义者认为赚取货币的人是受益的，而损失货币的人是受损的。所以，必须不断地获取黄金，并且尽可能地不让黄金流出。他们把货币而非实际的物品当作财富。所以政策要旨就是要保证出口大于进口，否则黄金就会流失。因此必须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这就是当今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型。他们谴责东印度公司的理由，不是因为其垄断和掠夺（这反倒是他们希望的），而是因为从印度进口商品，输出了黄金。尽管他们进口回来后，又直接出口出去或者再加工出口，换回了黄金，那也是不可容忍的。顺差和逆差，出超和入超，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至关重要。顺差是好的、受益的，逆差是不好的、受损的。首先，货币是交换媒介，它并不是真实的财富，只有真实的资本品和消费品，才是财富。持有货币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其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放弃它，交换回真实的财货。其次，货币，多与少，都能够履行其交换媒介的功能。货币多了，购买力下降了，货币少了，购买力上升。如此而已。再次，顺差逆差，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你与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你永远是逆差；广东与广西，广东是顺差；钢铁厂与铁矿之间，永远是逆差，但它与汽车厂之间，永远是顺差。没有人觉得这些是问题。每个人购买商品，都是“逆差”；但是你的“逆差”，必定是因为你在别处“顺差”了，否则你拿什么购买呢？所以，出口实际上就是进口的支付手段。一国如果不出口，光进口，并不会有损于自身国民，反倒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加总计算广东人和广西人之间的顺差逆差，或者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入超出超，是毫无意义的。把全世界的出超和入超加总，必定为零。一个广西人、美国人，把钱交给广东人、中国人，交换回自己需要的商品，这个过程他们是自愿地把钱花出去的，是双方受益的。贸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跟国家没有关系。贸易，也跟国界线毫无关系。所以加总计算一国的顺差逆差，无非就是统计学和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学”，就是为了出台重商主义的错误政策服务的。没有这种拙劣的统计，就没有人关心加总量的所谓顺差逆差，每个人自己会决定在什么情况下顺差什么情况下逆差，才不会看着国家的贸易数据指导自己的生活。最后，出超和入超，有市场自发的平衡趋势。贸易盈余会带来国内货币供给增加，由此提高商品价格，减少出口，这时候进口就是更加经济的；随着进口的增加，货币就会流出，实现贸易平衡。因此任何贸易的不平衡，在市场经济下都会趋向于纠正其本身不平衡的状态。所以重商主义的无限积累黄金货币的信条是站不住脚的，不可能的。著名的例子如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时期，从美洲殖民地带回海量的黄金白银，随之造成的结果就是以黄金白银计价的商品价格上涨，这导致了出口下降，进口变得更加有利。由此，黄金白银流出西班牙，重新实现贸易均衡。这个大卫·休谟式的贸易平衡理论是正确的，唯一致命的缺陷只在于“货币数量论”的错误教条。它机械论地认为增加一定数量的货币，价格水平就会同时、同比例地增长，这已经被“坎蒂隆效应”所否定。作为最大限度地获取黄金的手段，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就是这种国家垄断特权体制的基本构成部分。为此，他们会实施产业政策，用税收补贴出口，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等方式实现这个目标。产业政策实际上就是赋予一种产业以高于他人的特权，就是把稀缺资源用强制力的手段，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用途中抽离到满足国王偏好的用途之中。它背离了消费者主权，扭曲生产结构，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和混乱，必将造成消费者的福利受损。一个产业如果真的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那就不用政策扶持，自然会发展壮大；反之，如果它没有满足消费者需求，那么产业政策就是在保护落后的生产，就是在毁灭资本，并且让消费者去买单。用税金补贴出口产业，就是强制性地把一个产业的资产转移到受补贴的行业，这是一种剥削，是生产结构的扭曲。它同时就是用本国消费者的钱财，补贴国内出口商和外国消费者。对外国商品加征关税，或者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其实就是对本国消费者征税，他们不得不购买本国生产的质次价高的商品，无法购买外国物美价廉的商品。重商主义者以“国家利益”之名推行上述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并没有什么“国家利益”，也没有什么“产业政策”，所有产业的背后，都是人。所以它维护的不过是这些产业的从业者的利益，它以伤害其他产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最终走向普遍贫穷。穿透集体主义的迷雾，就知道汉密尔顿式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无非就是对这些产业的一种利益输送。保护主义政策侵犯消费者的产权，维护一部分落后产业从业者的利益。它首先将导致消费者花费更多，减少了资本积累，最终将减少产出，降低工资率，导致所有人的贫穷；其次，它必将提高生产成本，在国际市场上丧失比较成本优势，最终丧失竞争力。美国的钢铁和汽车产业，就是典型的例证，在实施了一百年的产业扶持政策后，结局是钢铁和汽车产业的重镇底特律，成为“铁锈地带”和衰败之城。重商主义还会主张自相矛盾的政策，它一方面会为了国王的富裕而进行国际经济的控制，另一方面要求国内的减少干预。由此有时候被误认为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但这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能的。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一国对内实施经济干预，就必然对外实行贸易保护，否则国内干预政策就行不通。试想，只要允许国外商品自由进口，那么对内的各项补贴和产业政策，就会土崩瓦解。反过来说，控制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对内实行经济干预，因为这就是阻止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侵犯国内生产者的财产权，使他们无法进行自由交换。因此重商主义有“自毁效应”。它必须在干预之上叠加干预，不断地抬高贸易壁垒、不断加征关税，才能保证国内对特定行业的扶持政策行得通。所有行业都会追求这种保护，最终的结果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并走向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当不允许生产要素的国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最终会减少包括自身在内的全世界人的福利。而且，更重要的是，经济民族主义激发好战情绪，当贸易中断，入侵他国攫取资源，将他国变成本国，就变得更有吸引力，“商品进不去，军队就会开进去”。因此，重商主义者大都支持国家的扩张，国力的强盛。因为国力强盛才能支撑起探险、地理发现和殖民统治，攫取世界各处的财富。既然一国之所得就是一国之所失，那么把另一国变成自己的国家就可以了。所以侵略和殖民化就是重商主义的必然结果。殖民地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其他投入的来源，也是母国生产的商品的新市场和输入地。但是只能单方面输入，而不能反过来。例如英国对北美的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地必须用母国建造的船只运送他们的出口货物，必须出口给英国和英国殖民地，而不是其他国家。所以重商主义的法律强化了殖民地的自给自足，大幅降低殖民地人民的福利，反抗就是必然的结果。商人群体为了获取收益，会与权力结盟，要求一定的特权，进行合法垄断，在权力的庇护下排斥竞争，获取稳定收益。国王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也会对特定商人进行强力保护。
重商主义，就是国王与商人之间的权力联盟。国王依靠商人增加其财富，商人则借助国王的权力保护其经济利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是这种官商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的典型。在民主社会，表现为商人群体组成压力集团，通过舆论和游说，主导和影响立法进程，从强制立法中赚取垄断利润；而政客则通过给特定企业和群体授予特权的方式，谋求选票支持，在退职退休后，则到受照顾的企业担任高管赚取巨额薪水，商界与政界无缝对接“旋转门”。其实质就是商人与国王勾结，各取所需，压榨普通民众。美国，现在就是一个被军工复合体、华尔街、农业产业集团、钢铁产业集团等等压力集团主导的裙带资本主义体系。为了这些压力集团的利益，他们不惜本国消费者受损，中断自由贸易，对外发动战争，走向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国王与商人之间的裙带关系，使他们都得到收益的最大化，国王甚至会授予特许权垄断者以警察权，即可以使用暴力打击非法的竞争者。在16世纪的英格兰，“生产黑火药用的硝石的人，有权在任何人家里挖掘，因为含有硝酸的土壤是他们的原材料。具有扑克牌垄断权的宠臣闯入任何商店，搜查没收没有盖印的扑克牌，并威胁店主，会因他们的违法行为而受到远方某个法庭的传唤”。想想烟草公司与烟草局，以及盐业公司与盐务局，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通胀，首先是国王攫取财富的重要手段，它是重商主义的必然结果。税收是维持国王统治的基石，只有通过强制征收，才能保障国王的挥霍无度、对外侵略、收买人心，稳固自身的统治基础。但是过重的税收会引发民众的反抗，危及自身利益，因此通过印钞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就是所有国王处心积虑的手段。在金属货币时代，最常见的通胀方式就是在货币中掺假，即“剪币”，以此征收“铸币税”，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劫掠。后来在法国的魁北克和英国的殖民地马萨诸塞，出现了纸质货币，马萨诸塞殖民地政府发起了对魁北克的劫掠战争，结果以失败告终。为防止士兵哗变，马萨诸塞发行了7000磅的纸币，承诺在未来用硬币赎回。结果在还没有赎回时，马萨诸塞政府就发现这是一本万利的办法，可以源源不断地为自己提供资金，于是开动印钞机疯狂印钞，印了40000磅。后来，英国政府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正是重商主义政策，催生了法定纸币和中央银行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是最容易为国王和政府筹措资金的制度，是最阴险而隐秘的税收，将人民的财产洗劫一空，却不用引发课征重税引发的反抗。民众的购买力就通过印发纸币转移给了国王。新增货币并不是人人有份，它引起的价格变动，也并不是同时和同比例发生，而总是会引发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谁先拿到新印的钞票，谁就受益。因为他可以在商品尚未涨价以前，获得更大购买力，由此将更多的真实财货转移到自己手中；而那些后拿到和没拿到的人，则必须在收入并未增加，而商品价格却上涨之后才能购买财货，由此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国王就是货币扩张的源头，印钞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他自己。他可以由此去用新印的钞票照顾特定的商人，自己的宠臣，以及收买特定群体。谁越是靠近国王，谁就越是能拿到新增的货币。由此，所有人都纷纷向国王靠拢，谋求通胀利益，以他人受损的方式增进自身利益。一个围绕着国王的、稳固的统治联盟得以建立，社会被划分为净收益者和净受损者两个阶层，前者是掠夺者，后者是被掠夺者。所以，要实现自由，限制国王权力扩张，一个关键之举就是废除中央银行和纸币制度，回归金本位。一个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诚实货币体系，才能釜底抽薪地砍断掠夺之手。几乎所有重商主义者，都支持人口增加、充分就业和低工资政策。威廉·配第在后期还认为，禁止货币流出是无用的，坚持高水平的就业和经济活动，而非积累金银财宝，才是重要的。但他们的出发点从来不是“生育自由”，而是为国王创造更多的“骡子”，不断为国王创造财富。
配第的名作《赋税论》建议：为根除爱尔兰贫穷的根源，即人口稀少，政府应当对未婚爱尔兰妇女的生育进行补贴。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操作办法：只有当妇女连续地记录每个孩子父亲的同居时间，并签署协议由孩子父亲来处置孩子时，这项补贴才能发放。任泽平梁建章赵燕菁等鼓吹国家补贴生育的经济学家，都可以归入重商主义之列。因为他们在提出这种主张的时候，并没有把人当人看，而是当作为生产财富的工具。生育率太低，以后没有人为国家生产财富怎么办？以后没有人缴社保税了怎么办，养老金不是出现危机了吗？他们其实就是把人当作骡子。为了保证充分就业，最大限度为国王生产财富，重商主义者又强调，必须把劳动者维持在生存的边界上，既不要多也不要少。劳动阶层道德水平低下，受苦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高工资将导致他们的不断堕落，例如懒惰和酗酒，贫穷才能够使他们勤勉。失业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们懒而无能。哈耶克推崇备至的曼德维尔大夫就说，穷人的孩子就不要接受公立教育了，他们应该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去劳作，教育会破坏他们应得的贫穷。就连大卫·休谟也支持，适度的税收将有利于激励人们勤勉。但过度的税负会破坏激励并产生失望情绪。必须满负荷地工作，这样才能确保大英帝国在争夺世界霸主的国家斗争中，取得胜利的经济力量。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国王，哪怕是一些减少干预的成分，也都是出于增加国王的财富，民众如何，在重商主义者眼里是无关轻重的，他们根本不关心。为了促进民族国家的利益，必须对人们的自由进行管控，破坏自由契约，也是重商主义的必然政策要求。在意识形态谱系上，重商主义具有极右翼保守主义的浓厚气质。维护国王和裙带集团的超级特权，维持原有等级结构，对一切通往自由的变革持强烈的排斥态度。因为那意味着将他们扫进垃圾桶。罗斯巴德说：重商主义唯一值得肯定的在于，它把物质生产活动视为人活动的目的，并且不相信自古以来流传的神学法则，而是用自然法的概念所替代。他们的论述中再也没有神秘主义的东西和情感，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功利主义的财富目标。在17世纪工业革命孕育的前夜，是一个制度迅速变化、人们向特权发起挑战、为启蒙运动培育市场的文艺复兴时代，众多启蒙思想家向这一腐朽的观念发起猛烈攻击，引领了一场思想革命。他们追求的是所有人的权利平等，所有人的福利满足，它不受神权政治的禁锢，排斥一切特权思维，主张和平的分工合作，而不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压迫。由此，重商主义的观念已经岌岌可危，新观念方兴未艾，正在填补观念的空白。这就是自由放任的思想，它催生了工业革命，迎来了人类文明的大踏步前进。但是就像所有摧毁旧秩序的运动一样，这场伟大的运动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犯了许多战略上的错误。费奈隆强烈反对国王的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要沿着自由贸易、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的方向改革。他认为“战争是最大的罪恶，法国持续进行战争的有害政策，是其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恶果。应当被诅咒的是那些法国宫廷里的统治者，他们增大自己的力量，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在他们的同胞的血泊之中寻求骇人听闻的荣耀”。费奈隆在法国宫廷中，领导着一个很有力量的小集团。他凭借担任国王的情妇曼特农夫人的宗教老师的地位，在1689年被任命为皇家子弟的指导教师，其中有路易十四的孙子——年轻的勃艮第公爵，他似乎被指定为未来的国王。所以，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勃艮第公爵身上，希望通过改变国王的继承人的方式，去开展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将法国从重商主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
在路易十四的大太子去世后，勃艮第集团本来将继承王位，推行费奈隆的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勃艮第公爵及其妻子和儿子都死于麻疹。费奈隆计划由此宣告失败。这是重大的战略失误，伟大的杜尔阁和其他自由放任经济学家都犯了这个错误。他们的希望和战略视野，不可避免地局限在君主及其实质上的专制统治框架之内，即通过影响当权人物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但我们知道，这是靠不住的。一旦某个寄予厚望的大人物离去，或者发生思想观念的变化，所有的改革就偃旗息鼓，成果也会付诸东流。所以正确的战略永远是，改变民众的观念，推行自下而上的变革。因为，所有的治理，都依靠民众的观念支持。长期来看，正是民众的观念，决定了政策的走向。让我们牢记汉斯-赫尔曼·霍普教授的教导：你无需去转变同行，你应该全力去启蒙智识上尚未成型的年轻人，你应该避开学术界而直接面向公众，因为公众心中有些大体健康的反知识分子偏见，从而容易开窍。同时，必须毫不妥协地坚持理论的纯粹性。理论妥协或渐进主义，只会导致虚假、邪恶与谎言的存续，唯有理论纯粹主义、激进主义与理论上的誓不妥协，才能首先导致渐进的实践性改革与改良，才可能最后赢得胜利。最后，还要像罗斯巴德那样，始终保持对自由的乐观和热忱。这既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原则。一旦我们陷入悲观失望，就会像晚年的斯宾塞那样，认为人类还处于进化的初级阶段，由此承认现状接受现实，反倒成为当下状态的支持者。放弃激进的纲领，就会连一丝边际改善也很难实现，由此背离自由主义的革命性路线，成为一个拙劣的保守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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