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问答：为什么古代王朝无为而治容易走向盛世？
文 | 熊逸
张是之按：本文是熊逸在得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中的周末问答。熊逸老师经常提哈耶克，虽然还没有听他聊起过米塞斯，但他的思想认识已经非常非常「奥」了，你可以看下他这篇周末问答，甚至可以说已经接近「无政资」的理念了。专栏我已购买，本文仅供学习交流使用，文末也有专栏二维码，喜欢也可以购买支持熊逸老师。
读者的问题：
刘朔请问熊老师，古代王朝只要不是面临严峻的外部入侵压力，同时内部人的矛盾不是太大，那么君主只要“无为而治”就能得到一个盛世。那么“文景之治”是否也是因为这父子两代人的统治合法性不是太充分，不敢太折腾，所以被迫无为而治而得到的一个“副产品”呢？
以下是熊逸老师的回答：
大体上说，确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从政治角度讲，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不要在同一时间得罪所有人。从经济角度讲，“无为而治”呼应着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政府和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
我们重点说说经济上的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当时不但道家哲学高度认可，儒家哲学也一样高度认可。这其实是由小农经济的特点决定了的：你种你的一亩三分地，我种我的一亩三分地，对分工协作的需求并不太高。这样一来，每家每户自己种，自己收，自己吃，每年打下来的粮食如果完全自主支配的话，可想而知劳动积极性会有多高。而且，自家的地是什么状况，自家的种子又是什么状况，自己心里一清二楚，并不需要有个皇帝或者政府站出来指手画脚。
站在自耕农的角度来看，皇帝和政府的出现只会给自己添乱，一会征税了，一会把自己弄走服劳役、服兵役了，三天两头瞎折腾。拿庄子的道理来讲，就好比一棵小树，不用去管它，它自己就会吸收天地之精华，努力向上，茁壮成长，但如果今天翻翻土，明天剪剪枝，反而容易把它折腾死。
要想让它活得好，很简单，别管它就是了。这种政治理念，就属于最极端的无为而治，认为君主和政府都是有害的，而正因为都是有害的，所以都是多余的，只有无政府的土壤里才能孕育出最美好的社会。
这种政治理念，你可能觉得乍一听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但越琢磨越感觉不大对劲。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它仅仅描绘出一种理想状态，却和现实世界合不上拍，或者说根本就没法解释现实世界。
假想一下：如果真的把君主赶跑了，把政府解散了，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古今中外已经有很多无政府状态的实例已经可以告诉我们问题的答案了：社会马上又会形成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也许很松散，但无论如何都会形成层级秩序，就像随机把一群狼弄在一起，很快就会出现头狼，形成一种奇妙的秩序。
人在天性上是群居动物，一旦成群就会自然形成组织结构：有人发号施令，有人俯首帖耳；有人事事都要自己拿主意，有人事事都要找别人拿主意；有人遇到困难就迎难而上，其他人自然就会追随在他的身后，有人遇到困难就怨天尤人，注定就被排挤到社会边缘。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汉帝国，如果皇帝彻彻底底地“无为而治”，政府也不存在的话，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呢？大概率上，饱经战乱的老百姓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在一个个局部形成自组织。
在组织内部，每个人虽然还是要为公共福利做奉献，但负担一定比有皇帝，有政府的时候轻得多。事实上，就在东汉晚期，社会就已经呈现出这种状态了，地方豪族庇护当地百姓，从农业生产到武装防御，做得有模有样，即便面对声势浩大的黄巾军都有相当程度的自保之力。
当然，如果没有黄巾军造反，没有匈奴打劫，地方自组织的日子可以非常好过。
你可能要问：如果爆发了严重的水旱之灾，地方自组织难道也有能力独自抗灾吗？
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比如黄河决口，淹了几十万人，把河边一个几千人规模的模范宗族彻底淹了，宗族里的幸存者们要想在得不到外部救济的情况下独自开始新生活，确实难度太高，这时候如果看到了朝廷派来的带着满满的赈灾物资的钦差大臣，一定会热泪盈眶，叩谢皇恩浩荡。
如果皇帝下诏，征发全国几十万劳工修渠治河，老百姓也会深切体会到这种级别的人力动员，这种浩大的土建工程，是小国寡民的自组织社会无论如何都不可想象的。
偏偏古代中国的水灾问题实在太严峻了，治水因此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治水不但要动员海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必须形成大规模的协作，这种大规模的协作必须要有自上而下、令行禁止的集权式组织结构才能保障，这就意味着，古代中国过于严峻的水患问题催生出了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
1957年，犹太裔的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出版《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详详细细论证出这个“治水社会”理论。在魏特夫看来，西方社会的水灾问题远没有中国那样严峻——想想也是，莱茵河、多瑙河什么的，哪个能跟黄河相提并论呢——所以，西方也就很幸运地不曾形成所谓“治水社会”，因而也就不曾形成专制主义。
魏特夫的这部书，中译本出版于1989年，在中国学术界激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在第二年就开始组织专题讨论会了，1994年又组织了一次，成果汇集起来，就是一部《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时隔几十年，今天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回顾这段公案。魏特夫有一点说得没错：大规模的工程项目要想做得成，确实仰赖于严格的劳动纪律，严明的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这就像大军团作战一样，不但必须令行禁止，也必须官大一级压死人。
但魏特夫有两件事解释不了：一是“治水社会”的模式如果真的对古代中国如此生死攸关，那么周朝运行了好几百年的封建制又该怎么解释呢；二是即便进入秦汉帝国，黄河决口，泛滥成灾，皇帝和政府其实也照样可以“无为而治”。
当然，对灾民还是能救济就救济，不然的话，只要放任大家逃荒就行，刘邦不是就有过过这种政策么？至于黄河决口，就由着它决口好了。
听上去是不是特别匪夷所思呢？然而事实上，汉武帝时代确实有20多年间都在奉行着这样一种“无为而治”的态度，始作俑者是丞相田蚡。当时黄河南岸决口，灾情严重，而田蚡的封邑在黄河北岸，这就意味着，南岸灾情越重，北岸的良田就越能升值，而一旦把垮掉的堤岸堵上，下一次黄河如果冲垮北岸的堤坝，田蚡的私人财产就要遭殃了。
所以田蚡大人有充足的理由让政府打消治河的念头。当然，脏心烂肺的小九九不能直接抖搂出去，但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不难找：江河决口乃是天意，一旦拼着人力强行去堵，那不就是逆天么？占卜专家们也果断站在了丞相一边，黄河决口还真就这样被置之不理了，而且一搁就搁了20多年。这20多年间又爆发过多次水患，但大汉王朝依旧屹立不倒。
这自然也就证伪了魏特夫的“治水国家”理论，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在彻底的无为而治的模式下，如果遇到了大型自然灾害，那就认命好了。像庞贝古城那样，不管搞的是怎样的政治制度，遇到维苏威火山爆发了反正都是团灭。
我们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在无政府状态下，贫富分化严重，众暴寡，强凌弱，人对人是狼，受侮辱与受损害的人没处说理，这样真的好吗？然而事实上，越是熟人社会，这种现象出现的概率反而越低。古代中国两千年多来始终有学者呼唤封建制，也正是基于这个道理。
熟人社会里的领主、老爷，比朝廷派来的地方官、税吏，通常来说对底层民众要温和得多。试想一下，好比你家搞装修，你找亲戚介绍了一个本地装修队，你敢不敢学周扒皮，用半夜鸡叫的办法去压榨这些装修工人？哪怕你天生一副蛇蝎心肠，但只要你不傻，就一定不会这么做。
即便在今天的很多县城，依然是熟人社会的模式，找工作全靠熟人介绍，一家企业无论是招一个人还是裁一个人，都不是照章办事那么单纯。在真实世界的剥削压迫里，很少会看到周扒皮模式，更常见的是包身工模式。
而包身工模式之所以成立，首先就要有“工业化”这个大前提，而这个前提在古代社会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要想正确理解剥削压迫之所由来，就必须理解周扒皮和包身工为什么是两码事。
那么，两千年来饱受诟病的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问题，难道不该归咎于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发秩序吗？我的答案是：确实不应该。
这种级别的贫富差异，虽然就是汉朝的社会现实，但之所以富人可以获取大量的土地，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皇帝赏的，二是政府高官拿到了高额的报酬，财富的唯一出口就是买田置地；三是商人赚到了钱，在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之下，这些钱的出路不可能是扩大再生产，而只可能是买田置地。大地主就是这么来的。
至于小地主，自古以来都是靠一代代人的勤俭节约，从牙缝里攒下来一点钱，再一点点买地。小地主模式属于自然经济，自发秩序，很难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至于大地主模式，那正是由皇帝和政府催生出来的问题。皇帝和政府非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反而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退一步说，贫者无立锥之地，真的就会流离失所，冻饿至死吗？一般来说并不会，他们会变成佃农，租种地主的田，给地主交租。不难想见的是，如果遇到了周扒皮这一类的地主，佃农大可以卷铺盖走人，给邻村地主打工去。
佃农的待遇，只可能由供求关系决定。我们可以看看黑死病之后的欧洲，劳动力严重短缺，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会保障，哪怕是国王颁布法令，严禁劳动力给自己提价，但供求关系摆在那儿，无论如何都禁止不住。反过来说，如果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力的价格一定会跌，这是拦不住的。
站在佃农的角度，给地主交租也是交租，给皇帝交租也是交租，能有多大不一样呢？通常来说，地主是熟人，大家世世代代纠缠在这片土地上，下一代还要纠缠下去，所以有事好商量，但皇帝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皇帝派来的地方官和税吏更是陌生人，捞一票就走，多挣表现好升迁。
这就是“公门里边好修行”这句话的制度背景，公职人员只要稍稍通通人情，发发慈悲，就能救无数人于危难。另一方面，给地主交租，物流都发生在本乡本土，损耗很小，而如果是给皇帝交租，免不了南粮北运，损耗惊人，而损耗最终由谁承担呢？
所以，假如佃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地主，而不是皇帝。那么，自耕农变成佃农，到底损害了谁的利益呢？很显然，损害了皇帝的利益，因为自耕农脱离户籍变成佃农，就意味着朝廷减少了相应的纳税人和劳动力，是可忍孰不可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