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永远保持一颗自由的心

张维迎：我不太愿意讲这些东西。我越来越觉得，我可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出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至少是超越我原来所想象的一些东西。有人追求权，我对于权力的欲望比较低。有人追求利，我对于利，也不是特别感兴趣。这方面，我觉得我能够把持住自己。对那些东西，我看得比较淡。也有人追求一种名，还有人追求一种宠：政府的宠，老百姓的宠，媒体的宠，我对这些东西，也很防范。我现在追求的，真的是一种内心的充实、坦荡。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讲清楚这个问题，只是我觉得，很多在别人看来是重要的事情，对我并不重要。

我还是会坚守自己，也就是永远保持一颗自由的心，努力不让外界的干扰动摇自己，更不要说扭曲自己，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只是觉得，人就应该这样活着，就像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定力，追求一种沉思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说，人有三种生活，一种叫享受的生活，一种叫政治的生活，一种叫沉思的生活。享受的生活，是指我们人七情六欲的东西，要有钱、有房子、吃好穿好，等等。政治的生活是说人追求一种权力、一种荣誉的生活。现在很多企业界人士就是这样，在以一种好胜心做企业。政界人士也是这样，他们勾心斗角，不一定是因为对现在的位置不满，而是因为他不那样做，别人就可能把他弄下去。因此，他是为了捍卫自己现在的地位才那样做。沉思的生活，是人的理性的最高追求，是我们在思考，在努力理解这个世界，有一种看戏的心态。我喜欢的，是这种生活。我认为这种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最好的生活。

享受的生活，很多动物都有同样的生活。争强好胜，取得荣誉，基本上是人类的，但动物也有一定程度的争强好胜。只有沉思，只有这种理性的思考，只有这样一种对知识的追求，才是人类特有的。所以，这是我追求的生活。

比如我常想，孔子这个人，即使在当时也没有人否认他有大智慧，但肯定有人认为他“傻”。他为什么到处碰壁仍然坚持自己的理念？因为他认为这就是他，别人劝告他的那些事情，他不是不明白，而是不屑于。隔了两千多年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他曾面临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没有他那么伟大，我们很平凡。但平凡的人，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一般人在权力、金钱、名声等种种很多诱惑面前很难坚守，能够坚守住的很少，所以，他们令人敬佩敬仰。

再比如苏格拉底，他到处给人讲课，但不收钱。所以有人对他说，苏格拉底，你确实是个正义的人，但绝不是个明智的人，因为你的知识分文不值。苏格拉底回答说，我要保持我的自由，如果我收了他的钱，我实际上变成他的雇员、他的奴隶，但我保持我的自由，我可以选择我的授课对象，我还可以交朋友，这些比金钱报酬那个东西更有价值。我认为他是我们做学问人的一个榜样。

尽管我是特别捍卫市场经济，坚守市场经济的理念，但坦率地讲，作为我个人的行为，至少不是普通人所理解的那样，我认为人世间真正最宝贵的东西，是不能定价的，是无价的。凡是有价的，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都不是最珍贵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所坚守的一点。比如我去不去哪里讲课，完全看我是不是喜欢，与给不给报酬，给多少报酬，没有关系。我要保持我的自由，我不是任何人的雇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明白这一点。

有很多媒体向我约稿，或者要为我开专栏，但我从来不接受约稿，不写专栏文章——除了早期有过一两次。我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我不想让任何人束缚我。否则就可能有媒体会对我说，日期到了，约定的稿子还没交啊，那样我觉得会打破我的自由。我只是觉得应该按我的本性去生活，而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无论是想当官的，想赚钱的，想出名的，只要正当，都是好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感谢那些贪婪的人，他们因为贪婪忍受了许多痛苦，但给我们生产出了很好的产品。当然，如果不是按照正当的方式，无论赚了钱，还是当了官、出了名，则都没什么可羡慕的。

亚当·斯密说，我们人类的很多痛苦来自对三种状态下的差距估计过高：贫穷与富有之间的区别；私人职位和公众职位之间的区别；寂寞无闻与德高望重之间的区别。理性地讲，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所以，人是什么？人一定要有他的独立性和他的自由。当然，他必须受到社会的道德约束，做任何事情必须以不损害别人为前提条件。

但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很难去判断什么时候损害了别人的利益，但至少在动机上，要有这样一个约束。 

张维迎：这个问题几年前我从没有思考过。现在经常有朋友像你这样跟我交流，所以，我就想，我在过去30年发表的很多观点在逻辑上前后是一致的和连贯的，为什么？坦率地讲，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如果写文章、发表观点，是想卖给帝王家，或者只是想邀宠，那就一定会迎合当时政治需求和社会风尚，这样就很难保持前后一致性。我从来没有想过写个东西期待某个领导批示，也从来没写过任何所谓奏折，即使当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真的是怎样想的，就怎样讲。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我猜，这可能与我的家庭环境有关。因为我父母没文化，不识字，他们其实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说什么，所以这方面对我的干预干扰比较少一点。尽管很多朋友、老师劝告我，在中国，有很多敏感的事情，你最好不去碰它，即使你这么想的，也不能这么讲。这是大家认同的一个基本道理。包括媒体，也是这样。

张维迎：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告诉你，我还相信我们人类有一点思辨能力。

我1983年写1984年发表了关于企业家的文章，但我没有在企业工作过。后来一些比较大的企业的老总对我说，他们一开始不认识我，但看了我文章以后觉得，作者对企业太了解了，一定是从企业出来的。认识我之后发现我从没在企业工作过，于是很惊讶。因此，我相信我们人类有一种理性的、逻辑的力量。如果我们对于人性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是可以推理的。当然我不是说，反对搞调查研究，但要知道，有很多现象是容易迷惑人的。我觉得我更擅长逻辑分析，也许我的东西太逻辑化了，很多东西如果在逻辑上走不下去，我不会相信它。如果在逻辑上能走下去，我就会相信它。（点击阅读  40年后重读张维迎《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历久弥新）

我觉得，无论我谈经济的观点，还是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内在一致的逻辑。至于什么体系，这不好定义。我只能说，我的观点就代表我自己这个人，代表我的所思所想，这些可能跟别人一样，也可能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一样，不是我有意要迎合他，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我故意要反对他。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实验，去往前走。我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因此我现在考虑的问题，可能比过去要长远一些。我会想，我们这个国家3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包括我们学术界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我不是说我有什么样的能力一定能够担当这个工作，但至少我有这个兴趣和志向，我觉得应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对于一些特别短期的问题，不是太感兴趣。

我经常会碰到一些记者发短信或电邮要求我对当下的一些政策或市场变化发表看法，但我很少谈这些看法。因为，我真的没兴趣。

 张维迎：来源于不断读书和思考。从理论上说，我在读经济学的时候，除了现在这些主流经济学的东西，我也会看一些古典的东西，包括亚当·斯密的、弗里德曼的、哈耶克的所谓奥地利学派的那些东西，等等，都对我有影响。上世纪80年代写价格双轨制的时候，我系统地学习了微观经济学，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我比较规规矩矩地学了一些主流经济学的东西，自认为对经济学理论掌握得比较透，但其实我现在对于经济学本身有很多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存在很多问题。现在，有很多市场理论的缺陷或失败，被当作市场本身的缺陷或失败。

对于凯恩斯主义的一些东西，其实早期谈不上反对，而是很得意于讲课时能以很简洁的方式来加以表现他的理论。但我后来越发觉得凯恩斯主义有问题，后来读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知道了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在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开始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可以读很多东西，但如果你自身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你会从这个角度不断去吸收不同的思想。但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定律的话，就会无论看了哪种东西都觉得有道理。

当然人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我可能比较早的对市场、对企业家精神形成了一种信念。大概是从写双轨制价格改革文章的时候吧。

张维迎：现在回过头来看，像我们这一代人，早期读书还比较少，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接触这些启蒙思想家的东西，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启蒙思想家的很多思想，恰恰需要在中国不断去传播，因为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不认同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论证方法，即某某人说的，首先假定他是正确的，然后去证明另一种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是否接受他的观点，要看他的观点本身是否有道理，如果有道理，才会变成我引证说服的东西。

是不是有很多人觉得我比较特殊，有点与众不同？

张维迎：这不是说我有多么的聪明，可能是我没那么贪婪，没那么多的欲望，这让我保持一颗独立的心。从理论方面或观念方面讲，以其本身的天资即聪明才智能够做到的人，应该不少，但他可能不能保持一个独立的心，这样他就结不出这个果来。

张维迎：其实人类从古到今，从东到西，本质上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我不相信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有多么大的差距。由于这一点，不同人群才能合作共享和相互借鉴。比如说，我们在国外学的那些在西方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比如激励理论、公司治理，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总体上还是非常恰当的。我们要把握人类的性质，才能提出正确的东西。

如果我们对人类的本质把握不准，那我们的很多观点，就会出错。市场理念之所以有生命力，尽管不断地有人反对，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于人性的比较准确的把握之上，所以按这种思想去发展经济，就可能更好地促进人们的合作。如果对于人性把握不准，那么创造的一些制度，最后就是反人类反人性的，不可能成功。比如计划经济。

 张维迎：我也不知道什么重要不重要，我现在更多的是在读书和思考，我也不做具体的比如某个政府的或某个科研的项目。你若问我在做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我在读书、思考，还有演讲，我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偶尔我还会感到很尴尬，比如有朋友问我最近在做什么研究，我说我不知道在做什么研究。真的，我不是一个对自己很有计划性的人。

张维迎：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有时可能感到比较兴奋。比如看到社会面临这么多问题，这么多迷思，有时会觉得比别人理解透彻一点，也就是大家看到的表面的东西，感到其然的东西，我能看到深层的其所以然的东西，这时我会有一种满足感。这就是我所说的沉思的生活吧。好比有很多人在谈论的一个问题是，现今社会道德堕落，出现道德危机，我觉得我大致知道其根源在哪，而这方面我的答案可能跟很多人的答案不一样。

这就让我感到很兴奋，我觉得这就是我得到的一种报答。我不是说对此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像企业今天要赚多少钱，当官的明年要当个处长局长之类，不是这样。我喜欢做东西是自我就可以满足的东西，而不像有很多东西需要依赖于别人。我觉得人类具有的一个特征，我们的好奇心，我们认识世界的冲动，一种追求卓越的欲望。

 张维迎：就是说，有些事情，你比别人明白，而这种明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不只是接受了别人的东西，然后，别人的东西可以在自己心里引起共鸣，这些都让我觉得是一种快乐，是一种生活本身的意义。当然，在对别人讲的时候，如果别人在点头，并感到为什么原来没听过这样的观点，这也是我的一种满足。其实做学问本身很大一部分就是与众不同，就是要逻辑性地想出别人没想到的东西。但我们人类的知识积累非常庞杂，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要吸收别人的东西。人类的生活今天和过去相比为什么有这么多变化？就因为我们的知识可以积累，所以，有时你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跟古人对话。我必须强调，除了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享受沉思的快乐，我们人类有很多东西可以让自己兴奋，但大部分人可能太局限于物质的可见的世界，还有另一个世界很多人不去碰它。

比如读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道德经》也好，《论语》也好，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也好，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好，读这些书是在跟两千多年前的人对话，而且这些人都是人类当中那么出类拔萃、那么有智慧的人，跟这些人对话，跟我们当什么官、开什么车、吃什么好东西相比，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快乐。而且，享受这种快乐，不用跟别人争斗。比如你要当个官，他上去了，你就上不去，容易跟别人争斗，甚至做生意也有很多争斗。但读书、思考用不着跟谁争斗，而是自我得到一种满足，这非常有意思，这是一种不好描述的很神奇的东西，让人觉得蛮快乐的，也让人觉得自己每天都在进步。所以，若问我现在和未来要做什么，我的回答是，我感觉，我好像是在重新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博士生一样，因此，我是在学习。这让我想起20多年前在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很辛苦，但却很快乐，这是因为感觉自己每天在进步。今天，我有同样的感觉。

如果一段时间没有读书或不看什么新的东西，我会觉得特别难受，感到很不舒服。所以，现在特别好，我有大量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去读书，去进行知识的积累，我还在进步，而且，我觉得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在继续深化。当然我并不是说我要成为多么伟大的学者，也许未来会，但现在我不能说我会。我只是觉得，现在我看问题，已经从原来那种“术”的层次，更多上升为“道”的或思想的层次。原来我可能会考虑某个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之类的问题，现在我可能觉得这都不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这段时间，我其实在想一个问题，人类如何更好地合作？最近我出的《博弈与社会》这本书，也是这个主题，但我仍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人类只有合作，才能进步。但我们人类在合作中有障碍在阻碍着我们的合作，我们如何突破这些障碍？人类拥有无知的一面，所以我们真的要不断地去学习。

张维迎：我觉得，传统上理解的经济学，有很多缺陷，比如它只研究可度量的东西，好比讲到一个人的幸福程度，他的效用有多高，离不开物质的因素。经济学讲到人的动机，一般假定都受物质利益的支配。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其实我们人是这样吗？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也就是说，我对于经济学本身的不满，使我觉得我应该跳出它的视角看问题，但我觉得我基本的思维方式仍然是经济学所训练的方式，但现在可能有些超出了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另外，我所思考的问题，必须能够回答大家所提出的问题，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收入分配问题，甚至道德的问题，我能回答吗？如果我不能回答，那就说明我对市场的理解可能有缺陷。但目前我的一些思考，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你说的没错，这跟传统上大家所理解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不喜欢关注太短期的话题，比如对于利率的调整之类问题，我真的没有大的兴趣去关注。有很多地方邀请我去作报告，谈论一些经济形势话题，我都表示拒绝，因为我没兴趣关注这些话题。

我原来对自己说，三年之内的事情，我不关心。我一直还是坚持这一点。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写的关于社会信任的一些东西，已经涉及到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了，但我必须坦率承认，我自己感觉到，我比十年前思考问题、解释某些问题，更感到不能说游刃有余，也更自然或空灵一些。就像我开车，很自然地该停就停、该走就走、该加速就加速。这也许跟很多知识的积累、融汇有关系吧。

我相信市场经济，但在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如果只有经济学家理解市场经济，那是建立不起来市场经济的。如果不能从道德上证明市场的正当性，是不可能说服大众的。

张维迎：我没有任何兴趣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不光是商学院院长的职务，对于其他任何行政职务，我都没有兴趣。

我追求“四无”，于是有朋友说，你干脆就叫“四无居士”吧。哪“四无”？“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目无组织，心无旁骛。”我的意思是，套用俗语讲，我不愿意接受任何人对我的指手画脚，也不愿意对任何别人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我想问题是因为我是人类的一份子、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因为我是某个组织的人。我坚信我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不会受什么干扰地去思考问题。但你知道人都有世俗的一面，所以我不断地修炼，并给自己提出一个修炼的标准。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什么东西不适合我。有时候并不是能不能做，而是从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的角度讲，就是值得不值得。从社会的角度看，对我来讲，任何一个具体组织的工作，能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可能都很有限，都不如我去思考和研究抽象的问题更有价值。

噢，想起一个故事。有人质疑苏格拉底，你总训导别人如何当一个好的政治家，你自己为什么不去从政？苏格拉底回答说，我自己从政，只有一个好的政治家，我不从政，可以培养出很多好的政治家。你说，哪一个贡献更大？

我当然不会训导政治家，但如果能搞明白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少犯一些错误，也很有价值。总之，我觉得无论对于我个人的幸福，还是对于社会来讲，我当这样一个自由的学者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