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作诗的几大硬伤：逻辑谬误和伦理盲区
近日，谢作诗先生及其粉丝在与奥派的论战中，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执着与选择性失明。
他一边坚称自己“奥派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东西，我是认同的”，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奥派”，一边却反复纠缠于奥派方法论中一个被其误读的概念——“最大化”，并将其视为奥派的“逻辑硬伤”。
他把奥派基于价值排序选择心理收益最大化的行动逻辑，等同于他的约束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
他声称奥派“不重视约束条件”，学问缺乏解释力，并再次推崇所谓的“芝加哥学派”架构。
更为甚者，他还持有“一边支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边支持政府对公域的管理”这种在奥地利自由意志主义看来自相矛盾、不可接受的立场。
这等表现，与其说是真诚的学术探讨，不如说是对奥地利学派核心思想的持续误解、刻意回避和根本背离。
谢先生所谓的奥派“硬伤”纯属子虚乌有，而他自己的体系，恰恰在最关键的方法论和伦理基石上，存在着无法辩护、令人震惊的巨大硬伤。
第一部分：戳破方法论的泡沫——“最大化”的迷思与奥派逻辑的坚固
谢先生对奥派方法论的攻击，始终围绕着“最大化”这一概念。
他固执地认为，如果奥派的基础公理——人类是出于特定目的而行动的（Human action is purposeful behavior）——中不明确包含“最大化”这个词，那么在后续的理论构建中，尤其是涉及“机会成本”时，就不应出现“最高价值”这种带有“最大化”意味的表述。
他将此视为奥派逻辑上的不一致，是“硬伤”。
这等批判，暴露出谢先生对奥地利学派人类行为学的无知和僵化理解，以及其思维可能被新古典经济学中某种狭隘的“理性人”模型所束缚。
奥派的人类行为学，由米塞斯系统阐述，其基石公理并非关于人类如何“计算”或“优化”，而是关于人类行动的本质属性：行动是有意识的，是有目的导向的，旨在通过改变现状（不适状态）达到一个行动者主观上更偏好的（更舒适的或实现某个目标的）未来状态。
这个公理的强大之处在于其自证性或回溯不可辩驳性（Apodictic Certainty）——任何试图否认人类行动有目的的论述本身，都必须是出于某个目的（例如说服听者），从而恰恰证明了行动的目的性。
从这个基础公理出发，奥派通过逻辑演绎构建了其经济学体系。
关键在于，“有目的的行动”必然蕴含了选择（Choice）和偏好（Preference）。
面对稀缺的手段和多样的目的，行动者必须做出选择。而选择，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反映了行动者在那一刻的主观价值排序。
他选择了在他看来价值最高（或能最有效缓解不适感）的路径，而放弃了其他路径。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正是从“有目的的行动”、“稀缺性”和“选择”这些基本要素中逻辑必然导出的概念。
它被定义为：由于采取了某个行动，而不得不放弃的、所有备选行动中主观价值最高的那个行动的价值。
这里的“最高价值”，描述的仅仅是行动者在做出选择后，其行动所揭示的（revealed preference）或逻辑上必须承担的代价——即他为了得到所选之物，而舍弃的那个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替代品。
谢先生的错误在于，他将“最高价值”这个描述选择后果的逻辑范畴，等同于那种预设行动者具备完美信息和无限计算能力、能够求解复杂数学函数的“最大化计算过程”。
奥派并不需要假设行动者在行动前运行一个“最大化程序”。
奥派只是说，既然行动者有目的地选择了 A 而非 B 或 C，那么从逻辑上看，A 在他主观上被置于了比 B 和 C 更高的位置；如果 B 又比 C 更高，那么放弃 B 就是选择 A 的机会成本。
这里的“最高”是基于行动者已然存在的、内嵌于其行动中的主观排序，而非一个需要独立作为公理预设的“最大化目标函数”。
试举一例：一个人走渴了，看到前面有杯水和一杯果汁。他拿起水喝了。
奥派分析：他采取了“喝水”这个有目的的行动（为了解渴）。
他面临选择（水或果汁）。他选择了水，这意味着在那个瞬间，在他主观上，喝水比喝果汁更能满足他的目的或带来更大的主观满足。
喝果汁便是他放弃的“最高价值”的替代方案——即机会成本。我们不需要假设他大脑里计算了“喝水的效用值=80，喝果汁的效用值=75，不喝=30，所以他选择80”，才得出这个结论。他主观的偏好排序（水 > 果汁 > 不喝）就足以解释。
机会成本的概念，描述的是这种主观排序和选择行为在面临稀缺时的逻辑结构。
谢先生将这种逻辑演绎过程中的概念属性（如选择必然涉及放弃次优项）误解为需要一个独立的“最大化”公理，恰恰暴露了他对奥派从行为公理到经济范畴的演绎方法缺乏理解。
这不是奥派的逻辑硬伤，而是谢先生理解力的硬伤。
他的批判，就像是批评几何学中“点”没有大小的公理，却在证明三角形面积公式时出现了“面积”的概念，然后声称这是几何学的逻辑硬伤——完全不搭界，是混淆了基本定义和推导结果。
第二部分：粉碎“不重视约束条件”的谎言：奥派对约束的动态与深度洞察
谢先生另一个站不住脚的指控是奥派“不重视约束条件”。
这不仅是错误的，更是荒谬绝伦。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恰恰是对在真实、复杂、多维度约束下人类行动和市场过程的深刻分析。
奥派所重视和分析的约束，远比静态模型中的数理参数丰富得多：
1、时间约束（Time Constraint）： 这是奥派理论的基石之一。
所有行动都在时间中展开，生产需要时间，消费发生在特定时点，对未来的预期影响当下的决策。
时间偏好率（Time Preference）——对眼前满足和未来满足的主观权衡——是奥派理解利息、资本形成、投资、储蓄和经济周期的核心概念。
奥派的资本理论强调资本品的异质性和生产结构的时间维度，这正是对时间约束的深入刻画。
2、知识约束（Knowledge Constraint）： 受哈耶克思想的深刻影响，奥派强调知识是分散的、主观的、地方性的和不完全的。没有人能掌握进行计划经济所需的全部知识。
市场过程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是一个发现和利用分散知识的机制（价格信号、企业家警觉）。对知识约束的认识，是奥派批判计划经济、强调自由市场自发秩序的关键。
3、不确定性约束（Uncertainty Constraint）： 奥派区分可计算概率的“风险”和不可计算、真正的“不确定性”。
人类行动发生在不确定的未来，企业家利润和亏损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下，因对未来市场状况的判断是否正确而产生的。
不确定性是市场动态调整和企业家功能的根本原因，远比在模型中设定一个概率分布要复杂和深刻得多。
4、资源与技术的稀缺约束（Scarcity of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这是任何经济学都必须面对的约束。奥派将其内嵌于行动公理的应用中，并进一步分析在产权明确的市场中，价格如何反映这种稀缺性，引导资源配置。
5、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产权制度、法律规则、契约执行、道德规范等，这些都是影响行动者激励和互动方式的关键“约束”。
奥派认为，清晰和受保护的私有产权是市场有效运作的最根本制度约束。政府干预（如税收、管制、货币发行垄断）则构成了对市场过程的扭曲性约束。
奥派的分析重点，恰恰是探究在这些复杂、交织、动态变化的约束条件下，人类如何通过自愿互动形成市场，企业家如何发现机会，价格如何传递信息，以及自发秩序如何演进。
奥派对约束条件的理解是过程性的、动态的、嵌入人类主观认知和行为中的。
指责奥派“不重视约束条件”，简直是颠倒黑白，对奥派核心理论的蓄意抹黑。
第三部分：无法回避的伦理绞索——支持私产神圣不可侵犯与支持公域管理的致命矛盾
现在，我们来谈谈谢先生体系中最致命、最无法回避的伦理和逻辑硬伤——他一边支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边支持政府对公域的管理。
这一点，在以坚定捍卫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奥地利自由意志主义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自相矛盾，是其体系在伦理基石上的塌陷。
罗斯巴德等奥派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正当的财产权来源于两个基本原则：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每个人合法拥有自己的身体和劳动）和首次使用者原则/劳动混合原则（第一个将自己的劳动混合到无主资源中的人合法拥有该资源）。
在此基础上，所有后续的合法产权转移只能通过自愿交易（赠予、交换）进行。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公共领域”或“公域”，在奥派看来只有两种可能：
1、真正无主的资源： 如果某个资源从未被任何人合法地通过劳动混合或自愿交易获得，那么它是无主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首次使用者原则将其私有化。
2、被国家以非正当手段攫取的财产： 绝大多数现实世界中的“公共财产”，并非通过首次使用者原则或自愿交易得来，而是国家通过税收（强制征收私人财产）或武力（征服、没收）获得的。
在奥派看来，这种获取方式缺乏正当性，因此国家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既然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正当性来源于自我所有权和劳动混合原则以及随后的自愿交易，那么任何未经所有者同意而对其财产进行的干涉或剥夺，都是对这一神圣性的侵犯，都是不正义的。
现在来看谢先生的立场：他声称支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至少在口头上）。然而，他同时支持政府对“公域”的管理。
政府对“公域”的管理，必然涉及对这些财产的使用、规划、收费、禁止他人使用，乃至为了管理“公域”或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对周边私有财产施加限制或进行强制征收（compulsory purchase）。
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逻辑断裂吗？如果你真心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你怎么能支持一个实体（政府）去管理那些并非通过正当程序（首次使用者或自愿交易）获得的、并且其管理行为本身就可能侵犯私人产权（如通过规划限制私人用途，或以“公共利益”为名进行强拆）的财产呢？
支持政府对“公域”的管理，恰恰暗含了对以下某种奥派所反对的观点的默许：
1、国家拥有对某些财产的合法所有权，且这种所有权不来自奥派认可的正当来源。
2、存在某种高于个体私有产权的“公共利益”，国家可以代表这种利益来管理财产，甚至在必要时牺牲个体私有产权。
这两种观点，都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直接冲突。
如果你承认国家可以基于非正当来源拥有和管理财产，甚至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侵犯私有财产，那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就失去了其绝对的伦理和法律意义，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更高权力或更大利益践踏的相对概念。
这正是奥派自由意志主义坚决反对的！
谢先生这种“两头站”的立场——一方面用奥派的语言谈论私有财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默许甚至支持国家对“公域”的强制性管理——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硬伤，更在伦理上暴露了他体系的根本脆弱性和机会主义倾向。
他似乎没有认识到，一旦为国家在财产问题上打开方便之门，哪怕是在所谓的“公域”或“产权不清”的幌子下，最终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所有私人产权的侵蚀和破坏。
以下是谢作诗支持“强拆”的原文：
支持强拆（任何非自愿性质的），正是这种逻辑硬伤在现实中结出的最丑陋、最血腥的果实。
他在回应中对我们关于强拆的批评避而不谈，现在又提出支持政府对“公域”的管理，这恰恰证实了我们的判断：他对个体权利和产权的承诺是有保留的，是可以为了某种他认为合理的“公共”目标而牺牲的。
这与奥派自由意志主义以个体权利为绝对基石、将国家视为对这些权利的潜在威胁的立场，存在着一道基于第一原则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第四部分：持续回避的关键：过程、货币、国家——奥派体系的广度与深度
除了上述核心的方法论和伦理硬伤，谢先生还持续回避了我们在最初的批评中提出的其他重要理论差异：
奥派对动态市场过程、企业家精神和自发秩序的强调，对货币本质（市场演化商品 vs. 国家强制法币）及其被国家垄断导致通胀和经济周期的深刻批判，以及对国家在经济中作用的极度警惕甚至主张无政府资本主义。
他宁愿在关于“最大化”的细节上纠缠不清，也不愿触碰这些构成奥派体系独特性的关键领域。
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一旦深入这些领域，他所谓的“95%认同”将立即土崩瓦解。
他的体系，似乎并未真正消化奥派在这些方面的深刻洞见，或者说，其自身框架（无论是他声称的“芝派”还是自创的体系）在这些方面与奥派存在着显著甚至根本性的差异。
1、奥派的动态过程分析，批判了新古典静态均衡模型的局限性，强调现实世界的调整、学习和发现。谢先生似乎仍陷于静态比较和模型计算的思维中。
2、奥派对国家货币垄断的批判是其经济周期理论和对政府干预批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谢先生不能正视并批判国家法币体系的强制性和破坏性，他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就与奥派相去甚远。
3、奥派对国家角色的极度怀疑，源于对权力的本质及其侵犯自由倾向的深刻认识。支持政府对“公域”的管理，已经显示出谢先生对国家权力边界的理解与奥派存在根本差异。
他对这些关键领域的持续回避，进一步证明了他对奥派体系的理解是碎片化的、表层的，或者说，他仅仅接受了奥派中一些与他原有框架不冲突的表述，而忽略了构成奥派真正力量和独特性的核心逻辑和伦理。
第五部分：所谓的“兄弟”与“名门正派”：包装下的实质性分歧
谢先生在争论中多次提及“兄弟之间”、“两大名门正派”等说辞，试图营造一种内部探讨的氛围，并似乎想借“名门正派”的光环来拔高自己或其所代表的体系。
然而，这种修辞无法掩盖实质性的、根本性的分歧。
当分歧触及伦理底线、权利原则和逻辑一致性时，这已经不是“兄弟”之间可以轻易调和的意见差异，而是原则问题上的对立。
一个支持个体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学派，不可能与一个为强拆、为国家任意管理财产寻找理由的体系真正地“和睦相处”。
这并非“品味不同”，而是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野。
将这种深刻的分歧轻描淡写为“兄弟之争”或“品味问题”，是在消解批判的严肃性，回避问题的本质。
真正的学术探讨，即便尖锐，也应聚焦于逻辑的严谨性、证据的说服力以及理论的解释力与伦理基础，而非诉诸身份、排名或人情。
结论：谢作诗先生体系的真正“硬伤”所在
谢作诗先生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回应，非但没有驳倒核心批评，反而通过其对方法论的误读、对核心伦理问题的顽固回避以及自相矛盾的立场，进一步暴露了其体系的多重硬伤：
1、方法论的硬伤： 对奥派从“有目的的行动”公理演绎出“机会成本”等概念的逻辑链条缺乏理解，将概念属性与模型设定混为一谈，其关于“最大化”的批评完全基于误读。
2、伦理的致命伤： 对个体权利（尤其是私有财产权）缺乏绝对承诺，试图将其工具化或在实践中妥协，并无法正当辩护为强拆这种暴力侵犯私有财产的行为，以及支持政府对“公域”的管理这一与私有财产神圣性相矛盾的立场。这是其体系最根本、最令人震惊的缺陷。
3、理论理解的局限性： 回避了奥派在动态市场过程、货币理论、对国家本质等方面的核心洞见，表明其对奥派体系的理解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4、逻辑的硬伤： 一边宣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边支持政府对“公域”的强制性管理，并为强拆辩护，这是其体系在财产理论和国家角色认知上最直接、最巨大的逻辑矛盾。
谢作诗先生所谓的奥派“硬伤”，不过是他未能理解奥派体系的表象。他自己的体系，恰恰在最核心的伦理基石、最基本的逻辑一致性以及对个体权利的坚定承诺上，存在着无法弥补的巨大且危险的硬伤。
奥地利经济学，特别是其自由意志主义分支，以其坚实的人类行为学公理、严谨的逻辑演绎以及对个体自由和私有产权的坚定捍卫而著称。
它不可能与一个在伦理上模糊不清、在产权问题上立场摇摆、甚至为国家暴力侵犯私人财产寻找借口的体系相兼容。
谢先生的论述，充分说明了他与真正的奥地利自由意志主义学派之间，存在着一道基于原则、逻辑和道德的、无法跨越的鸿沟。
无论他如何宣称“95%认同”，那剩下的“5%”，恰恰是区分真假奥派、区分自由与强制、区分正义与不正义的全部所在。
而为强拆辩护（无论任何非自愿交易的情形下），支持国家对“公域”的强制管理，正是这“5%”中最肮脏、最不可接受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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