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自由市场派
文丨张是之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个人，来自MIT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还有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
获奖理由是，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他们对影响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的因素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揭示了制度在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民主和包容性制度对经济繁荣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支持这些制度的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实证性的、历史性的，也就是在不断地考察历史中总结规律，发现国家繁荣和失败的原因。
比如书中第一组图片便是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线两边的对比，一边繁荣一边落后，对比非常明显。
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成败，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在于制度。
制度分为包容性的和攫取性的，包容性制度有这么几个特点，保护产权、开放市场、自由竞争、没有垄断。
而攫取性制度，则不重视产权保护、市场不够开放，容易形成权贵垄断等等。
虽然攫取性的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制造一些繁荣的景象，但制度本身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一直持续。
而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够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他们从古今中外收集了很多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观点。
以上观点都可以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找到，该书的作者今年三位获奖者中的两位，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觉得还不错，这分明是奥派“友军”嘛。
但是别急，往下看。
三位获奖者中的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2023年出版了一本书，《权力与进步》（Power and Progress），很可能会完全颠覆你前面的“友军”印象。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技术问题上的千年斗争（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 Prosperity）。
他们在书中回顾了人类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探讨技术进步与社会繁荣之间的关系。
研究方法没有变，他们还是在通过历史和现代的案例来总结归纳，他们挑战了技术发展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传统观点，强调技术进步的方向和它如何影响社会，实际上取决于我们所做的选择。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技术进步往往只惠及少数精英，而不是广大民众，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和民主的侵蚀。
比如中世纪的农业进步，使教会能够积累财富，而农民却饱受饥饿。
到了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工人收入停滞，而少数人却变得非常富有。
今天呢，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通过过度的自动化、大数据收集和侵入性的监控，增加了不平等，并破坏了民主。
他们认为技术进步的果实，不应该只被少数人摘取，所以呼吁需要改变现有的技术发展路径，以便能够惠及所有人。
他们希望通过改变叙事、建立制衡力量和开发技术、监管和政策解决方案，以此实现数字时代的共同繁荣。
而提出的政策建议，概括起来就是增加税收和加强管制。
总体上有这么三大块：第一，改变叙述观点和价值规范；第二，培养制衡力量；第三，提出政策解决方案。
他建议怎么培养制衡力量呢？那就是工会，让工会来发挥制衡作用，让工会更团结，话语权更大。
而对于政策建议，他的书中真是毫无保留地暴露了反市场的倾向。
比如他建议要拆分大型科技企业，要求税务改革，进一步加大征税力度。
再就是投资员工，要求企业加强对员工的培训，限制对工人的监控，提升工人在技术发展方向上的话语权。
建立政府AI研究中心，帮助政府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并支持那些目前不被私营企业看好的技术研究。
其他的还有，要求增加财富税，追求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加强社会安全网；让落后地区拥有更好的学校，削减教育不平等；提高最低工资，减少不平等，并且要让其他西方国家跟进。
他们关于最低工资问题的观点，就是明确支持最低工资，同时反对自动化。原文是：
最能发挥最低工资效益的方式应该是作为配套措施，而整体的目标还是要让科技发展重新导向、远离自动化。
如果技术能变得对工人更友善，企业即使面临工资上涨，也不会那么急着将工作自动化，而是可能选择通过培训或技术上的调整，投资提升工人的生产力。
这也再次强调我们的总体结论，也就是必须让技术变革重新导向，让企业将员工视为重要的资源。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最低工资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效力，也比较不会造成反效果。
看到这儿，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阿西莫格鲁的著作，在《权力与进步》一书中的这些建议，如果按照他们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中的划分，是属于包容性的还是攫取性的？
不知道他们自己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所以，不要被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自由市场派。
2024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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