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反社会

原创漫天雪798 漫天霹雳Plus

哈耶克非常反感“社会”这个词，他在《致命的自负》中把“社会”这个词视为“被毒化的语言”之首，“成为我们整个道德和政治词汇中最能引起混乱的说法。”

原因在于，人们把这个词概念实在化了、人格化了，赋予了它一定的意志，一种意图或者计划。这就会将人引入歧途。

最荒唐的例子来自德国。社会一词的现代用法及其影响，从俾斯麦德国传遍全世界。到了纳粹时代登峰造极，“社会法治国家”、“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导致这些词失去了任何明确的含义且自相矛盾。哈耶克引述说，这就是“费边社的糊涂虫写的”。

哈耶克认为，现在，社会的，已经成为“好的”代名词，用来作为道德上正确的事物的名称。它开始是一种描述词，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一个指令。意思是，只要一件事情冠之以“社会的”名义，那么就成为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每个人都必须服从，谁不服从谁就是“坏的”。说“社会的”一词的人，必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当社会目标与个人目标冲突的时候，到底牺牲哪一边？如果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总是要牺牲个人，那么逻辑结果是，把每个人都牺牲了，还有没有“社会”？

所以当你听到有些人高谈社会如何如何的时候，一定要高度警惕，他的意思可能是，要牺牲你。

到底谁在代表社会？并没有一个独立于个人的“社会”的存在。社会不会行动，社会没有目标，只有个人才能行动，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在一些名词前面冠以社会一词，获得了使它所限定的名词变得毫无意义的力量。

芝加哥学派喜欢说“社会成本”，哪里来的社会成本，承担成本的总是具体的人。许多人都喜欢说“社会责任”，可是一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配偶、子女、父母、契约方负有责任，对社会有什么责任可言？所以听到有人让你“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你应当下意识地捂紧自己的钱包。

哈耶克说，“社会的”一词最糟糕的用法，就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不过是与人民民主同出一辙的语义骗局。这个概念使年轻一代的思想产生的错乱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它建议“社会的”一词，适用于减少或消除收入差别的一切事务。所以“社会的”一词的用意，实际上等于在要求分配公正。然而这同市场秩序，以及同人口和财富的增长甚至维持，都是难以共存的。“社会的”，实际上应当被称为“反社会”的。

因为，除了市场，没有人能够确定个人对整个产品贡献的大小，也无法确定应该给一个人多少报酬。这些人对创造财富的制度大加挞伐，而他们的生存恰恰是依靠这种制度。他们本身就对文明造成一个重大威胁。

但是无论如何，社会、社会的，这些词，已经广泛地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正本清源，精准地定义它，以防止误解。概念的混淆，是一切思考的大敌。

社会，就是劳动分工合作，是人们为了追求各自的目的而相互协调，而形成的人际关系交换网络。社会就是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替代自给自足的孤立状态，把人从动物状态，变成了社会状态。

绝不可以把社会这个概念实在化，没有个人之间的互动合作，就没有社会。社会没有生命、思想、不会行动，只有个人才有生命、思想和行动。

所以当我们说某种人或者某项政策“反社会”的时候，意思就是在说，这种行为会瓦解、破坏分工合作的交换网络，让人们重新陷入独立生存的孤立状态，向贫困化、野蛮化的方向靠拢。

最典型的，杀人、抢劫、偷盗，为什么是反社会的呢？就是因为它是用暴力手段替代和平合作的手段，不再有合作共赢，而只有“蒙田谬误”：一方之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

为什么要反对特权呢？就是因为特权的授予将把社会划分为高级种姓和贱民两个阶级，它不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因此减少了劳动分工和交换合作的机会，瓦解了社会合作。

为什么要痛斥管制和干预主义政策呢？也是因为，管制和干预必定创造出受益和受损的两个阶层，让人们无法自由地、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与他人合作，由此导致社会的解体。

我们说生产者的立场是反社会的，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市场经济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它不同情生产者。生产者的立场是重商主义的，价格越高越好，卖出越多越好，货币越多越好，利润越高越好，可是消费者从来不这么看。生产者往往是破坏社会合作的力量，他们总是基于自身利益，企图与权力结盟，获得权力的庇护，设置准入门槛，阻碍自由竞争，妨害自由贸易，获取垄断利益，以收割消费者。这就是减少了消费者与他人交换合作的机会，是与消费者为敌，因此是反社会的。

分工的原则，是决定宇宙生成和演化改变的伟大基本原则之一。人的社会，是一个心智的、精神的现象；它是人们有目的地利用一个普遍决定宇宙生成的法则，亦即，利用导致较高生产力的分工原则所造成的结果。

米塞斯说：在社会合作的框架里，社会的成员之间，可能出现同情心或友情，乃至彼此一体的感觉。这些感觉是人最愉悦、最高尚的经验来源，也是人生最珍贵的装饰；它们把动物类的人提升到真正是人的存在。然而，它们不是像有些人曾宣称的那样，导致各种社会关系的动因。它们是社会合作的结果，而且只在社会合作的框架内茁壮成长；它们不是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以前就存在的，它们不是衍生出各种社会关系的种子。

导致合作、社会和文明，以及把动物类的人改造成人性存在的，是下面这两个根本的事实：其一，在分工下执行工作，比独自工作更有效果；其二，人的理智能够认识这个真理。若不是存在这两个事实，人们彼此之间将永远都是死敌，各自为争取在自然界出现的一部分缺稀的生存物资供应、而成为不可调和的竞争对手。每个人都将被迫把所有别人看成是自己的敌人；他对满足他本人诸多欲望的渴求，将导致他和所有他的同胞产生不可和解的冲突；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发展出什么同情心或友情。

假设有这样一个世界，分工不会提高劳动生产力，那里将不会有什么社会。那里将不会有什么仁慈、善意的情感，将导致出现脱离道德和物质的双重匮乏状态。

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是社会分工合作的结果。其他条件不变，一个社会经济越是发达，人们就越是有同情心；一个社会经济衰退，反社会的行为就会增多。

所以我根本不相信，一个经济落后的地方的人们，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会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我也不相信，比如尼泊尔那种国家，能有什么岁月静好，他们的宁静祥和，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平静的海面下，暗流涌动，随时可能掀起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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