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知名专栏作家连岳，在个人公号“连岳”上发表了一篇谈论民主与市场的文章，随即引来几乎一边倒的批评——“也是没想到连岳有今天，前些年一直买我爱问连岳系列，那时他在公共事件上还算敢表达，这过了10年，这人嗖的一下就变成这副模样了......”“连岳就像活在蔬菜地里的兔子，觉得岁月静好，萝卜新鲜，一切都让人满意，狐狸只是传说，野兔让人憎恶，而土地规划委员的决议永远不会波及到这块蔬菜地。”连岳的文章真的一无是处吗？他到底错在哪里？究竟该怎么评判？哲学圣贤亚里士多德关于演绎法，有一个经典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拆解连岳的文章：小前提：民主对市场经济、契约精神、对自立自强的高尚品格，都造成持久的、制度性的伤害。市场经济在君主制下会比民主制运行得更好。结论：民主并不是更好的体制，而是更坏的体制，它并非雅典的光荣，而是雅典的堕落，我们如果施行欧美式的民主，也将堕落。拆解后再来评判，就比较清楚了：连岳的大前提正确，但小前提、结论却全部错误。尽管连岳犯了两个常识性错误，但他有一个观点，也就是他推论的大前提——能释放市场活力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却是正确的。关于什么是好的制度，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众说纷纭。连岳说，能释放市场活力的制度才是好制度。这个观点，应该说不仅正确，还很深刻。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不仅通过分工提高经济效率，还推动创新，促进经济繁荣，最大限度的满足了人类的各种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身份到契约关系的转变。在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人与企业，个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契约，而非依附或者强制的基础之上。孟德斯鸠曾说：有商业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和法治。而能释放市场活力的制度，换句话说，就是能促进商业繁荣的制度。“释放市场活力的制度才是好制度”这本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东西，但常常被另一个争论所遮蔽。这就是我们听到最多的“到底是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事实上，这个争论常常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比如，有人说，美国政府很大，却是世界头号强国；北欧等国家政府很小，不过就是二三流国家，可见，国家的强弱和政府的大小是成正比的。与之相反的保守主义思想，还有连岳在文章中提到的奥地利学派，却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可见，后者是错的。之所以出现鸡同鸭讲的窘境，是因为这里的“大小”，并不是一个政府规模问题，而是一个属性问题；或者说，是强化市场型政府，还是抑制市场型政府的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曼瑟·奥尔森他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洞见：政府与市场是一体的，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市场繁荣，政府的财政税收就稳定，合法性就有保障；市场萧条，政府财政就入不敷出，自身地位就会动摇。奥尔森认为，来自市场外部的政府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但干预是有底线、有限度的，它绝对不会以繁荣为代价来压迫社会，因为，归根结底小社会对国家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可见，如果说政府规模大小取决于国家的人口、面积、经济社会复杂程度等地理因素，那么，如果要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政府首先必须是“释放市场活力”，能够有效地保护个人权利和维护市场规则。连岳“能释放市场活力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基本上是奥尔森“强化市场型政府”的通俗解读版。连岳说：“民主并不是更好的体制，而是更坏的体制，它并非雅典的光荣，而是雅典的堕落，我们如果施行欧美式的民主，也将堕落。”这句话将雅典的民主与现代代议制民主划上了等号，但事实上二者早已不是一回事了。雅典民主，今天看来，的确是民主的幼儿期，但和同时代的斯巴达政体相比，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进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苛责2000多年前的古人。至于古典民主，到底是雅典的光荣，还是雅典的堕落，这个恐怕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首先，古典民主肯定是雅典的光荣。包刚升老师在《民主的逻辑》一书中总结了雅典民主时代的三大成就，分别是：· 哲学、科学与文学上令人惊叹的成就，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三哲”足以让绝大多数文明望其项背；· 适龄儿童接受学校博雅教育。即便今天，很多国家也还没有做到博雅教育。包刚升老师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与雅典的民主政体密不可分。如果雅典民主真如连岳说的不堪，今天我们提及西方文明时，也不可能“言必称希腊”。其次，雅典民主的局限性，的确加速了雅典的堕落。《民主的逻辑》一书，总结了雅典民主的三大局限：此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民主在西方一直都是邪恶的化身。英国思想家弥尔说：“以对付野蛮人而言，专制就是合法的。”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民主也会进化。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开始给雅典民主打补丁，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补丁，分别是法治与代议制，逐渐形成了连岳文中的“欧美民主”，也就是进化后的现代民主。连岳将现代民主等同于雅典民主，从逻辑上，应该叫偷换概念，从政治学原理上，忽视了现代民主给雅典民主打的两个补丁。从包刚升老师《民主的逻辑》一书中，不难发现这两个补丁及其特点：法治不仅仅是王在法下，权力要受到约束，民众也必须在法下，既要防君主的暴政，也要防民粹。显然，法治首先是限权的宪法之治。法治不仅约束权力，还要限制民主，因为自由高于民主。比如，哈耶克就曾明确指出：人类有三大价值不能用多数人同意来投票决定：和平、正义与自由，而且，私产（包括生命权）高于民主。表面上，现代民主依旧保留着雅典时期一人一票的特征，但是与2000年前不同的是，民众的意志已经不能直接转化为国家意志，而是通过选出有专业政治才能的代表来参政。简而言之，民众必须选举一个代表替自己发声，比如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选举一次，美国参议员每六年选举一次，选举结束之后，民众就失去发言权了，哪怕选上来的人十恶不赦，也应该通过法律制裁，而不是民众愤怒的选票。可见，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只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上的“一人一票”了。人们常说，西方经过上千年的思考与实践，驯化了君主，实际上，民主也被成功的驯化了。正如包刚升老师在《民主的逻辑》一书中发问：“民主固然可能侵害自由，但与民主相比，非民主政体更能促进自由吗？”小前提错了，结论自然也就错了，但即便抛开小提前，连岳的结论“君主制下的市场经济会发展得更好”，本身也是错的。因为现代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而非对立关系。
已故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说：“如果没有现代民主制度，光发展经济，就等同于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而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高速公路。”在书中，杨小凯曾以三组对比案例，说明君主制下的市场经济只会走向崩溃。
18世纪的英国，率先建立了“王在法下”的政治制度，税法很公平，人人都要交税，英国政府有财力投入公共事业维护市场经济，经济得以繁荣。相比之下，法国是君主制国家，税率虽然很低，但非常不公，特权阶层几乎不用交税。当政府财政困难，国王路易十六一意孤行要提高税率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法国从此陷入百年动荡。晚清洋务运动秉持“中体西用”，按照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思路发展经济，结果经济成果按照与权力的距离远近，被瓜分殆尽，最终甲午战败，洋务运动宣告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首先是全面学习西方，限制天皇权力，保护私产，最终国家转型大获成功。南美资源丰富，却落后动荡，而北美资源贫乏，却繁荣富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南美国家军政府当道，结果贫富差距严重，经济活力尽失；与此相反，北美则是权力制衡的政治模式，国家机会主义无法生根，自由市场经济才得以蓬勃发展。杨小凯认为，权力不受制约的“君主制”模式之下，私人产权得不到保障，经济增长只会助长国家机会主义，长此以往，自由市场被蚕食殆尽，社会失去活力，最终陷入后发劣势！人类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君主制促进市场的局面，比如统一前的德意志地区，但主要是小国寡民，权力有限的君主。
可见，现代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双翼，缺一不可，而君主制与市场的逻辑从根本上无法兼容，即便短期凭借其动员能力，可获一时繁荣，但就长远而言，必然无法持续，更不可能得出连岳的结论。现代民主与市场经济，是“捆绑”在一起的，要么全选，要么都不选，绝对没有二选一。连岳老师既要市场经济的自由与繁荣，还要君主制下的高效率，这是一种基于认知盲区的贪婪。作为资深专栏作家，连岳先生曾写过不少好文章，影响了上千万的读者。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不更新迭代自己的认知，无论过去取得多大的成就，难免会说出贻笑大方的话。假如连岳能在写文章前，随便翻翻本文提及的几本书，相信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实际上，不仅仅是连岳，对现代文明很多常识性问题的理解，很多人也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人人都渴望拥抱文明，但是，这首先需要每个身处其中的人，完成对基本理念和常识的训练，并且不断影响身边的人，否则，不仅会犯错误，还会犯大错误。为此先知书店将本文反复提及的作品，制作了一份书单，您可点击下图，一键收藏，购书即赞赏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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